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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的兴起，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精神觉醒时期”的思想内涵。从《庄子·天下》篇的“道术将为天下裂”到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再到刘歆的“诸子出于王官说”，无不在对先秦诸子学进行反思与总结。这些反思与总结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以何种形式归纳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如果按照诸子相同或相近的思想学说，把他们归为一个学派，那么，这个学派的最初创始人的思想又是如何产生的。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即构成了先秦诸子起源说。 在历史上有多种诸子起源的说法，其中，最有影响的两种说法是“诸子出于王官说”及其否定的说法。对这两种诸子起源说予以梳理，我们会发现，主张“诸子出于王官说”及其否定说法都不是绝对的。考察先秦诸子的起源，必须兼顾诸子时代的文化资源与其生存的现实境域等因素，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一、两种诸子起源说及其他 在先秦诸子时代，就有思想家开始关注到诸子起源问题。早期文献涉及诸子学的文本中，《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按照诸子共同的思想旨趣，对其分别加以评论。《韩非子·显学》比《庄子》《荀子》又前进一步，不但指出了儒家与墨家学派的创始人，还归纳了其后学的分支流派。由于战国时期诸子时代尚未结束，所以，《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文献对于诸子学的总结还不够完善，真正从学术史上全面总结先秦诸子学术始于汉代。 最早以学派归纳先秦诸子学的是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把先秦诸子归为阴阳、儒、墨、道、法、名六家。其后，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古代图书时，把“六家”扩展为“九流十家”。这种分类法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对《汉志》所载的“九流十家”说，有论者认为，先秦诸子本来不分“家”，只论“子”，所以，将“六家”“九流十家”作为讨论先秦秦汉思想史的基础话语，思想原型的状况有必要做出改变。这种对古代传统质疑的学术精神，有助于进一步反思先秦诸子的思想内涵及其源流，但是，目前学术界尚未建立起来一种新的研究先秦诸子的分类归纳法，而《汉志》的分类并不是如论者所言“造成对先秦学术思想史的误解”，而是带来了很多便利，如果我们现在抛弃“六家”“九流十家”概念，反而会引起表述上的混乱。因此，为了叙述与研究的方便，我们不妨暂且沿用《汉志》“九流十家”之说。 《汉书·艺文志》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著作，而且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亦堪称后世学术著作之楷模。《汉志》记述了刘歆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其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汉书·艺文志》）长期以来，《汉志》的这个说法在学者心目中是毋容置疑的先秦诸子起源论。 但是，《汉志》的“一家之言”在近代却遭到了严峻挑战。清代中后期，在国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下，传统中国与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发生了激烈碰撞，由此，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与春秋战国之际相比，这一转型期被赋予了更多的外来文化内涵。中国传统社会的落后与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差距，激发起具有民族文化自觉的学人的反思。在这种社会思潮下，许多中国古代的不易之论纷纷被质疑，尤其是以“疑古学派”对古史与古书的反思最具代表。对传统学术的检讨与批判无疑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其进步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这种时代特征却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学术研究。在新旧社会的交汇时期，一方面，新的思潮与研究方法以其迅猛的方式冲击着古代学术传统，力图把旧的传统打翻在地。另一方面，受旧学熏陶较深的学者在极力维护着古代学术与传统。这样，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史就不可避免的划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坚持旧说，一个是力倡新学。一般来说，接受过西式教育或西方思想的学者多提倡新学，或主张以新方法研究旧学。但亦有学者受传统文化晕染较深，虽游历泰西或东瀛，但仍然固守旧学，坚守古代传统，辜鸿铭、章太炎可谓其中的代表。但总体来说，对传统的批判与反思是近代社会的主要思潮。近代的诸子学研究就鲜明地体现出这样一个时代特色。 近代学者大多主张抛弃“诸子出于王官说”，其代表人物首推胡适。