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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陕西 西安，710128） 摘 要：小说《红斗笠》把抗日战争的宏大主题置于一个兼具乡土性和传奇性的符号“红斗笠”背后，布传奇之局是为了更好地书写历史，又同时具有个人化的历史重构意义。其传统和现代叙述技巧共同编制出一个由复合叙述搭建起的虚构世界，这个虚构世界既没有走向超现实主义的虚无化，也没有走向魔幻现实主义的神奇化，而是横跨现实的乡土世界和充满可能性的传奇世界。 关键词：《红斗笠》；乡土；传奇；个人化叙事 韩庆先书写苏北农村的第三部长篇《红斗笠》出版了，如果说前面两部《谁持彩练当空舞》《高台子》在书写“新时代”“农村梦”时还缠夹着“旧痕”与“梦魇”的话，这次的《红斗笠》就有了某种悲壮的色彩。虽然还是写农村，却把乡土与历史抗战勾连起来；这倒不是说题材决定意义，而是作者视角的变换给自己创作带来新的气象。表面看，这是一个讲述小镇人们如何走向革命的故事，是一幅充满斑斓色彩的传奇画卷，但笔者更愿将之视为一部个人化的弥漫着沉重历史气息的乡土小说。“红斗笠”，在封面标题和斗笠实物像的红色组合中，显得触目、刺目，使小说题名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传奇性。“红”和“斗笠”的组合，首先构成一个神秘的符号，其神秘让人忘记去猜想小说可能展开的故事，而被这个符号自身所吸引。那么，红斗笠是何物？直到全篇将尽，答案才慢慢浮现出来，于是我们顿悟：从腊八河到红斗笠，流淌在苏北鲁南大地上的坚韧精神，不会因个人及家族之间日常存在着的冲突斗争而磨灭。就这样，一个关于抗日战争的宏大主题，因被置于一个兼具乡土性和传奇性的符号背后，而具有了个人化的历史重构意义。 一、拉魂腔：唱不尽的乡土魂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开创乡土小说以来，虽然其间派别、风格和思想流向各异，但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以其浓郁而纷繁的地域文化编织着一幅幅乡土中国画卷，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个别样的世界。自然，并不是所有画卷都赏心悦目，有的可能触目惊心，比如阎连科的“耙耧系列”，残忍地撕开一道道裂缝，暴露着乡土温情之下的恶。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下乡土小说大多背离废名、沈从文式的诗意书写，而倾向于揭示和探求特定乡土社会中隐含的种种问题，从而引人反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乡土叙事无可避免地将主要关注那些在城乡之间的游走者，乡土将只沦为城市扩张的背景，或乡土文学将被底层文学所取代？”韩庆先延续的正是这样一个序列，他笔下的郑、孟、刘三个家族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仇恨钩织起来。从“抢水之战”开始，自然天道当中就浓墨重彩地加进了以郑含章为代表的宗法制农村的悲情大戏，这部小说以近乎原生态的方式还原了一种生存景观，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都充满偶然性，有时甚至显得比较突兀。 比如私塾先生马金三，教书认真，受人尊重，一出场就带着一股与生俱有的正气，替偷水的妻子跪在关公像前。然而，他很快在妻子被碾庄人侮辱后，带人去碾庄讨公道的行为完全成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打砸抢烧，并给腊八镇带来血光之灾。在后来的叙述中，马金三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几乎每次出现都散发着令人费解的糊涂气息，甚至轻而易举地被曾经差点害死他的孟德高说服，助纣为虐。最后，马金三用生命引开日本鬼子，搭救了红军首长。在众多人物图像当中，马金三因其性格多变而引人注意，在大起大落的变化中又没有相应的过渡性文字加以解释，就愈发显得醒目。这种偶然性，放诸活力无竭而又藏污纳垢的现代村落，既打破了现代文明与理性光芒的迷思，又似乎与乡土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 偶然性和破碎感不仅体现在有关马金三的叙述中，陈佳慧、李晓娟、郑可贞，也包括郑含章的命运走向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显得过于随意。