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写经书法艺术中，体会到佛教通过写经积累功德和体悟真理的目的，体会到佛教对于艺术的约定，离开了这些文化的考察谈写经书法的优劣，评判其艺术水平的高低，是没有意义的。  敦煌写经的艺术价值很高，部分写经书法体现了唐代书法较高水平，唐人写《金刚经》气象高古，肃穆静谧，小楷书体，法度谨严，笔法骨肉得中，意态飞动，在鸣沙遗墨中实推上品。而诸如此类的写经上乘之作，实在不少。经生们并非书法名家大师，无社会名利所累，无宗派的褒贬颂扬，书写状态自由宽松，无矫饰做作，不故弄玄虚，无意于书法创作而尽得书法风流。 唐代除武宗外历代崇佛，故而士大夫阶层写经作品也很常见，而书写《金刚经》以柳公权最为著名。《金刚经刻石》柳公权正书，刻为横石，共十二块，每行十一字，原石毁于宋。此为柳书早期代表作。其下笔精严不苟，笔道瘦挺遒劲而含姿媚;结体缜密，以纵长取形，紧缩中宫，开展四方，清劲而峻拔。
明代《金刚经》写作最受关注的当推董其昌。其人品拙劣，但其书法确有过人之处，随老年学佛，抄写了不少经典，但是每每字句缺漏，让人叹息，这本《金刚经》也是。由于董其昌所书《金刚经》为云栖寺遗物，乾隆六到云栖，都索览了董其昌所书《金刚经》。他的书法作品是经过哲思和禅思之后的心灵之迹，但长期以来对其书法艺术风格的评价却褒贬并陈。因此，探讨董其昌的人生经历和美学思想对研究他的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征明写经大多是字字珠玑、篇篇玉璋的精心构思之作。文氏书《金刚经》，行与行之间，都有清晰的乌丝栏，抄经在乌丝栏之内，整体上干净利落，十分可爱，这都是唐写经书法齐整划一的重要表现。但细观每一个字，都在四方块中极富变化，在字形中间部位的横划，多破锋直入，类同尖刀，收笔时稍事停顿，即作回锋，给人以迅疾、畅快之感。当然，这样单刀直入的笔法也是抄经速度上的要求所致。
有清一代以翁方纲的《金刚经》最为出色，翁方纲学识广博，对颜书、欧书和唐人写经、汉隶都下过很大的功夫。但他的书法艺术水平并不是很高的。他的书法讲究无一笔无出处，而自己的东西却很少。整幅作品用笔以圆润轻柔为主，没有丝毫方刚急躁的火气，从柔润流畅的笔意中，可推想作者书写时灵活的用腕。综观此作品，运笔沉酣，墨色浓厚，笔划丰满，筋劲骨健，妙得神韵，是他的精品之一。
民国李叔同的《金刚经》朴拙圆满，浑若天成。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一幅字为无尚荣耀。弘一与历史上的一些僧人艺术家存有差异，如智永和怀素，尽管身披袈裟，但似乎他们的一生并未以坚定的佛教信仰和恳切实际的佛教修行为目的，他们不过是寄身于禅院的艺术家，“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气质与浪漫。比之他们，弘一逃禅来得彻底， 他皈依自心，超然尘外，弘扬律宗而献身，是一名纯粹的佛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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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所留下来的《金刚经》写本，最主要是张即之和苏东坡。张即之多次书写《金刚经》，以日本智积院本为著名，抄经前精选善本，注明版本来源，卷末书以己言，表露其虔诚之心，俨然是恪守清规戒律，与黄卷青灯相伴的佛门弟子。其书法度谨严，用笔劲健圆润，笔势灵动飘逸，秀而不弱，清而不佻。但线条方硬，稍欠含蓄。
苏轼的《金刚经》一如其性情，是潇洒自如的行书。此帖用笔沉着、稳重、随意，通篇清新淡远、自然闲静，书作与严谨的唐楷大相径庭，不仅字形多欹侧而向左倾斜，且笔法自然不拘、多带行书意。有人说他的书法，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黄庭坚为之辩白，说这是以“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来看待苏书。也就是说，苏轼并不强调书法的严谨法度，即便楷书也是如此。他的行书，更是随行大小，肉丰骨劲，拙中藏巧，兼有颜真卿、杨凝式二家长处。
元代书《金刚经》的书家以赵孟頫最为出色。该作品外貌圆润而筋骨内涵，其点画华滋遒劲，结体宽绰秀美，点画之间彼引呼应十分紧密。外似柔润而内实坚强，形体端秀而骨架劲挺。与其晚年徜徉山水之间，潜心佛道之学关系莫大，后人要学其书法其实很难，不说过人的天赋，就是坎坷的经历和雄厚的文化积淀也很难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