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母戊鼎制作场景蠡测李维明(中国国家博物馆） 司母戊鼎（简称大鼎）自1946年收归国有以来，学者通过器形、范线观察，物理探测，模拟实验，参照相关考古材料等方法对其造型设计、铸型工艺、熔铜浇铸、铸件完成等流程进行推测，提出初步认识。本文在学习相关材料与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蠡测大鼎制作场景，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制作参照殷墟铸铜遗址发掘材料及前人认识，笔者推断制作大鼎，应经过设计、铸型、铸造、修饰等工序流程。 1、设计，设计缘于创意。 （1）创意，创意出自用途与寓意。 大鼎呈长方形，内壁铸有铭文，据学者对大鼎铭文释读判断，其用作祭祀一位周祭排序在戊日的先妣（多认为是做器者的母亲），做器者为一代商王。这一用途决定大鼎体征规格属王室重器。 体饰多重花纹，以主题纹样带为单元，运用轴对称、二方连续形式，统一协调各单元图案，使鼎体上下，左右纹饰题材均衡对称，整齐划一，取得凝重肃穆的视觉效果。 （2）模型，指按设计理念，制作小的器物模型。 夏商考古所见，夏代二里头文化、先商文化发现有小陶方鼎。商代二里冈文化、殷墟文化发现有小陶方鼎。 有学者认为这些小陶方鼎或是模型，意味着已经开始铸造铜方鼎了①。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小陶方鼎应是事先设计制作的小样模型，以此为样式放大比例制模翻范②。笔者推测，考古发现商代后期出现的小铜方鼎，不排除其先具模型，后为实用器的可能性。 2、铸件 铸件指所要铸造的器物，需要依次完成若干工序。 （1）铸型 铸型指铸件外面的外范和铸件里面的内范、泥芯、填范，由此构成铜液流入的型腔，从而得到冷却后生成铸件。因此，铸型是将设计理念付诸铸件实现的一个重要环节。参照相关殷墟考古材料与学者研究成果，推知商代晚期铸型大致分几道工序。 备料，安阳殷墟考古发现，除少量用于制作工具的石范（苗圃北地，红褐色砂岩）外，铜礼器铸型多利用可塑性强的黏土作为成型原料。在殷墟铸铜遗址部分建筑基址室内（如孝民屯铸铜遗址）或灰坑底部堆积许多形状不一，呈浅黄色，含细砂，结构较紧密的生土块（如孝民屯铸铜遗址，图一），因与出土陶模范样品的土质成分非常接近，考古工作者推测应是制作模范的备料。有学者对殷墟出土陶范作岩相分析，认定为本地黄土经水洗，除去多余的黏土，提高其中粉砂的比例。用这种材料制作陶范，可以增加孔隙率，提高陶范的抗热震性，有助于在浇铸过程中从铜液中吸收气体以降低铸件的孔隙率③。据报道，20世纪九十年代，文物保护工作者曾在大鼎足内剔出范土④，如果这些被掏出的范土还在，可供取样化验对比。 制模，模是制作器物的初形。殷墟铸铜遗址考古发现不少陶模碎块，特征为细泥质，含细砂，多呈淡红色或浅灰色，可辨主体模、足模、纹饰模等。考古工作者观察拼合破碎陶模后，认为可分为整体模、分模（组合模）、附件模等不同形式。小件器物一般为整体模，较大的器物多采用分模组成整体模。 由于没有拼合复原完整大鼎内模遗存，所以学者依据铸型原理或模拟实验对大鼎的芯模作出推断。首先用陶土做模子，大小外形与大鼎相同，模子可以是实心的，在有突出花纹处另附泥块，模子作成后在上面描绘、雕刻出花纹，然后用火焙烧，以增加模子的坚固程度⑤。 有学者通过模拟实验，认为是分型制模，长方形鼎两个相同的大面及两个相同的小面，用一个模就可以实现翻范，考虑到常规的铜收缩率为2.2%～2.5%，泥芯需要预备约2.42厘米的退让性。铭文则是在模子上制作的⑥。 模子倒扣在泥土的台座上（它也是一块范），然后开始制（翻）范⑦。 制范，殷墟铸铜遗址发现许多陶范残块。陶范系用模制（整模翻制、分模翻制）、手制（填范、内范）等方法制成，根据使用部位不同分为外范、芯范（多为实心体）。其中可辨与鼎有关的范有外范（腹、口沿）、内范。范上的纹饰，主要是由模子上翻印的（有学者认为大鼎纹饰是在范面制作的⑧），经过修整使其清晰、均匀。