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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周树山 失去自由的章太炎 太炎先生一生两次失去自由，第一次坐牢，第二次被袁世凯软禁，两次都轰轰烈烈，成为重大的新闻事件。多年之后，我们回顾历史，觉得失去自由的章太炎尚有言说的必要。 太炎先生第一次“触犯刑律”是发生于1903年的上海“苏报案”。时年太炎先生36岁，距离在上海张园登台演说，疾呼革命已过去几年了。据马叙伦先生记，彼时的章太炎演说，不从台后循阶拾级而上，而是由台前爬上去，打赤膊，着浅绿半截衫，裤带是由两条绑腿带子接在一起的，因为扎得不紧，裤子时时往下掉，时常要用一只手往上提裤子。他的演说十分简短，只有半句话，后边还是重复的：“必须革命，不可不革命，不可不革命。”言毕而下台。此时的章太炎仅有推翻满清的民族革命思想，籍籍无名。
数年间，著书立说，拜师结友，与康梁等时代巨子声气相通，又有出入张之洞幕府之经历，待戊戌政变，康梁窜逃，章太炎也避地台湾，转渡日本，与孙中山畅言革命，义气相投，其记前一年日本之经历云：“逸仙导余入中和堂，奏军乐，延义从百余人会饮，酬酢极欢。自是始定交。”这分明是来投的好汉聚义梁山泊的气象。此时的章太炎已非往日提裤子登台的无名小子，乃是国学名士，革命先锋了。这一年，回国后的章太炎在苏报发表轰动国内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立宪，倡革命，洋洋万言，意气纵横，其中公然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此文一出，朝野为之震动。 中国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宜有三千年未有之反叛乎？三千年来，皇帝至高无上，其威如神，其言如律，受命于天，统治万民，莫说公然辱骂，即便影射腹诽，也是杀头灭门之罪。皇帝之名讳，臣民不仅不能说，民间有和皇帝名字同字同音者，必须避讳改为他名。因为皇帝用了，就是他的专属，你就没资格用了，否则就是大不敬。如汉代有名的辩士蒯彻，因汉武帝名为刘彻，他只好更名蒯通。章太炎于报端对当朝天子直呼其名，骂为小丑，依大清律，乃杀头灭门之罪也！更何况其著文煽动革命，推翻朝廷，清政府立刻下旨江苏巡抚拘拿以明正典刑。同案通缉者，尚有著《革命军》的邹容，苏报老板陈梦坡等人。可朝廷已非往日之朝廷，大厦将倾，人心涣散，官员怠惰渎职，承旨办案的官吏有意拖延，故意走漏风声，以便案犯逃逸。所以，陈梦坡等一干嫌犯皆从容逃去，唯有章太炎坚执不去，行动如常，且对惊慌欲逃者报以轻蔑的冷笑，捕快无奈，只好拘了他去交差。本在外面的邹容，视太炎以兄长，他的《革命军》风行一时，是请章太炎作的序，闻太炎被逮，主动投案，誓与太炎共生死。至此，案情重大的苏报案两名嫌犯到案。
若是大清朝如日中天的时候，章、邹两名案犯就逮，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辱骂今上，煽惑反叛，关进刑部大牢，大刑侍侯，让你筋断骨裂，生不如死；然后，绑缚法场，万人空巷，争看杀头，刽子手手起刀落，咔嚓一下，事就了了！可如今不行了，洋鬼子进来了，要了一块地盘，称为租界，在这块地盘上，关涉法律事务，要按洋鬼子规矩办，称为治外法权。苏报办在上海租界，章、邹二人又是在租界就逮，所以，章、邹二人的生死大清王朝反倒决定不了了。从前，杀两个草民，对于王朝来说，等于捻死两个蚂蚁，如今却得请求洋鬼子了！ 当年洋鬼子涉及租界的殖民地事务由一个叫工部局的机关统一处理，英国是老大，所以，工部局的事儿基本由英国人说了算。大清朝先是要求将两名案犯引渡给朝廷，按朝廷法律治罪。遭到英国人的拒绝。根据治外法权，英国有保护租界内居民生命安全和本国庇护政治犯的法条，断然拒绝引渡的要求。大清朝恼火极了，明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威权，无远弗届，当年乾隆爷的时候，英吉利派个叫马戛尔尼的使臣带着礼物来朝贡，不行三跪九叩礼，乾隆爷都不待见他。如今还是这个英吉利，竟然跑到自己家里称王称霸，连杀两个草民，都得巴巴地抬脸跟他们说软话了！朝廷当然咽不下这口气，越恼火，越恨两名囚犯，恨不得立时剥了他们的皮，方解心头之恨！于是，不惜一切代价，务必要将二人引渡。大清朝提出愿以沪宁路权作交换，只求将章、邹二犯交于朝廷处置。可惜，洋鬼子太死心眼，贿赂和收买完全不起作用，他们不肯拿自己的价值观和法律做交易，硬是不肯交出章、邹二人！
