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洲：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

行者aw7sg93q3w 20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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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伟洲，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提要

本文将中国边疆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认为在21世纪至今第三个时期的第二个阶段现代中国边疆学的构建已初见成效，国内学者对中国边疆学科的定义、内涵、架构及研究方法已基本达成共识，只是对历史上中国的边疆有不同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作者针对目前构建现代中国边疆学迫切需要做的工作提出了七点建议。

中国边疆学发展历程及其特征

中国边疆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1）萌芽时期，即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兴起的西北史地研究之学及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开始注重对边疆地区的研究。
（2）初步形成和发展时期，即20世纪30至40年代，以“边政学”为主的边疆研究，从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初步奠定中国边疆学基础。
（3）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边疆研究繁荣及重新构建现代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中国边疆学的萌芽时期。早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兴起的西北史地研究之学及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学界开始注重对边疆地区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边疆学的萌芽时期。当时清朝一部分有识之士，包括任职的官吏、文人学士，鉴于中原与西北边疆民族接触日益增多，迫切需要了解其情况以“安邦定囯”。因此，这一时期以西北史地及研究边疆民族、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论著、译著大量问世，涉及的领域构成了今天称之为中国边疆学的主要内涵。

第二个时期：中国边疆学的初步形成和发展时期。从清末“新政”到民国北洋政府时期，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深入，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中国近代化艰难的推进，西方近代文化也传入中国。其中，与中国边疆学相关的是，通过国内的精英（主要是留学生）将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20世纪30至40年代，在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侵华的抗战时期，中国的边疆地区首当其冲，为日本等列强侵略和宰割的对象。在民族和国家存亡的关头，全国各阶层，特别是国内有识之士，更加关注边疆，一时关于边疆的论著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发行，各种报刊均有关于边疆的报导和评论。笔者认为，这一时期边政学理论的构建和实践，是中国边疆学初步形成的时期。其特点是在当时边疆危机、民族存亡的关头，上自政府下至一般百姓均关注边疆问题，边疆研究蔚然成风。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已由过去传统历史学之下的史地之学，逐渐形成为由新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所主导，多种学科综合的新的学科—“边政学”。

第三个时期：中国边疆研究繁荣及重新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时期。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1979年改革开放，由于我们对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中国的边政学或边疆学并未得到重视和发展。但是，这一时期对边疆地区的研究仍在继续。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边疆研究又提上日程，以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名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专门机构为标志，边疆研究又开始逐渐走向繁荣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边疆研究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之交。这一阶段边疆研究虽然以“边疆史地”的研究为主，但重点逐渐向边疆的现实研究转变。主导这一阶段边疆研究的仍然是边疆史地之学，虽在实践上有所突破，然于中国边疆学本身的理论构建，除少数论著之外，却无多建树。第二个阶段从2001年至今，中国边疆研究更是处于繁荣时期，特别是处在西部边疆的新疆、西藏地区，“疆独”、“藏独”的分裂活动及合流，严重影响到该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边疆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再次凸现。这一切促使边疆研究重心转向边疆现实的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纷纷加入边疆研究之中，使原来以历史学为主导的边疆研究向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这一阶段，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实践，也开始起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正式出版了名为《中国边疆学》（第1辑）的刊物。作为重新构建的现代中国边疆学学科，可以说已从“呼之欲出”，走到了“初见成效”的阶段。

中国边疆学学科基本理论的构建

通观上述中国边疆学发展历程及特征，事实上，20世纪30至40年代的“边政学”已经初步奠定了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基础。笔者对21世纪构建的中国边疆学，称之为“重新构建的现代中国边疆学”。目前在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框架上已达成共识。这些共识，虽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和个别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其基本含义或精神是一致的。这些共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现代中国边疆学的定义（或称为概念、定位等）：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历史及现实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的一门综合、交叉的学科。它既是基础学科，也是实用学科。
（2）关于中国边疆学研究对象“中国边疆”的解读。首先，关于“边疆”的含义，学者有各种解读。按各类辞书及学者的通俗解释：边疆，“边境之地”，或是“靠近国界的领土”，“一个国家的边远地区”，或远离京师较远的领地，较远靠近国境的地区及地带等等。这都没有错。实际上，“边疆”的内涵极为丰富，且与边疆学综合、交叉学科的性质是密切相关的。
（3）关于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一般认为既然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综合、交叉学科，其研究方法应如马大正先生所说：“从研究方法言，是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需要补充的是，在研究中国边疆时，视其研究内容有时会偏重某一学科的方法，同时兼采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如研究边疆治理，则主要采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而兼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除了上述的共识之外，还有的学者以“底定边疆”、“经略边疆”为纲来认识和解释中国边疆学，均对研究中国边疆学有所启发。然而，对中国历史上边疆的认识，学术界仍有分歧，未取得共识。