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深受其师实用主义学家杜威的影响。回国以后，胡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学术上，他大力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法。该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一时引领学术研究之潮流。在先秦诸子学研究问题上，胡适认为“诸子出自王官说”“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而后之学者乃奉为师法，以为九流果皆出于王官。”“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胡适先生的意思是，古代王官之学与诸子之学之间没有必然的学术关联，诸子学术乃自创，与周代王官之学无关。这种观点，不但把长期以来居于学术思想统领位置的儒家学派与其它诸子拉平，而且还对长期以来无人质疑的“诸子出于王官说”提出了严峻挑战。 除胡适外，当时钱穆、傅斯年、刘汝霖、冯友兰、吕思勉、蒙文通、金德建等人均质疑“诸子出于王官说”，虽然他们的表述有一定差异，但其设论前提都是建立在对“诸子出于王官说”的批判上。如金德建指出：“《汉志》判分诸子源流为十个家派，并且认为每一家都是出于某一种王官……诸子十家便出于十种官。这样的规定太刻板。除了儒、道两家外，其它各家便没有一定出于王官的可靠证据可寻。” 钱穆先生在为《古史辨》第四册所作的序文中，基本赞同胡适的观点，但与胡适稍有不同，他说：“先秦学派，不出儒墨两宗，而其得名所由，尽系当时生活之流品，与后起所谓道、法、名、阴阳、纵横、杂、农诸称绝不类，即此可定汉志九流十家之无据。而先秦学派渊源孔门，在前不容复有一为道家宗之老聃，事亦易见。” 胡适批判“诸子出于王官说”的时候，指责章太炎维护传统说法。他说：“今之治诸子学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于王官之说。此说关于诸子学说之根据，不可以不辨也。” “太炎先生《国故论衡》之论诸子学，其精辟远过其‘诸子学略说’矣，然终不废九流出于王官之说。”但只要仔细分析章太炎的诸子起源说，不难发现，胡适的指责并没有完全中的。为了行文的方便，兹录太炎先生诸子起源说如下： 《艺文志》云：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此特以周官司徒掌邦教，而儒者主于明教化，故知其源流如此。又云道家出于史官者，老子固尝为柱下史，伊尹、太公、管子，则皆非史也；唯管子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论卑而易行，此诚合于道家南面之术耳。又云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者，墨家祖尹佚，《洛诰》言：“蒸祭文王、武王，逸祝册。”逸固清庙之守也。又《吕览》云：“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是尤为墨学出于清庙之确证。又云，名家出于礼官。此特就名位礼数推论而知之。又云法家出于理官者，理官莫尚于皋陶。皋陶曰：“余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此颇近道家言矣。赞者，老子所称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襄者，因也，即老子所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也。庄子称“慎到无用贤圣、块不失道”，此即理宫引律断案之法矣。然《艺文志》法家首列李悝，以悝作《法经》，为后来法律之根本。自昔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皆当有其书，子产亦铸刑书，今悉不可见。独《法经》六篇，萧何广之为九章，遂为历代刑法所祖述。后世律书，有名例，本于曹魏之刑名法例，其原即《法经》九章之具律也。持法最重名例，故法家必与名家相依。又云：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今案，管子称述阴阳之言颇多，《左传》载苌弘之语，亦阴阳家言也。又云：农家出于农稷之官。此自不足深论。又云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者，此非必行人著书传之后代，特外交成案，有可稽考者尔。《张仪传》称仪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风俗通》云：“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更不知鬼谷之学何从受之。又云杂家出于议官者，汉官有议郎，即所谓议官也，于古无征。又云小说家出于稗官者，如淳曰：“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是稗官为小官近民者。” 从以上引文可见，章太炎对《汉志》“诸子出于王官说”的述评并没有完全赞同《汉志》的说法。他虽然赞同儒、墨两家出于王官的说法，但对于其它诸子的起源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如对法家起源问题，他说：“《艺文志》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余谓此语仅及其半。法家有两派：一派以法为主，商鞅是也；一派以术为主，申不害、慎到是也。惟韩非兼善两者，而亦偏重于术。出于理官者，任法一派则然，而非所可语于任术一流。”对于名家，章太炎则曰：“《汉书·艺文志》：‘名家者流，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余谓此乃局于一部之言，非可以概论名家也。《荀子·正名篇》举刑名、爵名、文名、散名四项。