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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上关于“鲁迅风”的论争充满意气，在当时已多被诟病。正如一位时人所言，“在上海文艺界方面关于‘鲁迅风’问题的论争已经延长了一个半月之久。关于这论争的文章已经发表有数十篇之多。作家们费了无限精力，占了各报副刊不少宝贵的篇幅，可是这论争给与一般读者的印象恐怕只是意气用事和私人攻讦而已。大多数参加论争的作家似乎把论争过程中提出来的理论原则问题的检讨搁置一边，根本不曾企图来解答它”[1]。诸多论争当事人参与署名的《意见》也直言，“因为这争论从一开始就伏下了许多流弊的根基，这争论发展到后来，参加论争者离开了理论原则，忘记了共同的立场，变成个人的‘意气用事’了”[2]。  《鲁迅风》创刊目录 “意气用事”的争吵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鲁迅风”杂文阵地的丢失。孤岛初期的杂文，其阵地主要是报纸文学副刊，尤其以柯灵主编的《文汇报·世纪风》、王任叔、阿英先后主编的《译报·大家谈》、巴人主编的《申报·自由谈》为主。随着论争逐步进入个人攻讦，这些副刊开始被报纸停办。最先撤换的是巴人主编的《申报·自由谈》。巴人回忆说，当他看到阿英的文章以后，“就利用《自由谈》主编的权力，写文章在那里答辩起来了。一场论争。《申报》老板这回有话说了。争论不是《申报》的传统，而我居然论争了，侵犯了传统，‘可恶之至，应当何罪！’乃托人讽示我辞职。”[3]很快，巴人在1938年11月底就离开了接手两个月还不到的《自由谈》，由胡山源接编。阿英的编辑工作也在论争过后交给了于伶。但遗憾的是，即使换了主编，《大家谈》还是没能逃过噩运，在1939年5月18日与柯灵主编的《文汇报·世纪风》一起停刊了。三大副刊的撤换，使孤岛初期繁盛的杂文创作失去了主要的阵地。无论是胡山源接编的《自由谈》，还是杨晋豪、曾迭等主持的《镀金城》，都不再是杂文的天下。于是，直到《鲁迅风》的创刊，孤岛上“鲁迅风”杂文的创作才从文学副刊转移到文学期刊上来。 第二个后果，就是这场展开的关于文学问题的争论，并没有产生出有分量的理论思考。“‘鲁迅风’的论争，除了数十人联名的意见以及孙一洲先生的文章以外，自始至终就不曾有过理论底建设的论文”[4]。现在看来，持续了两个月的鲁迅风论争，真正有价值的文章只有三篇：发表于包括《译报周刊》、《译报·大家谈》等诸多报刊的《意见》；发表于《译报周刊》第一卷12、13合期的孙一洲（孙冶方）的《向上海文艺界呼吁》；另外一篇就是宗珏发表于《鲁迅风》第3期、第4期上的《文学的战术论》。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鲁迅风”的论争主要在报纸副刊，但“鲁迅风”的理论成果却是在论争结束之后的文学期刊上。成果不但指一份名为《鲁迅风》的刊物的创办，还有在文学期刊上出现的论争中仅有的三篇“理论底建设”文章中的两篇半（倘若同时发表于期刊和报纸的《意见》算是文学期刊半篇的话）。  孙冶方的《向上海文艺界呼吁》 三篇文章中，三十七位作家署名的《意见》是纲领性的文件，篇幅不长，用“一个主张”、“关于‘鲁迅风’的杂文”、“自我批判是必要的”、“我们的希望”等四个小节，为这场论争下了一个组织性的结论：应该立即停止论争，鲁迅风与非鲁迅风的杂文都有存在的价值，上海的文艺界应该在自我批判的前提下携起手来，组成统一的战线。孙一洲《向上海文艺界呼吁》发表的时候，正值鲁迅风论争的第二阶段，是较早的反思之作。孙一洲看到了论争中的理论探讨的缺失，但遗憾的是，他认为“显然，鹰隼先生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最伟大的革命文学家的文学遗产中重要部分之一——杂文——的重新估价问题”[5]，并说这个问题就是别人都没有抓住的中心问题。孙一洲的口气十分坚决，但显然属于“牵强附会的意见”[6]，与真正的中心问题相距甚远。因此，宗珏发表在《鲁迅风》上的文章就成了“鲁迅风”论争中最有学理的收获。 宗珏的《文学的战术论》上下两篇，分别发表在《鲁迅风》1939年1月25日的第3期和1939年2月1日的第4期。上篇题为《从“孤岛”杂文所看到的“鲁迅风”》，宗珏首先叙述了孤岛的文坛面貌。他认为由于环境的关系，孤岛大多数的文学都在作着尖刻的暴露和讽刺，而“在这一年中，在‘孤岛’上出现得最多的，却是这一类的杂文”，也就是“我主要指的是目前被名之为‘鲁迅风’的杂文”。接下来，宗珏开始分析“孤岛文坛之所以形成目前这种被称为‘鲁迅风’的杂文的趋势”的原因。在宗珏看来，这是有着“客观的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渊源的”，“而这根据，这渊源主要的也就是‘孤岛现存的客观环境’和内陆——我们的后方——的迥异”。在后方，大家可以为了抗战尽情歌唱，但在孤岛，周围始终有着鬼魅般的压力，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还能置疑鲁迅风的杂文的迂回曲折？