笔者认为，古代中国至少从秦汉时起，就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也即是“多元一体”的国家，有统一和分裂，而至近代最终统一，形成为近现代的中国。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分裂时各割据政权都有自己的疆域和边疆，而且发生着变化。这即是古代中国的疆域和边疆，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地之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现今国内学者多持一种观点，即认为研究古代中国的疆域、边疆，不能用近代主权国家（即“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解析古代中国的疆域、边疆问题。近代主权国家，按西方学界的理论，主要由人民、领土和主权三要素构成，显然，古代中国或古代世界各国不能以此来解读其疆域、边疆问题，但是古代国家与近代国家都是国家，且近代囯家是由古代国家发展而来。用“国家”（或称之为“政权”“王朝”“汗囯”等）来解读古代国家的疆域及边疆问题，则应是合乎历史事实和科学的。
确定古代中国边疆的标准是什么？笔者曾在《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中提出：“只能用一个国际上也通用的标准，即行政管辖，即只有历史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管辖到的地方和民族，才是历史上中国的地方和民族。”当然，古代国家的行政管辖与近代主权国家的行政管辖不完全相同，但有行政管辖的范围，即疆界和疆域、边疆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古代国家管辖方式与其疆界和疆域没有近代主权国家那样严格，管辖方式及本质有所变化，近代国家边界与领土的观念更为强烈，且与国家主权紧密联系在一些。古代中国无论统一或分裂时期的各政权都有一套管理自己控制地域（即疆域）的制度，其余古代世界各国均有自己特点的管理疆域的制度。就古代中国而言，先秦时期的封建分封制，到秦汉以后的郡县制和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执行的属国制、都护制、羁縻府州制、土司制等，就体现出古代中国对其疆域和边疆的管辖制度。正是有了这些管理制度，才使人们对古代中国的疆域、边疆确定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标准，即凡古代中国统一或分裂时期的政权管辖到的地域，即是古代中国的疆域及由此而产生的边疆。

丽江木氏土司府

此外，我们对国外研究中国边疆的成果，凡符合中国历史事实，有创见的观点，都应研究，取其精华，以充实构建中国现代的边疆学。但是，对他们歪曲和割断中国历史，则不能苟同，更不能以与国际接轨之类的借口，跟在外国学者后面，抛弃中国边疆学的传统和特色。

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几点建议

在今天重新构建现代中国边疆学学科初见成效的时刻，笔者建议目前迫切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继续探索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的理论问题，通过争鸣和相互探讨，尽可能在一些重大理论上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

二是在新形势下边疆问题日益凸现的今天，应更加重视和加强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

三是尽快成立全国性的“中国边疆学学会”及各分会，并出版有关中国边疆学的刊物。在21世纪边疆问题凸现的今天，成立边疆学学会，加强各地区、各相关机构的协作，更是十分迫切的任务。

四是继续在相关的研究机构及大学内，建立专门研究中国边疆的机构，充分发挥其在边疆研究中的作用。

五是边疆研究的人才培养也十分重要。国家教育部的研究生教育学科分类中，欲将“中国边疆学”专门列为一级学科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有一级学科的博士、硕士授权点的重要大学或重点研究基地，可依据中国边疆学为综合、交叉多学科的特点，在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一级学科之下，自行设置中国边疆学或其分支学科的二级学科点。今后，希望更多的大学设置中国边疆学的二级学科，培养更多、质量更高的边疆研究人才。

六是国家和有关边疆省区、大学等对边疆研究加大人力、财力的支持力度。关于此，目前发展势头很乐观。国家“创新平台、智库的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各省区的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均应向边疆研究倾斜，以及启动边疆研究的各项重大项目等。

七是加强与国外边疆学研究机构和学者的交流，互派留学生、举办学术研讨会等。希望尽快完成现代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构建，让它为中国（特别是边疆地区）社会发展、现代化的实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