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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故乡

 文粹读书 20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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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母亲离开故乡,回到城里后,故居不可救药地荒凉下去。破败的老屋、低矮的院墙和漫过台阶的荒草,一一见证时光的流逝,岁月的变迁。乌鸦凄厉的鸣叫,把故居的忧伤,渲染得更加悠长。故乡于我渐行渐远,蓦然回首,那些尘封在心底的往事,如同儿时遗落的五彩玻璃球,在月光下的草丛中,闪烁着梦幻般的光芒。

深秋的夜晚。窗外众声喧哗,秋风鼓瑟,落叶舞蹈。我的梦境寂寥而幽深,梦境的尽头,是故乡。我家院子里的苹果树,在秋风中浅唱低吟,树下铺了厚厚一层落叶,麻雀在树叶间觅食,见有人进来,便“腾”一下飞到院墙上,交头接耳地议论来者的身份。母亲在厨房里擦拭着窗棂。她的头发还是黑的,腰身也没有现在这般粗壮,仿佛母亲从来就不曾老过。只是那窗棂,分明是三叔房间的,早已油漆斑驳,怎么会出现在我家厨房的墙上?还有这棵苹果树,很早就砍伐了的。砍伐的原因是影响风水,再就是结的果子奇酸,后来干脆只开花,不结果。大概是自惭形秽,无颜示人了。我总得,这棵树就像一个旧时女子,没有选择嫁谁不嫁谁的权力,更没有选择生男生女的能力,她的命运,在她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而这棵树呢,生长在哪里,没有人征求过它的意见;果子不能取悦人们的口味,也不是它的错,却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便无端生出诸多慨,在那个多愁善感的雨季,为旧时女子,为这棵树。

那棵树早就被腰斩了,它却活在我的梦里;那只叫“花花”的狗,也早就被毒死了,它却躲在梦的深处,不愿出来见我,大约是记恨我,记恨我曾经忘记了它吧!

我上大学时,哥哥已经参加工作,妹妹们也跟随父亲去了城里读书。母亲成了孤家寡人,守着几间老屋,几分菜地,几只鸡,还有一只叫“花花”的狗过日子。这是一只非常懂事的狗。事实上,在我们眼里,它早就不是狗,是我们的小弟弟。

不论我离家多久,每次回家,它总是跑在母亲前面迎接我,在我家门口为我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主打节目是跳高表演。它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跳高运动员,把我的头顶当成杠杆,从我前面跳到后面,再从后面跳到前面。精湛的技艺,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围观。由于生性使然,我不习惯过于热烈的场面,只好向母亲求救:妈——你快管管花花——母亲一声断喝,天才运动员像是受到了裁判的黄牌警告,终止了正在进行的动作,几秒钟后,故伎重演。最后,欢迎仪式在我的强行退场中结束。有次回家,没有了意料中的迎接仪式,倒也觉得几分轻松。进屋后,母亲劈头一句:你也不问问花花去哪里了!是啊!花花呢?母亲说,这只可怜的狗,误食了老鼠药,死了。母亲还说,花花死后,她整夜整夜的失眠,总能听到它在院子里走动的声音。而我竟然忘了它!真是愧对母亲,愧对花花!

今夜,它穿了夜的隐形衣,两只眼睛像幽深的潭水一样注视着我,就是不愿与我相见,我知道,它在记恨我......

恍惚中,我站在二叔家的院子里。院子里晾晒着一大片一大片的玉米粒,整个院落金碧辉煌。堂妹们正值豆蔻年华,叽叽喳喳的,像一群快乐的小麻雀。二婶还是那样年轻美丽;二叔像从前一样,胡子拉碴的,不过精神很好。也像从前一样不大说话,见我只是微微一笑。这是我第二次梦见他。第一次是一个冬天,他去世不久。整个人是透明的,我能通过他的身子,清晰地看到他背后的防盗门。他头戴一顶破毡帽,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袄,腰里扎了条麻绳,我甚至闻见了他身上特有的旱烟味。告诉我说他冷,他饿。我想问他去了哪里,可就是出不了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身影逐渐模糊、消失......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的位置一直是留给二叔的。因为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一年到头回来不了几次,每次都是来去匆匆。而三叔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

记得那时,我家常吃的一种食物是煮洋芋,一般当晚餐,也可以当零食。冬天的黄昏,二叔经常端一盆带着冰碴的煮洋芋,蹲在厨房的门槛上,吃得津津有味。他的吃法很奇怪,专拣小孩子吃剩的啃烂的。当时我觉得,只要按照他的样子吃,洋芋会变得很香甜,结果令我大失所望。他为什么不吃囫囵的呢?我很好奇,问母亲,母亲淡淡地说,舍不得呗!