大清朝又恼火又无奈，只好派一个名叫孙建臣的人为公诉人，连同上海县知县等地方官到租界法庭对章、邹二人提起诉讼。法庭为两位嫌疑人聘请了律师，律师于法庭上，公然讥讽孙建臣：以堂堂中国政府，乃讼私人于属下之低级法庭而受其裁判耶？孙不能答。这件案子真是大大地丢了朝廷的脸！朝廷心有不甘，又反复交涉各国公使，要求将章、邹引渡。英国公使仍以英国法律保护政治犯为辞，坚决驳回。英国这狗日的法律真使清王朝又恨又恼，当年，钦犯孙文在伦敦已被清廷驻英使馆派密探辑拿，将秘密运回国内处决，这孙文却将求救纸条包硬币抛出墙外，走漏消息，英国政府出面干涉，以保护政治犯和在英国土地逮人违法为由，迫使清王朝放人。孙文不仅逍遥法外，又使其“革命家”之名响震海内，给朝廷留下心腹之患。 英国的法律何其可恶！ 可是，有什么办法！ 此刻，该死的律师又出来捣乱，说什么，案件迟迟不决，章、邹罪名既不成立，岂可延迟羁押？将无罪之人久羁囹圄，法律何在？人道何在？请将二人立即释放。 清王朝慌了：从前杀他千万臣民，诛灭九族，岂非皇帝一句话？何以公然骂皇帝的重犯竟然要无罪开释？案件不仅国人围观，且惊动了国际社会，如果章、邹二人无罪而出，岂不更加猖狂？朝廷颜面扫地，惹天下笑，大清国岂非国将不国乎？可是可恶的洋鬼子硬是不交罪犯于朝廷，还要按他们的规矩办，呜呼，恨杀我也！罢！罢！罢！……即便从轻发落，也不能无罪开释啊！先判了他的罪，关在牢里再说！于是，反复交涉，“卒允采纳英使意见，从宽办结。至甲辰年（1904）四月，遂由会审公廨判决炳麟（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均罚作苦工，在狱期满，逐出租界”（冯自由《革命逸史》）。我至今没有看见西方租界法院的判决书，大约于文章中骂人“小丑”，无论被骂者是皇帝还是乞丐，皆有损人名誉之嫌，依律应该判罪吧！
邹容于出狱前一月，病死狱中。章太炎于狱中攻读佛经，还向香港报纸投稿，文章发表，读者争阅，名气益振。他在狱中做点轻微的缝纫活儿和给犯人的囚衣写号码，日工作八小时。临出狱时，他还没待够，说：“现在就要出去了吗？在这里也可以读书呀！”章太炎不太讲个人卫生，尤其不愿洗澡，出狱时，在日本的同志和旧友来接他，见他养得又白又胖。监狱规定犯人必须按时沐浴，因此，他反倒容光焕发了。 出狱后的章太炎到了日本，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讲，继续鼓吹革命，并以别人称他为神经病为荣，说：“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表达了为推翻满清王朝，不恤人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自此，章太炎进入革命的核心圈子，主笔《民报》，成为革命元勋。 —END— 《思与远方》：灵魂的诗和远方
周树山，作家，剧作家（职称一级），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生为王侯》《一片蔚蓝》《曹操父子》《铜雀台》；话剧《曹植》《村子》；散文随笔集《山自为山》《私人火焰》《致雪妮》；历史文集《未央宫：沉重的帝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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