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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缝纫机 文君 六七十年代，还是计划经济时期，一切商品都是凭票供应。我记得，那会每人一年配给三尺布票，好多人一年到头都做不起一件新衣。我听母亲说，大人做一件衣服要六尺布，一套得一丈二。也就是说，四年的布票才能做一套服装。 那时还没计划生育，我们家五个孩子加上父母，一大家子人，供应的指标相对就要多些，每年轮换着总有新衣服穿。加上母亲手又巧，一年半载去一次县城时，总会去缝纫社讨要些边角废料回家，她总是将那些废布头裁剪成大小不一的三角形，拼成百衲布，做成褂子、背心，或者其他衣物。 小时候我是出了名的假小子，特别猴，新衣服上身不出半日，肯定就会挂上不少三尖口，回家自然免不了一顿“竹笋炒肉”。我常常是捂住打痛的屁股被奶奶叫到房间，脱下满是破洞的衣服，由奶奶粗针大线缝补起来。如果我的衣服破的是大洞，奶奶就会找一块合适的碎布补上。也不知奶奶是色盲还是咋滴，蓝色裤子上总是补上一块白补丁，素花衣服上却弄一大块黑布缝上，颜色非常岔眼。母亲下班回来看见总会皱皱眉，然后等晚间奶奶睡着后，悄悄在夜灯下给拆掉重补。 那会的女人特别辛苦，不说别的，就一大家人每年的穿戴，全靠手工缝制，那也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母亲是个有“远大理想”的女人，可不甘每日里下班回家后穿针引线做手工。在我记忆里，母亲一直希望买一架缝纫机，所以她挖药、砍柴、打石头、伐木，什么样的活挣钱就干什么样的活。 有年手工业社改大锯的张师傅需要一个下手，母亲竟然毫不犹豫去做了张师傅的副手。所谓改大锯，就是在一个搭起有两米多高的马架上，将要改成板料的原木推上去，师父站在上面提锯，掌握锯齿走向，下手就在木架下用力拉锯。这是一个力气活，好些改板匠的下手都是三大五粗傻乎乎的莽汉，没人相信母亲能吃得了这苦。没成想，母亲一干就是大半年，辛苦是辛苦了点，大半年时间分了好几百元工钱。 接近年底了，一帮孩子的过冬衣服还没着落，那会虽说小的可以捡大的衣服穿，可大的还是需要添置，特别是我，自己的衣服穿得是旌挂旌、绺挂绺，连姐姐的衣服都被我抓来穿得稀烂。母亲为做这一大堆的新衣愁死了。 那段时间，父亲伤残的背脊控制的还算稳定，就和母亲商量不去陆军总院复查，省下钱来买一架缝纫机。母亲犹豫着，觉得不去复查开药，说不定啥时病情严重了，多出事情来就麻烦了，加上那会买缝纫机还需要供应指标，想买还不一定买得着。父亲啥话也没说径自回值班室去了。 没几日，供销社拉货的拖拉机下来，通知母亲取货，说是县商业局分配了一架缝纫机到巴西区，指定配给老韩家的。一问，原来是父亲电话里找县商业局领导争取的指标。 看着崭新的上海牌缝纫机，母亲高兴坏了，翻出箱底的旧衣和布料，开始裁剪、缝纫，没几日就把整个冬天一群孩子需要改大改小的衣服收拾停当。我记得我有件苹果绿的衣服短了，母亲直接在下面加了两寸长的黑灯芯绒边，一时间好些人都在衣服下边加异色边料，又时髦又实用。 那会小山区就几十户人家，一家有啥事，半天时间就家喻户晓。家里买回一架缝纫机不久，周边寨子里的老乡就知道了。有人拿了布料来求母亲帮着裁剪缝制，母亲爽快地接了过来。西藏寨子里的藏人服饰，除了藏袍的样式以外，那种大襟衬衫和汉家旧时服装很相似，母亲从小受善绣的外婆影响，一手女红非常精通，因此，这藏家的褂子，被母亲运用汉家的盘扣、镶边、刺绣等技巧一做，既有藏家特色，又有汉家元素，非常新颖时髦，没几日就名声在外，上门来找母亲帮忙的人络绎不绝。 那时候的人相当纯朴，请人做事自然会拿些稀罕之物以示感谢。那几年每到秋天，周边找过母亲帮忙的人，总会送些嫩胡豆、新鲜土豆之类的食物到我家，那些家境好些的人，还会带上一瓶牛奶啥的，总之，那会我们家总比周围邻居家更早一些品尝到新鲜的食物和土特产。 有次母亲去往三社沟里捡木耳，被人看见，说是这些汉人连朽木上长的东西都要吃，太好玩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周围寨子里的人都知晓我家喜欢吃蘑菇、木耳。这些本地藏人常年在山林里钻，哪些地方有蘑菇，哪些地方有木耳都了然于心。于是，没有新鲜胡豆这类东西时，总有人隔三岔五给家里送些木耳、蘑菇过来，以及他们用马尾套的野鸡、野兔等物，同时带来的自然是他们的布料。那些年，母亲总是在昏暗的十五瓦白炽灯下，哒哒哒地踩着缝纫机，一件件漂亮的衣服就从她手下缝纫出来，穿在了周边藏寨的那些藏人身上。 随着时光的流逝，山区与外界有了密切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慢慢退出了它的历史舞台。当人们随时都能从市场上购回价廉物美的衣物时，母亲的缝纫机便开始尘封旧屋，再也没有唱响它曾有过的欢快歌喉。不过，我每当回到犀浦干休所母亲那间老屋时，看见那架走过半个世纪的缝纫机，便会想起那些曾经出入过我家，等候母亲为他们缝纫新衣的藏胞们。只是不知道这些穿过母亲义务缝制过衣物的人们，还会不会想起这个已经双眼失明了的老太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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