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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佳 能源是社会前行的动力和经济振兴的食粮，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发力点。 我国内陆2019年煤炭、原油、天然气和电能产量分别为38.5亿吨、1.9亿吨、1736亿立方米和73253亿千瓦时，占全球总产量的47%、5%、4%和28%。 其中： 煤炭进口29967万吨，出口603万吨。 石油、天然气分别进口5.1亿吨、1322亿立方米，自给率仅为27%和57%。 在电力方面，火电、核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分别为50450亿千瓦时、3487亿千瓦时、13019亿千瓦时、4057亿千瓦时、2238亿千瓦时，占比为68.87%、4.76%、17.77%、5.54%和3.06%。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尽管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能源第一生产和消费大国，但是依然存在着生产和消费结构失衡、对外依存度高、能耗高位运行等三大产业运行短板。 一、产消结构失衡 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均以煤炭、原油、天然气等非再生能源占主导地位，水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居从属地位。例如中国电力的能源结构：非再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比为2.85：1。 提振经济，内需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不过内需质量有高低优劣之分，严格来说，非再生能源已不属于“优质内需”范畴。随着人类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其储量越来越少，不可循环，更无法复原。在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我国非再生能源始终难以弥补清洁化利用水平低、环境污染隐患突出以及油气资源供不应求等先天缺陷，因此就不应听任其产业触角全面渗透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各领域和各环节中去。 我国煤炭产业继续一家独大和一路领跑，油气消费长期豪掷外汇和依赖外需，环渤海等沿海地区核电项目超前起步和过快发展，不仅会进一步搅动非再生能源大手笔开发和超量过热消费的新高潮，助推可再生能源的大面积闲置和无休止浪费等新怪象，更会加大全社会的生态治理压力、难度和成本，给国家、尤其是北京等大都市的长治久安平添新的不稳定因素。 这种以非再生能源为主的不合理能源结构，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 二、对外依存度高 我国的优势能源矿产资源——煤炭，虽储量居于世界前列，产量接近全球的一半，但由于受煤质、运能、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不仅需要进口近3亿吨的洋煤，同时还将保持缓步增长的态势。 至于消费量急剧膨胀的原油、天然气等战略性资源，由于采储比低、生产能力有限和进口需求刚性化，目前更离不开外需市场的互通有无和补缺。尽管远在万里之外的舶来资源，能暂解国人用油用气之渴，但是却需要支付高昂的经济代价，最棘手的是必须同时吞下“国计民生命脉受制于人”的新苦果。 从现有的勘探成果来看，中国油气资源禀赋不足，实现自力更生和丰衣足食难于上青天；从长远看，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将会成为中国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致命伤。 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地热能、海洋能、潮汐能、生物质能资源开发潜力同样不可估量，这是中国能源转危为机的关键因素。 令人深感惋惜的是，可再生能源虽已不虚“优质内需”之名，然而相对于高歌猛进的煤炭、雄心勃勃的核电和贪多媚洋的油气，却依然是速率低下的小脚女人。 中国能源若继续维持这种舍优取劣、舍易求难、舍近就远的产业运作模式，一旦国际风云突变，油气资源国断供或是海上运输受阻，中国只能用自有资源优先确保飞机、轮船的正常运行，同时尽最大努力来满足电力、化工、建筑等产业的油气需求，但最终却仍无法摆脱亿万辆汽车大趴窝、绝大多数工业窑炉和锅炉齐熄火之困境，国民经济、国家安全和民生大业都会遭受严重影响和伤害。 三、能耗高位运行 我国是世界用能大户，由于以往出现过重经济增速规模和GDP、轻低耗节能管控和效益等发展偏差，故屡屡引发出高耗能产业过度扩张和能源消耗率居高不下等乱象。 2004年，我国大陆地区曾以世界总人口18.5%的占比以及耗用全球31%煤炭、8%石油、12.5%电力的代价，赢得了占比为4%的世界GDP份额。 到了2019年，我国大陆地区人口占比几乎未变，GDP的世界份额却已增至15.2%，由此而消耗的煤炭、石油、电力等资源，也分别上升至50.5%、14.3%和28%。 这说明，我国单位GDP能耗依然迷恋高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没有真正消除。 高成本是低效益的代名词，中国能源产业必须闯过高耗低效这一关，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为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和满足明天的经济高层次竞争需要，有效防范风险挑战，科学应对突发事件，今天的中国能源必须要下大力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转变思路，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 二是创建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流的内外联动新市场。 三是大力开发推广节能低碳新工艺和新产业。 只有这样，中国能源才能由大变强、活力四射，为实现中华强国梦，做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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