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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在上小学四年级。 一天上午，全校师生到操场上紧急集合。操场东边的土台子（那时还不知道叫主席台呢）上摆了一溜拉课桌，课桌上放着一捆一捆的用红布做成的不知是什么的东西。我们都很好奇，不知道是要干什么。不一会儿，李校长就走到主席台前，一脸严肃地说了一通话，我也没听明白是什么意思，别人听懂了吗？我也不知道。只是后面的话听得明白，记得也准。意思是，从今天起，你们就是红小兵了，现在就给你们发红小兵袖章。哦，原来是戴红袖章呀，同学们都欢呼雀跃起来。 那么红小兵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只知道我的本家羊哥在农中上学，可是他的胳膊上的红袖章上明明写的是“红卫兵”三个字呀！我们叫“红小兵”，可能是因为我们年龄小的原因吧，我当时想。现在看来，还真的是那个意思。 接着就是一班一班地上台，一个一个地戴红袖章。 记得还喊了口号，十分的响亮，也十分的整齐。 所谓的红袖章，就是用一块长方形的红布做成的如同半截袖筒，上面印着“红小兵”三个黄字。套在左胳膊上，用关针关上。很神气。 当了红小兵，就得像个兵的样子，没有枪怎么行，你们回家后每人做一杆木头的红缨枪，班主任胡老师给我们下达了命令。于是，做一杆红缨枪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胡老师还在黑板上画了红缨枪的图样，规定了尺寸，还详细说明了制作方法等，倒像他是个制作红缨枪的专家似的。 我回家后把书包一扔，就去找做红缨枪的木棍。可是去哪里才能找到一根合适的木棍呢。地上的小树不够尺寸，大树上的树枝又够不着。就在这时，我眼前一亮，一根光滑可手，粗细合适的推磨棍正站在墙脚对我微笑呢。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毫不费工夫”顺手抄起推磨棍，一把按在板凳上，手挥菜刀，一会儿功夫，一根红缨枪的枪杆就做成了。奶奶把她手工捻了一冬天的棉线贡献给了我一扎，我又用一个鸡蛋在货郎大爷那里换来了一包洋红，白线染红，小心翼翼地扎在红缨枪的枪头下面，好家伙，一杆像模像样的红缨枪就大功告成了。 就在我得意洋洋，忘乎所以的时候，母亲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你这小孩真切合（糟蹋）人，推磨棍砍了怎么推磨了？母亲生气地说。你咋呼（大声说）什么，是你推磨重要还是他弄红缨枪重要，父亲一本正经地说。不识字的母亲一贯认为识字的父亲的话是对的，就不再追究我了。 第二天的教室里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木头做的红缨枪。有粗的有细的，有弯的有直的，有干木的有鲜木的，有尖头的有圆头的，但长度一致，穗子大红，老师很满意。 有了红缨枪，就要有军挎包，这才像个军人。于是，各式各样的挎包应运而生。用红手捏子（手帕）该的，用红手拂子（毛巾）该的，用红包头巾该的，用红被单该的，用红包袱皮子该的，当然更多是用红布做的。总之，挎包都得做成红色的。老师要求很严格，因为红色的挎包要装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 有的学生家长心灵手巧，还会在挎包上绣上心形的大大的“忠”字。也有的是用黄漆写的忠字，也有不写的，随便。如果家里有当解放军的，再弄顶绿军帽，绿军装什么的，那就更来劲了。俺家没有，我当然也就没有。 不久，老师就把我们的班改成了排，班长叫排长。我们的排长是郭维胜，至今我们还是好伙计。小组改成了班，小组长叫班长，我们的班长就是我。据说年级改成了连，连长就不知道是谁了。全校改成了红小兵团，团长就更不知道是谁了。 红缨枪有了，红袖章有了，军挎包也有了，全副武装的红小兵缔造成功。一切都是军队的样子，时刻准备着去完成老师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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