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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戳：享道商城 轰轰烈烈的北方 山西“黄河诗派”历史回顾 柴然 “黄河诗派”，持续时间较短，从1985年前后出现，到1986年冬天，也即三位代表诗人潞潞、张锐锋、陈建祖参加1986年诗刊社在山西举办的“青春诗会”后，大体不到三年时间，基本上已告结束。而深思“诗派”解体的主要原因，根本还在于，当年广泛效仿之文学寻根，并不能满足我们这些青年诗人多社会思想认知、多艺术表达方式的自我追求与思考，如：创作更应当是他们个人的事业，随后如潞潞等人的诗风大变，在这点上体现得最突出。然则，“黄河诗派”，不仅就“新时期”山西文学而言，放置于更久长的山西现代诗歌史历史长廊加以考察，也是我们这块黄土地上一次自觉的、有着鲜明本土特色、波及至国中并与当年风起云涌的全国性诗歌运动互相渗透的重要诗歌存在，影响之深远，一直绵延至今天。显然，也最值得我们进行历史性回忆钩沉，从中探寻当代山西诗歌发展的方向。 柴然「太山红叶篇」 “诗派”起事，以郭志勇发表在1985年8月15日《太原日报》“双塔副刊”上的《略论“黄河诗派”及其美学追求》、张锐锋发表在《山西文学》上的《山西诗之现状与“黄河诗派”的雏形》两文为标记，前期代表诗人有潞潞，张锐锋，陈建祖，郭志勇；随后壮大，秦岭、周所同等加盟；重点作品：潞潞，自是享誉全国的《肩的雕塑》《青铜之子》《城市与勇敢野牛之血》；诗派成立，又专门写了两首长诗《黄土地》和《跛脚上校的女儿》；张锐锋，以《乡村的孩子》命名的系列组诗和长诗《大地情歌》影响最大；陈建祖，代表作品有阐发历史幽思的长诗《云冈石窟》和表现历史与现实交融碰撞的《农民，啤酒的欢乐》；郭志勇，代表作品有《秋天的情歌》和《道路的季节》两首长诗，颇具聂鲁达风格，情感饱满，热情放达，还充满哲学沉思；秦岭，抒情诗《我不是诗人》和《诗刊》年度获奖作品《燃烧的爱》，诗人因在大同矿务局工作，山西的煤自也成了他的抒情客体，诗写得十分真挚，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周所同，则为《黄河系列组诗》，约40余首，状写晋西北黄土魂，晋西北儿女黄土情，有着浓郁的晋西北民歌抒情调子。这些出自“黄河诗派”代表诗人的作品，同样也为当年山西诗坛的重要收获。 他们几位，当初除选择省内外文学杂志发表作品外，为及时与大家见面，又会经常出现在《太原日报》“双塔副刊”上。像潞潞惠特曼式的《中国正在筑路》、格调清新的《中国，早晨好》，以及稍后写的精粹短诗《古道》《川西小景》《三棵大槐树》《山崖的下面》等，如我等都是这样看到的。 柴然「太山红叶篇」 “黄河诗派”成事的客观条件，一为潞潞、张锐锋、陈建祖、郭志勇、周所同、秦岭等创作上已具备了一定的突破实力，如潞潞、周所同、张锐锋、秦岭，当时已在全国成名；二为几位诗人分别掌管有一定的话语权，如作家张石山任《山西文学》主编，担任诗歌组长的潞潞每年争取一个诗专号，如海子的《抱着白虎走向海洋》、张锐锋的组诗《乡村的孩子》、陈建祖的长诗《云冈石窟》、于建军（非默）的长诗《人》、郭志勇的长诗《秋天的情歌》等，都发自潞潞编辑的诗专号上；作家成一主编《黄河》，郭志勇借调，后张锐锋调入，前后双双负责诗歌栏目，如江河的《太阳和它的反光》、潞潞的两首长诗《黄土地》和《跛脚上校的女儿》、于建军的组诗《遥远的风景》、雪野的组诗《生命的舞蹈》、金汝平的处女作《春天》等，在此面世，形成影响；陈建祖，任《太原日报》“双塔”副刊编辑，“双塔”为全国报界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园地，文学评论和诗歌更加引人注目；还有，秦岭后调入大同市文联任《云冈》诗歌编辑，周所同在忻州任《五台山》诗歌编辑，他们二人先后都办过颇具影响力的诗专号；三为潞潞在山西大学期间与李杜一同办《北国》暨“北国诗社”，已积累了一定的组织与编辑经验，特别是外省约稿，眼光准，规格高；四为有陈建祖这样的活动家、演说家、鼓动家，他的热诚，就是一种凝聚力；五为张锐锋、陈建祖、郭志勇诗创作外全不惧写评论，皆为笔杆子，能扛鼎理论旗帜；六为良性循环的外部环境：举国再度西风东渐；北岛、江河、舒婷等新一代诗人成为更多文学青年的榜样和关注焦点，灭“朦胧诗”变成螳螂挡车；“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正被多种写作浪潮所取代；“晋军崛起”引起关注；“寻根文学”酝酿成熟，形成气候。 