初春的夜晚,寒风刺骨。二叔背靠着墙,坐在我家门前的大杏树下。寒风鞭打着他树皮一样粗糙的脸,他浑然不觉。在烟锅里火光的一明一暗中,春播计划已在他脑中形成。此时的二叔,就像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宝蓝色的天空,是他的中军大帐;那轮皎洁的明月,是挂在帐顶的明灯;漫天星斗,是数不清的火把;一望无际的田野,是他的疆土;农具和牛驴,是他的士卒。一年四季,二叔率领着他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进田野,与狂风暴雨作战,与霜雪严寒作战,与疲惫病痛作战。他能把一把种子,变成一地庄稼,庄稼日夜拨节生长;他能用锄头,锄出一片麦子,麦子闪着金色的光芒;他能把竹子变成一个个箩筐,箩筐里装满洋芋和萝卜;他能把力气,变成一个温暖的家.....

当我家门前的那棵大杏树,被繁花重压时,二叔种在门前的旱烟发芽了。叶子一天比一天肥大,烟味一天比一天浓烈。花的形状和颜色不记得了,只记得二叔像对待一个娇贵的孩子一样,侍弄烟叶的样子。旱烟熟了,二叔把烟叶摘下,晒干,碾碎,装进他那把黄铜烟锅,点燃,深深吸一口,再用力吐出来,好像要把一年来郁结在心头的焦虑、疲惫和伤痛,统统连根吐出。

可是,二叔还是死了。死因我至今不甚清楚。潜意识中,我把二叔的死归罪于二婶,二叔死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回过故乡,没看过二婶。

我二婶年轻时候是个美人,她喜欢把头发一股脑梳向脑后,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编两条长长的辫子,再用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大大的发髻。前不久,我在一本时尚杂志上看到过这种发型,编辑永远也不会想到,三十多年前,我二婶已经玩转时尚了。她永远穿着打补丁的蓝色大襟立领棉布上衣,每块补丁都很服帖,像是装饰品。二婶举手投足间有一种很温婉的韵味,这对于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女人来说,真是一个奇迹。二婶说话办事滴水不露,把一个有十几人口的大家打理的井井有条。我确信,如果她生活在钟鸣鼎食的贾府,持家的本领绝不会输给凤姐。

对于三叔三婶,我几乎没什么印象。他们结婚不久就离开了家,去了一座大城市。只有他婚房朱红色的窗棂,在风中无言的诉说着,他和这个家丝丝缕缕的关系。唯一与三叔有关的记忆是,他好像身体不大好,二婶经常端一碗水,拿三根筷子给他“送病”。之所以还能记得,是因为小孩子们有个头痛脑热什么的,二婶也用这个方法治疗。我在于忠民先生的《老村纪事》中,读到他的老村“送病”的方法,和二婶的“送病”如出一辙。可见在当时,这种治病方法在陇东大地普遍流行。

天色已晚,心里惦着母亲,就急忙赶回家。大门仍开着,显然,母亲在等我。她还在擦拭着窗棂。我说,妈,你跟我走吧!母亲说,那也得问问你爸。父亲好像去了很遥远的地方,他的声音在电话里模糊不清,我始终没听明白父亲的意思。

母亲擦拭的动作仍没停止......

我想帮母亲干点什么,可不知道干点什么。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让我帮她去村头买药。母亲身体不好,常年不离药。

出了大门,一条小路崎岖着通向我梦的出口,路上铺了厚厚一层麦衣,在夕阳的余晖里金光灿灿。一股温暖、厚实的感觉,霎时便从脚底传遍全身……

作者简介陈冰

甘肃省华亭煤业集团职工。有诗词发表于纸质刊物和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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