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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戳：享道商城 为夜过荒野的人们 柴然 萨特在《为什么写作》中，标出不少先于写作的基本类型。源自童年的不幸，对我就有一种定性。我当然不能释怀：父亲“文革”中被打死。我早年的创作，即以“父亲”这一“童年记忆形象”为中心。后来写小说，则有《麻地》《去黄河那面的女人》《净土之光》等有点儿影响的篇目。
诗作则多写于1984年至1990年间。有代表性的，先有1986年在《绿风》上发表的（组诗）《失去的河流》。这组诗是和好友李坚毅兄一起弄的，共同署名，发出的四首，有两首是我单独完成的。而我更在意的是第一首《荒郊上的磷火》： 夜里醒来的头盖骨 被狗从坟冢抛向荒郊 父亲的灵感，点成一盏青灯 为夜过荒野的人们 指引道路 短诗为我梦中所写。另，题记： 每一粒细沙上 都有一条失去的河流 亦为我梦中所得。都是非常苦痛的。为此，这几十年来也煅造出一个很大的偏见：痛苦是诗的母体。两首抒情长诗，《在整个北方的夜》，《冬天里我遇见一个人》，前一首发于《星星诗刊》，后一首发于《北方文学》。潞潞、李杜、师周宗后来编《少数》，又用了《在整个北方的夜》。两首诗前前后后，则是在一个时间段写出来的。后都是跑到市委找要好的诗友周典打的字。周典是专门伺候材料的综合处秘书，电脑打字，水平一流。他们当时的电脑好像还达不到286、386。他常是打出来两三行之后，再点上一支烟，等屏幕上的字显示。他是刚夸过《在整个北方的夜》，又见《冬天里我遇见一个人》，又夸后者更强。我很在乎他的一句夸赞：写得暮色苍茫。 至于我，这是从1984年到1989年，心中那份浓酽的苦痛，并未通过酗酒与写作，得到更有效的排遣。痛苦的确有放不下时。 有如在大动荡年间那样 他傍着天黑趁着大雪走着 这是《冬天里我遇见一个人》在《北方文学》发表时删去的两行诗。亦和当时我们的社会有关联。特别是《冬天里我遇见一个人》，写出来后好一段时间，我随身总带有一两份打印稿。我认为它和我的生命有联结。前四五年上，我还有这样的讲述： 那些天，你常和一些大学生在一起。后来有一天，在繁星满天的夜幕下，大家又去向广场的草坪上围着喝啤酒。说你的沉醉，你大脑沟回分崩离析的黑白图像，却是那么多的人头，黑压压的，满了这乾坤了吧。你忽然想在肉体的星空如在飞机上抛撒传单，将它播撒出去。与此同时，则有一种颇深的绝望心绪，在暮春之日熏熏的南来风中，低声哀鸣。 《冬天里我遇见一个人》，一开始《诗刊》留用。当年的王燕生是否升为副主编，记不准确了。记着是他为这首诗前后给我写过四封信：留用；送审；再送审；退稿。最后退稿信上强调：作品未能通过，主要问题是在艺术上——终审会上给出的说法。实情是大家一直就在指鹿为马。说什么呀。不用琢磨，本来到那一时间，我这样的作品，在《诗刊》这样的刊物上面世的机遇，已经错过。所谓时代使然。天时，地利，人和；机也，时也，运也。作品与人一样，有它自身的命运。有时它还真就不屑与那时代为伍。它也在寻找。找找寻它的人。在调整。在较正。 这样，《冬天里我遇见一个人》，送到了潞潞手中。潞潞是《山西文学》诗歌组长。潞潞认为好，拿红笔划掉了如以上那样两三个敏感句子，决走送终审。这时，原军旅诗人、后转到北方文艺出版社的诗兄马合省来了。在潞潞处，合省看过诗后，征得我两个同意，把它带回了哈尔滨，转给了在编《北方文学》的女诗人李琦。诗人夫妻。无独有偶，是还在《星星》当副主编的叶延滨携夫人杨泥来山西，他看过我这两首诗后，先也选了这一首。是我讲这首《北方文学》要用，他才改选了《在整个北方的夜》。两首诗，在两个刊物上，都发得非常好。一个小插曲，是叶延滨来山西前先到的是泰山。我们一见面，他就送了我一个从泰山带来的砚台。最是差劲儿，是我接砚不小心掉在了地上，砚台又脆，磕去一角。
这些早期创作，包括随后的部分发表，都是历历在目的。现在想，是因为你和这些诗歌编辑的私交甚密？或是他们更为赏识你的诗歌才华？因素肯定有，但比重有限。 说到底，“文革”写作，在文学界，它纳入的是一个大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体系，非某一作家、诗人所独领。讲它小，关乎你心中的创伤、痛苦，说它大，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管是在民间，还是在国家的主流媒体上，长此以往，都不会泉尽而流断。 世上既有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一说，那也就不排除“‘文革’之后不让人写‘文革’则是不可能的”。 说出真相来从来都是困难的。但与掩盖真相比起来，还更容易一些。真相不仅掩盖不住，尤在掩盖它的过程中，毒瘤、恶果，伴之而生。举个并非恰当的例子，那是现在在百姓当中，一提反腐倡廉，即会有人想到用“文革”的方式来惩治腐败，来打倒贪官污吏。从1966年算起，四十余年过去了，却因我们对“文革”的反思和认识，停滞、延宕，止步不前，使得我们的新人几近模糊了它对民族前进所存有的巨大危害性，也因它的渐走渐远，不识庐山真面目，反弄得社会中竟有一些心向往之的力量，暗潮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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