铸铜遗址发现的存有底铺木炭和未经焙烧的似芯范的泥块、范块的灰坑，陶窑等遗存，表明成型的陶范还要经过修整、晾干、焙烤后才能使用⑨（图二）。 有学者根据范经干燥、烘烧会发生收缩现象，估计大鼎腹范最大面积应大于166×79公分甚多，厚度假定为五公分。陶范的烘烧应在倒焰式陶窑中进行，温度在摄氏七百度左右⑩。焙烧时间需要3—5天⑪。有学者将大鼎口沿中部外凸，四个边缘存有缺陷的原因归于大鼎范在阴干、焙烧过程中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形所致⑫。 由于未有拼合复原大鼎陶范，学者或观察范线，结合X光探测，或根据铸造实验，推测大鼎用范数量，提出不同认识（表）。 （2）铸造 铸造是将熔炼化铜液浇入由内外范合成的型腔，待冷却后形成固态铸件的过程。 图一 殷墟铸铜遗址范土备料坑示意（说明：孝民屯） 铸型装配，将铸型合成型腔是铸造第一工序。对于大鼎主体铸型合成，学者作出不同推断。 一种推断是用数十块范、芯作上下、内外围合，其间用泥芯撑形成型腔，浇口在足部（图四，1-4）。 另一种推测是4块外范夹包2块内芯，4个足芯，其间用泥芯撑形成型腔，浇口在腹底（图四，5）。 安阳殷墟考古，在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发现有安置在地面上呈方形或长方形型座（PNIVF1：1，残高26、东西长 117、南北残长 36厘米），东南、西南两角为直角，下边齐平，上边收缩成铸件的内范。型座与内范是一个整体，用含细砂的黄土夯成。两侧有长方形或长三角形的榫。外范为泥胎，各面当为一整扇，上有一个长方形的眼，可与内范上的榫相对应。在外范的背面中部各有一个竖直的柱洞。考古学者据此对商代大型青铜器铸型合成进行复原推测（图三）。 表 铸造司母戊鼎用范数量研究成果示意 图二 殷墟铸铜遗址陶鼎范、制范工具、阴（烘）干陶范遗迹示意（说明：部分陶鼎范、制范工具、陶窑、苗圃北地；部分陶鼎范、陶范阴干坑、灶、孝民屯） 图三 殷墟铸铜遗址出大方鼎范半地穴式房址、大方鼎范及陶范安装示意（说明：苗圃北地） 有学者据这一考古遗迹推断，大鼎主体铸型应为倒置于型座上的1个内芯（范）和四面合围的4个外范，其间使用泥芯撑12个形成腔隙。 合金备料，熔炼铜液需要铜料。安阳殷墟铸铜遗址发现有扁平长方形铜块，经分析，含铜97.21%，锡2.71%，另有少量铅、银、铋⑲。对大鼎耳部取样分析，含铜 84.77%，锡 11.64%，铅 2.79，另有其他微量元素⑳。这一现象显示，铸铜遗址备有冶炼好的金属料，可按照铸件的性质配置、熔炼合金。学者对铸造875公斤的大鼎所需准备铜料有1200公斤左右㉑，1500公斤㉒，化铜近 2000 公斤㉓等不同估计。 图四 司母戊鼎铸型合成复原方案线图示意（说明：1、2冯富根等复原方案，3、4宋淑悌复原方案，5、董亚巍复原方案） 熔铜浇铸，安阳殷墟出土熔铜器具，系取当地黄土，经水洗降低黏土含量，在提高孔隙率的基础上，再参合植物纤维（如稻、秸秆）增加孔洞，以提高隔热性 能㉔ 。 对用于熔铜浇铸铜液的器具，最早认为是在殷墟出土的一种像“将军盔”的陶坩埚中炼成。经测试，每个坩埚熔铜约 3公升㉕或约 12.5公斤。或者认为使用更大一些的坩埚，系用大口尊内外涂泥后应用，熔铜约25公斤。对大鼎主体型腔的浇注，学者推测如果用“将军盔”式的坩埚熔铜，需要数十个连续浇注㉖。也有学者认为其应为盛铜工具，浇铸用的“浇包”㉗。近年，有学者据孝民屯出土“将军盔”内部少见铜渣残留现象，认为将军盔与铸铜的关系还值得分析研究㉘。 殷墟铸铜遗址发现有直径30-108.5厘米草泥熔铜炉，炉壁可区分出炉衬、基体、草泥壳、加固四层。炉壁粘附铜渣和木炭颗粒，显示其为内燃式炉。其他与熔铜有关的遗物还有陶管（学者推断作为鼓风用具）等遗物㉙（图五）。 图五 殷墟铸铜遗址出土铜锭、陶管、将军盔、磨石示意（说明：1、铜锭，2、陶管 3、磨石，均苗圃北地 4、将军盔） 有学者推断，如果用熔炉熔铜，则用六座炉分为三组，每组两座，将铜水泻入型内㉚。也有学者估计浇铸大鼎所需铜液，有三座内径60——70厘米的熔炉即可以供应上㉛。还有学者据1平方米纯铜为8.932吨，古铜应超过 9吨，假设大鼎重 1.5吨，只需融化四分之一立方米的铜料，因此认为只需一座熔炉直接浇铸即可，并根据气候环境和大鼎范的干燥程度推断，可能在夏天制模、范，冬天焙烧和浇铸㉜。 （3）修治 浇注铜液冷却凝固后，除去外范，脱离内芯，即可得到铜器铸件。殷墟铸铜遗址出土大量用于打磨的粗砂、细砂质磨石，石刀等石质工具，显示铜器铸件需要经过的铸后打磨清理等工序。 （4）成品 大鼎主体铸型经浇铸、补铸足底部后，去范，脱芯，得到主体铸件（图六）。然后在口沿上加铸耳，打磨清理后，终得整体铸件。主要特征为： 通高约133厘米，长约 110厘米，宽约 79厘米，体征比例，器高与长比例约为1.21：1。腹长与宽比例约为,1.39:1。腹高约49.9厘米，与长比例约为,1:2.2。耳、腹、足高分别约为 36.1厘米、49.9厘米、47厘米，占与器高的比例分别约 1:3.7、1:2.7、1:2.8。 自耳至足，装饰由云雷纹为底纹托付托浮兽面样的多层花纹，一面长腹内壁铸有阴文“司母戊”。 现重800多公斤。观察大鼎出土后公布重量数据，不难看出存有减重现象。有学者认为这些重量数据均是经过3000年铜流失所得重量，如果没有铜的流失，大鼎重量应在1吨（1000公斤）以上㉝。 壁平均厚度3厘米。X光探测结果显示大鼎结构较为疏松，内部分布许多大小缩孔。学者分析前者因铜块、锡块和木炭共存熔炉内熔炼导致多量杂质混入铜液所致；后者为铸件形制巨大，浇筑时出现排气不畅，使部分气体滞留在体内形成㉞。 局部变形表现为长腹、口沿存在外鼓（约0.8厘米），扉棱错位现象，学者推断前者可能因内范对大鼎铸件收缩过程中的阻碍，或浇铸以后过早脱去外范，或泥范在烘干或阴干过程中变形所致；后者可能是因腹壁外鼓，合范时把长边的腹范两端各削去部分以配齐，扉棱处的范面也经修整所致㉟。另外，在大鼎一侧短腹右上角，近耳部右下侧，出现一块纵约40厘米，横约25厘米，呈不甚规则三角形状痕迹，学者认为因浇注时外范不稳定㊱，或可能泥范未烘透㊲，或系泥芯质量导致范断裂㊳，因此进行二次补铸所致。 图六 司母戊鼎线图（采自《考古》1981年第2期180页） 图七 殷墟主要铸铜遗址分布示意（说明：上方为北） 腹内壁及底面有一些不太规整约呈长方形的凹槽（内壁大面各 2个，小面各 1个，底6个，共约12个），学者认为是泥片芯撑遗痕并推测对这些凹槽进行过补铸，即用铜液将之填平㊴。 十字形筋，位于大鼎底部外侧。学者对其形成用途推测其起到加强筋作用，避免鼎底开裂与变形，或认为是将浇口设在鼎底中部的铜液流道形成㊵。 间隔空足，大鼎四足主体为空心，足壁与鼎腹厚度接近。据学者研究，主要是因为青铜收缩率约在1.5%以上，保持收缩时产生的应力一致，避免足与腹连接处的开裂㊶。同时为解决承重的问题，在足下部留出部分间隔，以内范充实其中。这样兼顾青铜收缩应力一致，又增加足部的承重力度。 图八 殷墟铸铜遗址烧土硬面、房址遗迹示意（说明：烧土硬面，苗圃北地；房址，孝民屯） 二、场景考古学研究对象是以往历史的遗存，通过对以往遗存的研究逐渐揭示曾经存在的史实。笔者以为蠡测大鼎铸造过程景观现象，对于大致推测当时的社会生活、生产与组织结构或可提供部分参考线索。 1、场地，铸件需要铸造场地。安阳殷墟考古在小屯东北地，位于小屯南部的苗圃、高楼庄、大司空村，位于小屯西部的孝民屯发现有铸铜遗存。有学者将这类遗存归为三处㊷（图七）。 小屯东北地铸铜遗址，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出土有方鼎铸范。考古学者推断其时代上限可早到洹北商城时期，下限在殷墟文化二期以前。 苗圃北地铸铜遗址，面积不小于1万平方米。出土有大方鼎铸范。考古学者推断其时代在殷墟文化一期至四期。 孝民屯铸铜遗址，东西两区面积约五万平方米。出土有方鼎范。考古学者推断其时代在殷墟文化二期至四期。 由于学界将大鼎考古学编年判定在殷墟文化二期至三期，从年代上排除小屯东北地铸铜遗址为大鼎制作场地的可能性。据此判断，大鼎的铸造场地应在苗圃北地或孝民屯铸铜遗址。如果考虑制作地与出土地武官村的间距，以孝民屯铸铜遗址较近，且铸铜规模较大，有生产大型铜器型座及方鼎遗存，在此制作生产大鼎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2、环境，上述殷墟铸铜遗址㊸，大致呈三角形分布，其所在位置相对邻近西北——东南蜿蜒流经殷墟遗址的洹河。 