刑名、爵名、文名，皆有关于政治，而散名则普及社会一切事务，与政治无大关系。《艺文志》之说，仅及爵名，而名家多以散名为主。荀子因孔子正名之言，作《正名》篇，然言散名者多，言刑名、爵名者少。《墨子·经》上、下以及惠施、公孙龙辈，皆论散名，故名家不全出于礼官也。” 可见，章太炎并不是持完全意义上的“诸子出于王官说”。这也就意味着胡适对章太炎的批评并未切中肯綮。 当时，也有学者在胡适与章太炎的观点之外寻求新的答案。吕思勉先生试图对以往两种说法采取折中的态度，“诸子之学，《汉志》谓皆出于王官，《淮南要略》则认为起于就时之弊，盖一言其因，一言其缘也。”刘汝霖指出，诸子的起因绝不是简单的几句话所能说明的，大约有三个原因：“前代文化的结果，时代的需要，地理的关系”。“前代文化的结果”指诸子学与王官学之间的联系，“时代的需要”指现实需要对诸子学的刺激，“地理的因素”指地域文化对诸子学的影响。相比以往的说法，刘汝霖增加了对地理因素的关注。 从民国时期对于“诸子出于王官说”问题的争论看，无论是完全否定还是部分否定传统说法，都说明诸子起源问题已经到了重新检讨的时候。倾向于传统说法的学者，其思想中往往带有浓厚的历史文化优先意识，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积累与延续，关注了学术发展的延续性；主张完全否定传统说法的学者，在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冲突的背景下，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中国古代的传统学术文化，试图以“断裂式”的方式重建中国文化。无论哪种说法均无法摆脱时代的制约，或怀念旧学，或向往新学，均打上了深深的转型期时代的烙印。 吴高歌先生对诸子学与王官学之间的关系作了细致的梳理，他认为：“从学术根源上说，诸子出于王官合乎历史事实。但所谓‘诸子’中也有时代先后，后者之学术很可能受到前者之影响。诸子学的形成和发展既有对王官学继承的成分，也有子学之间互相淘评的作用。”“诸子学之渊源多与周代王官有关，尤其在战国时期以学术影响到政治与社会的诸子，多与《周礼·春官》系统的职官发生关系。阴阳家之源近于大史系统之‘冯相氏’、‘保章氏’。墨家之源近于巫祝之官，此二者都具有天官性质。道家之源则近于史官中职掌典册文书者，侧重在于民事。法家既与职掌刑法的理官，即《周礼》的司寇相关，又与职掌‘邦国之六典’的大史以及主司‘八柄’的内史之官有关。名家则可以上溯到礼官，相当于《周礼》中的宗伯……毫无疑问，诸子学中都包含着王官学的因子。”吴高歌的观点不仅把王官学视为诸子学的文化基因（这一点与吕思勉把王官学视为诸子学之“因”的说法有共同的旨趣），而且还注意到诸子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对于进一步探讨诸子学的起源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诸子学兴起的两个因素：古代文化资源与现实生存境域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有一个重要论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他说：“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历史是精神的历史，而精神就是价值，在历史学家的意识中，精神显现为思想，于是支撑历史学的价值就是思想价值。两位西方历史学家对思想史在历史学中的价值与地位特别重视。思想的传承必定有一定的载体，其主体就是古代文献。今天我们研究古代思想史，其依据主要也是古代历史文献。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文献的记载与保存。后人对文献的传流与解读也就构成了对古代思想的理解与诠释。 从编排方式上看，《汉志》继承了刘歆的《七略》。“七略”除了《辑略》外，其它“六略”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颜师古注曰：“‘六艺’，《六经》也。”但《六艺略》除著录“《易》《书》《诗》《礼》《乐》《春秋》”外，还著录了“《论语》《孝经》《小学》”，共九种。（《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按照先后顺序，著录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诸子十家”，诸子百八十九家。（《汉书·艺文志》）此外，先秦汉代著作还有其它“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四大类。从《汉志》的分类标准来看，《六艺略》与《诸子略》似乎是平行的目录。也就是说，儒家与其它学派处于同等地位。但《六艺略》中，除了《六经》，又有《论语》《孝经》等明确属于儒家学派的文献。所以，《汉志》对于儒家著作的分类态度与其它诸子实际上并不一致。这一点，从以下记载也可以进一步得到证实。 《汉志》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周礼·地官·司徒》：“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教官之属。”周代司徒官的职责与儒家的使命非常相似，皆以助人君、明教化为任。儒家教化的文本依据是“六经”，“游文于六经之中”，正是儒家学派的特质。《汉志》又曰：“（诸子）今异家者各报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这样，“六艺”与“诸子学”的地位就有了主次之分，六艺是主流，诸子学是六艺之分支与流裔。如果把儒家也视为诸子学之一种，那么，儒家也是六艺之流裔。这就与“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儒者以《六艺》为法”（《史记·自序》）相矛盾。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汉志》记载的这个矛盾呢？ 