就这一时期，我省文学评论家李国涛先生，还在《诗刊》上特别著文《论后起的山西诗界》，介绍评价了这一代新人，并把重点放在了潞潞和另一位并不曾加入“黄河诗派”的诗人周同馨身上。周同馨的写作更多定位于小城和小城青年，轻盈，优美，充满浪漫的时代气息，和“黄河诗派”倡导的更具历史文化厚度的写作形成一定反差，是行走在“诗派”之外颇具个性化特色的创作例子。 另外，他们的老师，“新时期”山西诗歌的传薪者文武斌之死，似也构成了一个山西新兴诗歌力量聚拢的历史契机。 柴然「太山红叶篇」 有人说，文武斌生性孤僻，与一些同行难合群，为诗坛怪人。这话无非讲了个表面。文武斌生前有话，诗歌是愚人的事业。让他不能容忍的，实为残留在他周遭、貌似固若金汤的“文革”口号式分行写作，他这一代人受伤害太深，他本人就写过一本《大寨战歌》——当年山西写有大寨长诗的，不下十位，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还有几位仍在修膳报废了的手稿，梦想着有朝一日大寨红旗再度飘红中国农业战线，亦为他们扬名立万。文武斌热爱诗歌事业，并且十分关爱青年诗人。他最不希望昨天甚至今天仍在戕害着他那一代人的东西严重影响到青年诗人的成长上，所以他在心底下争斗的，决不是哪一同事，而是一种旧有的、顽固的、肯定不情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和诗人心灵世界完全无涉、在诗坛仍处于喧宾夺主地位的虚假诗歌势力。他自己的《突围之歌》是怎么写出来的？他发表于建军的《我歌唱希望和梦想》中有这样的句子:“冬有冬的繁荣，春有春的荒凉”，会受到政治高帽的侵扰；他发表雪野一首短诗《橡皮》，大意橡皮搞设计是个好东西，诗里还举出高尔基小时候画楼房，神甫问他楼房为什么是歪的，高尔基回答让风吹的，这么一首令人玩味的小作，也曾被指“朦胧诗”，为君子所不齿。 文武斌是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他早年爱上诗歌，很有可能是因为读普希金、读莱蒙托夫、读马雅柯夫斯基、以及读写《大堰河，我的保姆》时期的艾青，而非鼓动全民砸锅卖铁的错行韵文或者其他；文武斌是《汾水》（《山西文学》前身）的诗歌编辑，《汾水》是整个山西文学界最重要的文学阵地，因此他也认为自己有责任——甚至肩负有某种神圣庄严的历史使命——把感同身受与有限的现代诗歌认知传达给下一代如潞潞、秦岭、周所同、张锐锋、陈建祖、于建军这样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诗人；这种传承在山西还包含有某种与现实痛苦割裂的东西，而这也就意味着，他更多是从早年写《战斗与歌唱》的冈夫和写《城》和《忧郁》时期的马作楫手中接过来的火炬。 1983年盛夏，文武斌身染胃癌赴京医治，因出不起陪侍佣金，他的好友和弟子们轮流赴京，丰昌隆，潞潞，周所同，秦岭，于建军，郭志勇……他们为病中的诗人端屎倒尿，送饭喂药，伴其左右；然而久治不愈，遂返并于该年8月22日仙逝；这后来，我们所见到的，就是大家为悼念诗人所写的诗篇，以及一年多之后“黄河诗派”的命名——这位传薪者之死，也成了山西这个主要诗歌流派的《出埃及记》。 “黄河诗派”的命名与崛起，体现的是当年山西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的诗人冲破种种意识形态樊篱桎梏的一种坚定的自抉。今天看，必须说还带有一种强烈的社会政治文化属性，青年诗人们艺术上的搏击，亦能划归入“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历史的大架构，如此，也更能探明现代诗歌在山西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及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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