3、生产，殷墟铸铜遗址面积在万平方米以上，显示具有相当的生产规模。据苗圃北地、孝民屯考古发现，与铸铜生产有关的主要遗存有： 灰坑，有些灰坑显示其与铸型取土、备料、废弃物堆积有关迹象。学者依包含物的特点区分为取土、范土沉淀、范土堆积、土范阴晾等不同功用㊹。 陶窑，平面呈圆形，径在2米以下。 烧土或姜石硬面，表面有火烧痕迹，烧土硬面剖面分层为多次利用形成，与之伴出的遗物有陶范坯子、熔炉残块。在烧土硬面旁边有土坑，内有陶范坯子和碎陶范。有的硬面上存有已被烧成红烧土状的草泥土柱，其下的硬面残存有几道成流向的灰色发亮的倾斜流面。学者推测土柱可能用来支撑熔炉，倾斜流面可能是浇注铜液的流道，这些硬面可能是焙烧陶范或熔铜的场地㊺（图八，左）。 建筑，与铸铜有关的建筑依特征分为两类。地面建筑，长方形、夯筑围墙，室内存有陶范，室外有大量陶范与坩埚。有的室中部发现有陶窑，陶范、熔炉残块，应当具有烘烤陶范、熔铜的功能（如孝民屯 F6）㊻（图八，右）。地穴式建筑，圆形、椭圆形、不规则长方形，斜坡状或台阶通道，底部存有陶范、磨石、熔炉、熔铜器皿残块。发现有大方鼎铸型座（如苗圃北地PNⅣF1：1）和大型圆口铜器底范（如孝民屯 F54、F43）。学者判断为铸造大型铜器的工棚㊼。
图九 殷墟铸铜遗址祭祀、占卜遗存示意（说明：围沟祭祀区，孝民屯；殉马坑、占卜甲骨，苗圃北地） 祭祀，发现有与熔铜残块、碎陶范、磨石等与铸铜活动有关的遗物共存的牛骨坑（如孝民屯2001AGH27），学者推测可能与铸铜祭祀活动有关㊽。 主要遗物，有陶模、陶范，熔铜原料铜块，熔铜坩埚、熔炉，陶管，燃料木炭。修治模范及铜器的铜工具（刀、锥）、骨质工具（锥、片）、磨石等 4、生产者 考古学研究即要研究历史遗存，也要通过遗存揭示当时的社会（人）的活动。然而，学者面临的现实是逝去的场景不复存在，历史遗存也残缺不全。殷墟苗圃北地、孝民屯铸铜遗址考古发现有与生产者日常生活有关的遗存，可以作为勾勒生产者生活场景的线索。 居住，多为长方形地面建筑，有夯土围墙。有单间、双间、三间之别，室内有单层或用姜石粉、小卵石、分层铺垫，上层经火烧烤的居住面，分布有灶，储存坑。房子外面有大面积路土遗迹㊾。在房址周围分布有圆形或椭圆形储藏坑，有的设有多级台阶。 水道，用水除来自临近洹河以外，还有水井。引水设施用陶质水管联接铺设的地下管道㊿。 墓葬，苗圃北地、孝民屯铸铜遗址均发现有墓地。成人墓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底部多有腰坑，多用木棺，少数使用棺椁。以仰身直肢为主要葬式，部分俯身葬式。随葬品有铜器、陶器、玉器、骨器、蚌贝、石器等。儿童葬多为瓮棺葬，埋葬在居室周围。 祭祀，考古发现房址下奠基坑内有儿童头颅或牛祭祀的遗迹。孝民屯发现用沟围起来的祭祀区，其中有用人、猪牺牲的遗迹 物用，礼器类，青铜鼎、甗、簋、卣、觚、爵，铃。玉璜、玦、瑗、环、壁、柄形饰。石璋、圭形饰、环、柄形饰。白陶残片。象牙器。装饰类。玉钏、簪、兽、虎、牛、鸟、鱼、蝉、螺、管、环、饰。绿松石管、坠、三角形饰、珠。骨笄、饰管、泡。蚌泡。食容具，硬陶瓿。青灰色釉陶。陶鼎、簋、鬲、甗、甑、簋、豆、盘、觚、爵、尊、罍、小壶、盆、盂、罐、瓮。工具类，青铜錛、凿、小刀、三棱器、端刃铜条、端刃铜牌。玉刮削器、凿。骨锥、铲。蚌镰。木耒。陶箕斗、纺轮、网坠。石镰、铲、球、刀、錛、砂石条、磨石、滑石粉。兵器类，青铜戈、矛、戣、镞。铅戈。石戈、戚。骨镞。玉戈、刀、矛。占卜类，以龟甲、牛肩胛骨、人骨为材料的占卜遗存卜骨（图九，右）。编织，发现有织物痕迹、彩绘麻布 动物遗骸，牛、马、猪、羊、鸡、犬、麋鹿、鱼、蚌、蛤、贝、蛤蜊、螺。 层级现象，长方形地面建筑。有的居址筑造工艺较为讲究，挖基，夯筑围墙，室内面积较大，有单层或用姜石粉、小卵石、分层铺垫，上层经火烧烤的居住面。有的无夯土围墙。不同材质工具既因攻治对象不同（泥土、金属），也有劳作分工不同（取土、制范、整治），还显示使用者的地位等级（掌握较高技术水准的生产者与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者）。