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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异同论 郑殿兴 这题儿，是《鲁迅与秋瑾、与郭沫若、与周作人异同论》的略写——说完这句，不妨再“卖瓜”一句了：读此之“异同”，或许会有些益处、有些启发……鲁迅与秋瑾之同，首先是同乡，都是绍兴人；其次是同学，都留学日本；第三最重要，是同志——都是光复会会员，都以反清、推翻清朝为目标。但是，对革命的认识、参与革命的程度，差异很有些明显了。鲁迅不太赞同“暗杀”式革命，参与不很积极。譬如，组织欲派鲁迅回国暗杀清朝官员，鲁迅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怎么处置。”（1977年第2期《鲁迅研究资料》——《鲁迅与“光复会”》第340页）组织没勉强他，作罢了。
秋瑾对革命，没的说。常有慷慨激昂演讲，常会赢得热烈掌声——她那手握短刃的“鉴湖女侠”形象，留在人们脑海了。她与鲁迅，“有过斗争策略上的尖锐分歧……为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秋瑾等主张全体留学生立即回国，鲁迅却公然反对。”（倪墨炎著《鲁迅的社会活动》；第57页）
二人终局不同，人所共知了。鲁迅毅然“弃医从文”，以改造国民思想为己任了。虽56岁病亡，但业绩之伟，无人能出其右——盖棺论定的“三个伟大”，决非虚夸、虚名。秋瑾回国革命，31岁竟“出师未捷”了。作为女革命家的秋瑾，那个时代怕也无人能出其右了！危急万分时坚拒避难，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整个一“女版谭嗣同”！她的革命精神，她的慷慨赴死，连监斩官李钟岳都极佩服……因羞愧难当，自杀了。如此一番“异同”后，便有了如此一番随想：在革命大目标同向的前提下，在革命事业选择上，应允许因人而异，不弄整齐划一：秋瑾，做她的“鉴湖女侠”，好！鲁迅，走他的“从文”之路，棒！所以，我们今日歌秋瑾刚烈，更应赞鲁迅明智——要不然，中华民族很可能会少了名世界级文豪。鲁迅与郭沫若，有革命同志之同，还有“弃医从文”之同——且都是在日本学医时所“弃”（当然，他俩不是一个学校，也不是一个时间）……似乎冥冥之中，有某种天意安排他俩了。
郭沫若从文，虽无“三个伟大”，但文学和史学、考古学等领域的成就，众所周知。尽管后来，有些东西如诗作忒“口号”忒那个了，也不好以此全盘否定吧？再说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排位，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吧？
他俩的不同，主要是（鲁迅在上海期间）某些思想文化观点不同。对此，郭沫若就有些不厚道或不地道了：借助优势“群殴”鲁迅，斥其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有人讥刺鲁迅杂文是“花边文学”，讥刺……都是这个时期发生的。鲁迅回他“才子加流氓”——五个字，不很“上纲”，却比较准确、全面。先肯定郭是才子，然后，才流氓。他俩在婚恋问题上，似乎都有些问题，譬如鲁迅不爱朱安，不与她同床……但这，是可以理解的；郭的“乱爱”，决谈不上这个了！要不，鲁迅咋会送他一顶“流氓”帽子？鲁、郭之不同，还有呢。郭喜“跟风”，尤其后期，更多些；鲁迅虽言“遵命”，却是不很盲从的“选择性遵命”。他的拒绝李立三著文“骂蒋”指令，便是显例了。如此“异同”一番后，自然也得慨叹一番了：任何时代，任何时候，一个人（尤其文人）对政治生活、家庭生活，总要有所遵循、有所负责，不能忒“任性”忒“浪漫”喽！当你把“群殴”“跟风”及“乱爱”集于一身时，你名气再大、名头再响，也会让人耻笑的。郭沫若的尴尬形象，郭沫若的“无形贬值”，便是前车之鉴啊。鲁迅与周作人一奶同胞，相同点自然不会少。最明显的，是兄弟俩都曾留日、都曾教学，且都是从文。虽然，周作人在文学、文化上，远不如哥哥鲁迅，但其可圈可点处，还是有一些的。譬如，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总不能一笔抹杀吧？
但二人之同，仅是一时“同路”——同志，肯定不沾边儿了。鲁迅有参加光复会和赞同、支持共产党并参与“左联”等革命行动；周作人呢，成了“周督办”——叛国投敌的汉奸了！至于他挑起“兄弟反目”，弄得家庭不和、鲁迅“南下”，都是不值一提的小菜儿了。
孙郁先生对兄弟俩“截然对立的两元世界”，有过如此评说：“一个是进取的，一个是隐退的；一个是残酷的，一个是飘然的；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是静谧的。”（孙郁著《鲁迅与周作人》——第3页》）在我看来，周作人的隐退、飘然、静谧……安于“闲适”，远离进取生活，与“附逆”有直接关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嘛。道路截然不同，结局，定是截然不同了。鲁迅，万众敬仰，青史留名了；周作人，万众唾骂，遗臭万年了。所以，道路选择问题，永远都是首要的问题、都是不能含糊的问题。一步走错，万劫不复，如周作人那样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可就悔之晚矣了。每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切勿追求安逸，切勿鄙夷政治。只要有国家、有民族，就不能不讲爱国、不能不讲节操！不然的话，“出卖情报”、“政治避难”式“附逆”，一有机会，便发生了；站在自私或敌国立场，公然发辱国言论（如女留学生那样）的“逆子”，一不如意，便出现了。
郑殿兴，北京房山区七里店人。笔名一柽、艾蒿、甄石、关尔……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先后在房山区委和县、市司法局工作，干的多是刀笔活儿。退休多年，已是年逾七十的老头儿。出版《蒿香集》《柽柳集》杂文集（选）等五部；出版《非典型成长》《劲草》长篇小说两部；主持或参与编纂出版新闻、政工书籍三部。杂文及新闻、论文等作品获省市以上奖励及民间奖励五十五篇（部）；获北京市司法局新闻写作“金笔奖”和公文、论文、新闻写作“十佳业绩奖”。北京市杂文学会原理事、全国思政委员会特约研究员、中国文著协会员、高级政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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