《汉志》首先以“六经”为儒家标识，而“六经”是诸子学共有的文化资源。但是在诸子学派中，只有儒家具有传承“六经”的文化自觉，这就使得儒家在学术资源的起点优先于其它诸子。但《汉志》又把儒家视为诸子之一。这种矛盾的说法，其背后正隐藏着儒家与诸子学术渊源的真正秘密。 “六经”是古代主要的学术文化资源，而儒家又与“六经”有密切关系，这显示出作为诸子学之一的儒家并不是与其它诸子处于同等的文化地位。儒家在与古代历史文化的渊源要比其它诸子更密切。在新旧制度的转换时期，孔子在传承古代文化的同时，又结合时代需求，对古代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价值转换。所以，儒家既与古代之“六经”有不解之缘，又与其后的诸子学一样，以一个学派的身份投身社会思潮中。但儒家毕竟与其它学派发生的时代不同。在“九流十家”中，儒家无疑是最早出现的学派。就此而论，《汉志》对儒家的定位非但不矛盾，而且显得十分准确。虽然在“独尊儒术”的汉代，《汉志》把《论语》《孝经》置于“六艺”中，多少显示了汉代重视儒术的痕迹，但同时，《汉志》追溯了儒家与古代学术思想的关系，又把儒家视为诸子学派之一，就学术思想史而言，这不能不说还是较为公允地还原了历史真面目。 值得注意的是，《汉志》在论述“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同时，并没有忽视诸子的生存境域与时代背景，其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汉书·艺文志》）可见，《汉志》并没有单纯强调“诸子出于王官说”。“诸子出于王官说”只是后人对《七略》与《汉志》的总结。《汉志》有关诸子学起源的说法本身就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诸子的古代学术资源，二是现实的生存境域。而这两个方面又可以分别追溯至《庄子》与《淮南子》。 《庄子·天下》篇认为古代道术尚未分裂之前的状态可谓之“一”。道术的载体即《诗》《书》《礼》《乐》等古代文化典籍。传承这些古代文化典籍的正是“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即儒家诸子。《庄子·天下》篇又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当“六经”分离之时，即百家学产生之际。“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百家往而不反”，“道术将为天下裂”。可见，《庄子·天下》篇把“六艺”作为古代学术文化“共同体”来看待。古代学术共同体解体之后，“六艺”散落民间，成为诸子百家共有的古代文化资源。《天下》篇接着说墨子、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惠施、桓团、公孙龙等人各得道术之一，并没有述略儒家的问题。在春秋战国之际，天下大乱，“六经”散于天下，“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我们可以把《庄子·天下》篇对诸子起源的论述概括为，儒家秉承了古代学术共同体的主体——“六艺”，其它诸子则继承了“六艺”之流裔。 《淮南子·要略》篇论古代学术的兴起多从时代需要处着眼，对大禹、周公，及管仲、晏子、申不害、商鞅思想的发生皆从现实需要寻找原因。胡适认为《淮南子·要略》篇的诸子起源说是“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但《淮南子·要略》篇在论述儒、墨两家的时候，却与其它学术之缘起稍有差异，“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儒家诞生在具有浓郁周代文化的鲁国，有浓厚的地域文化与古代文化共同体（周代礼乐）的色彩。墨家的出现正逢儒家势力兴盛期。墨子起初学于儒家，但对儒家倡导周代礼乐的做法非常不满，遂创立新说。可见，在儒家起源问题上，古代学术对儒家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其他诸子的影响。儒家既继承了古代文化共同体，又受鲁国地域文化的影响。而墨家的出现似乎就是为了批评儒家而生的。这种批评更多的来自墨家现实的救世需要。 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庄子·天下》与《淮南子·要略》对诸子起源的论述分别从古代学术共同体与现实需要两个方面着眼，但比较而言，《庄子》更强调古代诸子对古代学术共同体的继承方面，《淮南子》重点论述了现实社会对诸子思想的需求因素。但《天下》与《要略》这两篇文献在儒家起源问题上，都认为诸子中唯有儒家在古代学术传承与典籍传授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儒家传授古代文化与典籍的行为，必然有儒家认为的现实需要的理由。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儒家与诸子的起源问题，有着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 近代以来对“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反思，无论是跳出周代王官的束缚，重新寻求新的古代学术资源，还是从春秋战国的经济政治变革、诸子的地理分布入手，均不离古代学术资源与现实社会需要的这两个诸子学起源的关键因素，只是论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作者：孔德立，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 原载：《孔子学刊》第三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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