较大面积竖穴土坑墓室，漆棺椁，随葬品数量较多，有青铜礼器、玉礼器、象牙器、白陶、釉瓷等显示身份地位较高。墓室面积相对较小，随葬品数量相对较少，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小玉饰件、小件青铜工具、骨器、石器等显示地位较低。墓室面积更小，只随葬少量陶器、石质工具显示地位更低。 族群现象，主要表现为埋葬姿势（仰身葬与俯身葬）与方向的显著差别，应是不同族属人群的表现。苗圃北地商墓出土铜器铭文“ 综上推知，位于宫殿区（小屯）周边，临近洹水的铸铜作坊，生活着一个有数以百计的工匠组成的生产群体，其中有管理者、高级工匠、一般工匠的等级划分。综合出土铜器铭文族徽与东周文献有关记载（如《左传·定公四年》）判断，这个群体内部以族属为单位，按技能水准与专长从事不同工序的工作 对于铸造大鼎这样的重型铜器，完成设计后，需要来自不同古族、拥有不同技能的工人（如卜辞所记百工、多工）在管理者（如卜辞所记司工、尹工）督导下按程序完成生产。 首先由土工用骨铲、木耒在室外取土，水洗、过滤、沉淀、添加掺和料，为下一步制作陶范和熔铜浇铸用具备料。 接下来，由铸型陶工在特定的工作场地对范土使用夯筑或和泥片的方法为大鼎制作模范，使用青铜、骨、石工具进行纹饰、铭文进行细致的雕刻。制成的陶范就地阴干、焙烧并对变形处进行局部修整。这是一项技术要求很高的工序，其质量对大鼎铸件成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然后将这些大鼎模范就地装配合范，为即将注入的熔铜铜液形成型腔。这道工序技术要求也相当高，主要表现为型腔内部流出缝隙畅通，支点泥芯到位，这些因素对大鼎铸件成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由筑工在铸造场地附近修筑泥条盘筑的熔铜炉，制作熔铜、浇铸器具。卜人对大鼎浇铸事进行占卜，卜辞中有关于铸造活动的记录，如“丁亥卜大……其铸黄吕……作利惟”（3期，《甲骨文合集》）。以卜知浇铸结果。 决定浇铸后，由炼工按比例配置铜、铅等金属料块，添加木炭，当炉中温度约达900度时，即可融化成合金液体，通过预先烧烤形成的硬面流道泻出。由于目前尚未发现直通铸型的流道遗迹，不排除铜液先注入坩埚（浇包），然后由铸工将浇包中的铜液依次注入大鼎铸型。以往学者推测大鼎铸造工作场面大，需要数以百计人员参与（坩埚一百五十人，加上制范、运输和管理，将近二、三百人），使用“将军盔”那样的炼锅，把炽热合金液倾注范中铸成 浇铸完成，待冷却后除去模范，即得到铸件的主体。补铸耳、足跟，修补铸件缺陷。 最后，由磨工用磨石打磨铸件。 在大鼎浇铸过程中和完成铸件后，要进行用牛、猪、人作为牺牲的祭祀仪式，大概即卜辞所记“受工牢”。 这样，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商代青铜重器按当时商王祭祀活动的需求，经设计、铸型、铸件等工序在专门的铸铜作坊中铸就产生。 注释： ①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②李京华：《郑州商代大方鼎的拼铸技术试析》，《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③㉔㉘周文丽、刘煜、岳占伟：《安阳殷墟孝民屯出土两类熔铜器具的科学研究》，《南方文物》2015年第1期。 ④a.宋淑悌：《司母戊鼎的X光检测及其铸造工艺》，《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b.髙蒙河：《司母戊鼎的新重量》，《新民晚报》1999年11月 17日第21版。 ⑤⑬⑳㉖㊶ ⑥⑧董亚巍：《从范铸结构看司母戊鼎的范铸工艺》，《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年第10、11期。 ⑦⑫a.杨根、丁家盈：《司母戊大鼎的合金及其铸造技术的初步研究》，《文物》1959年第12期；b.冯富根、王振江、白荣金、华觉明：《司母戊鼎铸造工艺的再研究》，《考古》1981年第2期。 ⑨⑲㊺ ⑩㉒万家保：《商代几件大青铜方鼎铸造方法的商榷-兼评<司母戊鼎铸造工艺的再研究>》，《大陆杂志》1981年第4期。 ⑪董亚巍:《从范铸结构看司母戊鼎的范铸工艺》,《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年第12期。 ⑭㊱于省吾:《司母戊鼎的铸造和年代问题》,《文物精华》(第三集)，文物出版社，1964 年。 ⑮姚建芳等：《中国古代冶金》，文物出版社，1978年。 ⑯㉑㉚㊲冯富根、王振江、白荣金、华觉明：《司母戊鼎铸造工艺的再研究》《考古》1981年第2期。 ⑰㉞宋淑悌：《司母戊鼎的X光检测及其铸造工艺》，《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 ⑱㊳董亚巍：《从范铸结构看司母戊鼎的范铸工艺》，《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年第10期。 ㉓㉝董亚巍：《从范铸结构看司母戊鼎的范铸工艺》，《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年第11期。 ㉕刘屿霞：《殷代冶铜术之研究》，《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1933年。 ㉗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㉙㊻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㉛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㉜董亚巍：《从范铸结构看司母戊鼎的范铸工艺》，《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年第11、12期。 ㉟a.杨根、丁家盈：《司母戊大鼎的合金及其铸造技术的初步研究》，《文物》1959年第12期；b.冯富根、王振江、白荣金、华觉明：《司母戊鼎铸造工艺的再研究》，《考古》1981年第2期；c.万家保：《商代几件大青铜方鼎铸造方法的商榷——兼评<司母戊鼎铸造工艺的再研究>》，《大陆杂志》第63卷第4期，1981年。 ㊴a.冯富根、王振江、白荣金、华觉明：《司母戊鼎铸造工艺的再研究》，《考古》1981年第2期；b.董亚巍：《从范铸结构看司母戊鼎的范铸工艺》，《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年第10期。 ㊵a.冯富根、王振江、白荣金、华觉明：《司母戊鼎铸造工艺的再研究》，《考古》1981年第2期；b.董亚巍：《从范铸结构看司母戊鼎的范铸工艺》，《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年第12期。 ㊷岳占伟、刘煜：《殷墟铸铜遗址综述》，《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㊸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c.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孝民屯商代房址2003—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期。 ㊹王学荣：《安阳孝民屯殷墟西区》，《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文物出版社，2005年。 ㊼㊾ ㊿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转载自 《南方文物》2016年 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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