但细究之下，又会觉得飘忽不定、超乎章法，正是各类乡民的本色。因此，阅读韩庆先的这类小说，你可能不满意作者语言的粗糙，但又暗暗默认他对乡土人物的某种熟悉。 主故事之外，小说中不时穿插着诸多民俗，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缝合了故事和人物的破碎感。小说第八章送别韩公，详细罗列了腊八镇的送殡仪式，在送葬民俗的演绎中，却自然穿插着对郑含章和孟德高的勾勒。郑含章撰写执事单、报丧贴和对联等，其文采笔法精彩绝伦，又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担当起韩老先生的“孝子”。而孟德高作为当时的大户，颐指气使，借机打压郑含章，出尽了风头。 拉魂腔更是小说的灵魂，陈佳慧、李晓娟、郑含章等，用拉魂腔关联在一起，其间的家仇国恨自然呈现。游击队遭受重创，在旦夕存亡之际，李晓娟低声唱起拉魂腔：“正月里来迎春忙，腊八镇上喜洋洋；人人戴上红斗笠，紧跟队长郑含章。杏花二月正开放，阳光灿烂满眼亮……”一直唱到腊月梅花，太平盛世。拉魂腔衬托着陈佳慧的魅力，李晓娟的胆量，为生活在腊八镇这片热土地上的人们支撑起一片天空。拉魂腔唱尽人事悲凉，摄人魂魄，在小说的最后和竹马舞完美结合，竟起到了化干戈为玉帛的效果，战争戛然而止，敌人忘我陶醉，边舞边唱边唏嘘。在滋生出拉魂腔的土地上，活跃着比拉魂腔更丰富更婉转的个体生命，他们世世代代传递着腊八河沿岸的乡土魂。 二、书中书：绘不完的传奇像 《红斗笠》中虚构的乡土世界，不单单指向现实世界，也通往一个弥漫着传奇色彩的可能世界，如开篇描绘的奇异天象：红、紫、白、绿、蓝，色彩斑斓的云彩形状各异，引出一场口舌之争，引发一场旱灾，更预示着一次必然发生的血光之灾。同样，生命之水的到来伴随着人们从未见过的天象：瞬间乌云压顶，天空由灰黄变血红，又变黑暗，并搭上了郑含章岳母钱荷花的性命。 小说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当属韩老先生，他能掐会算，又善良正直，像来自更高一层世界的神，俯瞰着腊八镇。他去世前留下一本《腊八魂》，交由郑可贞保管。《腊八魂》描绘了一幅腊八镇的未来走向图，点明了一些人物的命运和出路，小说通过郑可贞的视角，不断告诉我们韩老先生预言的准确性。腊八镇就像拉丁美洲作家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在命定的图示中前行，而书中书成为预言，是解释，更是变幻无常中那永恒不变的宿命之缩影。 小说之所以做如此费心的限定，是因为韩老先生的身怀绝技主要在他离开人世之后才被彰显出来，除了去世后活在郑可贞心里的韩老先生，小说中再没有第二个人物被神圣化或高大化。在事业、家庭、爱情、婚姻面前，任何人都可能迅速拥有一切又在瞬间丢得干干净净，郑含章、刘老匪子、孟德高皆是如此。 呼应着开篇的旱灾，小说尾声部分讲到一场涝灾，孟德高哗众取宠，煽动百姓，在腊八桥烧高香，求老天爷赐福，马金三的儿子马伟山忽然掀翻供桌，然后被孟德高扔进腊八河，这时天象又大变，马伟山被河水吞没。几番周折，在孟德高的祈求声中，大雨骤停，马伟山也得以生还，借此孟德高东山再起，继续他的作恶之路。此处传奇事件，在幻与实之间显得十分混沌，天象的异常和人为安排的“扔”与“救”混杂在一起，成为小人得志的伎俩。 韩庆先在自序中说想要挖掘邳州的抗日战争史，小说标题“红斗笠”正是腊八镇抗日游击队的装备，但小说直到最后四分之一篇幅才开始叙述战争。前面漫长的民间叙事为最后的战争书写做足了准备，或许恰如陈思和所言：“战争是政治权力冲突的尖锐化形式，政治意识形态表现得尤其强大。但是一旦有了民间的参与，民间生活世界就不能不将自身的文化形态带入战争，由此决定了描写战争的文艺作品，写正规军作战的不及写地方部队作战好看，写地方部队作战的不及写游击战和奇袭战好看，战争规模愈小就愈具有传奇色彩。”相较于浩瀚的中国抗战史，邳州抗日游击队的历史尚有待发掘，韩庆先在小说中将其变换为腊八镇的抗日运动，而且展现的是极具个人化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战争叙事。丰富的民间生活画面自然而然地走进战争，在战争叙事中留下腊八镇特有的乡土人情，使得革命战争和个体传奇生命巧妙融合，正是这一点，使得该小说在数目庞大的抗战题材艺术作品中享有其存在价值和重要意义。 总体上，腊八镇的传奇万象在虚幻与真实之间展开，既充满神秘感又不失现实感，但这里的“现实”，不同于超现实主义对抽象、变形的过分执着，也不同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醉心于脚下大地所蕴含的神奇力量，《红斗笠》实际上在传奇书写中始终紧贴社会风云。或者说，韩庆先布传奇之局是为了更好地抒写历史，也正是这种自觉的历史意识使得传奇可以被读解。 