同时，宗珏也不同意孤岛杂文界有着明显的“鲁迅风”与“非鲁迅风”的分野。“不论在形式上，在本质上我们根本就很难分辨那种是‘鲁迅风’和那种非‘鲁迅风’”，因此，在当时的孤岛文坛上，也就不可能有所谓“派系上底‘鲁迅风’”的存在。到了这里，宗珏的论述明显超出了仅仅围绕着“鲁迅风”打转的意气之争，他的眼光注视的是《鲁迅风》背后整个孤岛文坛的杂文风暴。“因为只有基于这样的观察，我们才能了解鲁迅先生的伟大，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从宗派主义的观点之上，来解释‘鲁迅风’”[7]。  宗珏《文学的战术论》 《文学战术论》的下篇是《从“鲁迅风”所看到的“孤岛”杂文》。依据上篇的分析，宗珏首先断定：“鲁迅风”代表着一种进步的倾向，回答了阿英所提出的“这种倾向的增长对发展前途是否要害”的质疑。他也不同意孙一洲对于中心问题的错误认定，重申阿英问题的重心“是在于论述‘鲁迅风’的倾向”。在宗珏看来，时代对于杂文的影响，首先应该关注的是杂文的内容，“不论是被采择的题材或者对象”，而不应该是“杂文的样式（明快或者曲折迂回）”。当仅从杂文的样式上来看的时候，孤岛的杂文大都是“鲁迅风”的，因为环境的关系使几乎所有的杂文作家选择了迂回曲折的战术，尽管因人而异有着不小的差别。但从杂文的内容来看的时候，孤岛的杂文则并不是阿英等人所谓的“鲁迅风”所能涵盖了。“这么一来，我们要考察孤岛的杂文，就必然得把‘鲁迅风’来看作广义的存在，否则无论从行文或战术来看，都没有一篇杂文，能合乎‘鲁迅风’的‘标准’”。根据这样的分析，宗珏在接下来的篇幅里，分析了孤岛杂文呈现的多样风采，尤其是所谓的“鲁迅风”六作家巴人、风子、文载道、周黎庵、柯灵、周木斋等人之间的差异。比如说最像鲁迅的风子（唐弢）“与其说是‘鲁迅风’毋宁说是‘巴金风’等”，都有意在言外之旨。  蛰居孤岛的郑振铎在《鲁迅风》发文 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引述宗珏的观点，并不是这篇论文已经无懈可击，至为完满，而是宗珏这位早期的京派文人撰写的文字，要比大批左翼文人的争论文字来得深刻，来得冷静。从这个意义上，《文学战术论》可说是孤岛“鲁迅风”论争中少有的理论收获，也是《鲁迅风》刊物对于“鲁迅风”的一个贡献。 自然，《鲁迅风》的意义并不仅是留下了一篇时人的理论文章。“《鲁迅风》出版后，不再为杂文要不要展开争论，除登了一篇《文学战术论》略算一下旧帐以外，各色各样的文章都有，真是杂的客观”[8]。在“鲁迅风”论争平息之后，《鲁迅风》的主要任务，就是刊登“各色各样的文章”的，承载孤岛杂文阵地的转移。  [1] 孙一洲《向上海文艺界呼吁》，《译报周刊》第一卷9期，1938年12月7日。 [2]《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译报周刊》第一卷12、13期，1939年1月1日。 [3] 巴人《<鲁迅风>话旧》，《巴人杂文选》第5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3月。 [4] 宗珏《文学的战术论·上》，《鲁迅风》第3期，1939年1月25日。 [5] 孙一洲《向上海文艺界呼吁》，《译报周刊》第一卷9期，1938年12月7日。 [6] 宗珏《文学的战术论·下》，《鲁迅风》第4期，1939年2月1日。 [7] 宗珏《文学的战术论·上》，《鲁迅风》第3期，1939年1月25日。本段以上引文均出此，不注。 [8] 巴人《<鲁迅风>话旧》，《巴人杂文选》第5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3月。 作者简介  王鹏飞，博士、教授。现供职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英国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博士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现代文学期刊、出版文化和新媒体研究。主要论著有《孤岛文学期刊研究》《海派文学》（合著）等，编选《出版学》《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之萧红卷、师陀卷、萧军骆宾基卷等。兼任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秘书长、高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 出版六家 六个出版人的小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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