三、叙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从整体上看，《红斗笠》呈现的是传统小说的叙事特点。基本按照线性时间顺序展开情节，以抗战为明确的时间节点，勾勒出此前几十年腊八镇的儿女情长、权力交迭和时代风云。故事结构完整统一，主叙述围绕郑、刘、孟三大家族的命运走向铺开，其间又借用马金三、陈佳慧、李晓娟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强化这三大家族之间的关系。擅长唱拉魂腔的奇女子陈佳慧更是像拉魂腔那韵味十足的曲调一样，自然连缀着故事的各个部分：她和郑含章青门竹马，彼此在内心深爱一生；刘老匪子、孟德高、武立功等，个个被她吸引，连日本鬼子也不例外。小说最后，抗日游击队头戴红斗笠，站在关帝庙视死如归，山七次郎在轰炸机上看到一片红彤彤，惊问陈佳慧是什么，陈佳慧告诉他是鬼门关的小鬼们，并在机智救出国宝玉玺后，和敌人一起命丧腊八河。小说叙述带有强烈的现实指向，力图在地域书写中表现现代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尤其以抗日战争集结各派民众，从而完成人性的复杂刻画。 除此之外，小说章节标题整齐划一，带着“说书”的色彩与痕迹；人物心理活动基本都具有清晰的逻辑性；转述语多采用引语式等。如上，这些叙述的传统特点，又恰好呼应着以“拉魂腔”为代表的乡土书写。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传统理性叙事当中又渗透着一些非理性的现代叙述手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梦叙述。关于梦境的叙述，带着明显的无意识色彩。赵毅衡指出，梦的情节是绵延的此刻心像再现的组合，心像不能存储，不能记录，梦叙述不能回溯，也无法预言。不同于主叙述所遵循的条理和逻辑，梦叙述自由铺展，却也暗暗扣合着情节发展的需要。在《红斗笠》中，梦叙述的主要承担者是郑含章，他喜欢做梦，他的三任妻子都是在梦后被娶进家门。小说致力于塑造的这位立于时代浪尖上的头号人物的每一次婚姻都来自梦的暗示，既显示出其传奇色彩，又不免令人叹息人生的无奈、无常。 第二，神秘化的预言叙述。嵌套在小说中的预言文本《腊八魂》，指涉但不干预主叙述当中涉及的个体命运和家国兴衰，兀自保持着它的神秘性。《腊八魂》的叙述开始于韩老先生临终前，其中有预言：三年弹指一挥间，日本鬼子犯中原。风雨腊八起争端，机关算尽终难全。叙述中第一次出现的预言，囊括了后面所有的小说内容，但天机不可泄露，郑可贞必须保证预言的秘密性，其他人物也就无从知晓，只能一步一步走下去，不断印证预言书上的叙述。阎连科的《炸裂志》当中也有类似的一本“草纸黄历书”，捡到它的孔明辉和小说中的其他人都被这神秘之书圈定。《腊八魂》同样具有坚不可摧的指示性和不可违抗性，但它不同于《炸裂志》中的“草纸黄历书”被孔家小儿子偶然捡到，它的接受者是神秘书作者主动选择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也同样有别于《百年孤独》中的“羊皮卷”。因此，《腊八魂》的预言叙述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更多的现实意味。 所以，梦叙述和预言叙述带来的传奇性并不彻底，韩庆先引入非理性叙述手法似乎是为了更好地推出现实世界，而不是将现实世界传奇化。由此我们明白，管窥抗战、积极弘扬民族精神，乃《红斗笠》之要旨，也是这个原因，它紧紧锁定历史，留下一个狂欢化的战争场面，并预留了一个较为乐观的结局。传统和现代叙述技巧共同编制出一个由复合叙述搭建起的虚构世界，这个虚构世界既没有走向超现实主义的虚无化，也没有走向魔幻现实主义的神奇化，而是横跨现实的乡土世界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传奇世界。 [注释] 赵冬梅：《重回或重建乡土叙事与民间世界》，《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1期。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作者简介：邓艮（1975—），男，土家族，湖北利川人，文学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通信地址：西安外国语大学长安校区中文学院6号信箱，邮编：71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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