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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説春秋戰國時期，吳國(原楚國)的伍子胥為了復仇攻破楚國首都，然後把殺父殺兄的仇人楚平王挖出來鞭屍三百，方才解恨，算是報了仇。與伍子胥同時代，又都是楚國老鄉的屈原，在對待自己的主子時的態度是截然相反的。屈原得不到楚王賞識時就只有絕望到投河自殺，感覺自己的生命沒有其他的價值了。屈原這條命原是為楚王生的。 這兩個人後來對中國人的影響也是大不相同的。屈原不但無人不知，而且數千年來，還用端午節吃粽子的方式來紀念屈原的愛國主義精神。其實，屈原心中哪裡有什麼國家的觀念？他有的只是楚王的寵愛而已，對一個無道無德的楚王這樣貪戀，其實也是病態，既説愛國，即便得不到楚王寵愛，也可為鄉、為鎮、為民做點實事。但是，奇怪，屈原的愚忠愚孝後來竟然被中國人選擇了。也許這是中國人固有的忠孝觀念必然會作出這樣的選擇吧？ 伍子胥卻不同，楚王無道，殺伍家父兄，他就投奔吳國，忍辱偷生，一生立志報仇雪恨。你可以説他有負于忠，但他卻無負于孝。 歷史常常就是這樣吊詭，屈原的愚忠愚孝得到千年來的大力表彰的同時，伍子胥報父兄之仇，就成了大惡的代名詞。也許，伍子胥鞭屍是忌諱，被認為不夠厚道。可笑的是，中國歷史上，有尊重，甚至崇拜屍體的癖好，認為死者為大，必須要對死者尊重 ! 反而卻沒有人反對死後要用成千上萬的人來陪葬的制度。 歷史上對伍子胥的評價，很少有指責伍子胥叛國的。大都對伍子胥抱有同情。而且還不僅僅同情伍子胥，簡直認為伍子胥這樣做，是非常忠誠的表現。 比如，陳軫說：“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 比如，桓譚說：“忠臣高節，時有龍逢、比干、伍員、晁錯之變。” 比如，范仲淹說：“胥也應無憾，至哉忠孝門。” 比如，李贄說：“伍子胥絕孝純忠，驚天震地，楚之烈也。” 伍子胥鞭屍到底有否實據 ? 蘇州市職大吳文化研究所所長吳恩培教授認為，這一記錄是歷史的“層累”造成的，並非事實。古籍記載，伍子胥曾將楚平王“掘墓鞭屍”，這種過火的做法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導致有人因此認為，伍子胥不值得紀念。 記載春秋時期史事最詳細且最具權威性的《春秋》《左傳》，都沒有伍子胥“掘墓鞭屍”的任何記載；春秋末期的《呂氏春秋》，裡面也只說他“鞭墳”而非“鞭屍”；以後的《淮南子》等古籍，寫的依然是“鞭墓”“撻墓”；直到《史記》中才兩次提到“鞭屍”，但還有一次提的是“鞭墓”。吳恩培由此認為，伍子胥“掘墓鞭屍”的說法是後來強加給他的，與《史記》成書時期復仇之風盛行的時代氛圍有關。吳恩培說，楚平王殘害伍子胥父兄，伍子胥鞭撻他的墓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有分寸的。 關於伍子胥經由雲夢奔吳的“傳說”，間或以“史著”亮相。這類作品，如果作為文學創作進入藝術領域，未嘗不可；但作為“史著”則掩蓋了歷史的真相，有必要加以澄清。十年前，《伍子胥奔吳路在何方》一文發表，以“傳說”稱“史”者不絕如縷，使伍子胥其人其事及地方相關歷史皆湮滅殆盡。 春秋晚期楚人伍子胥奔吳的行進路線，《左傳》、《國語》、《史記》等經典歷史文獻都有明確記載，兩千多年來史家沒有任何異議，伍子胥出逃之後，首先是去了宋國——因為楚國太子建在宋，這說明在開始的時候，伍子胥還並沒有要從吳國借兵伐楚報仇的想法。然而雲夢縣地方史志卻有另說，赫然記載著伍子胥經由雲夢奔吳的“歷史”，把伍子胥逃離楚國後輾轉多國、跋涉數千里的奔吳路線，微縮到雲夢城一帶僅十多公里的路段，把伍子胥奔吳的真相全部掩蓋了、歪曲了。 《伍子胥到此心安的心安寺》一文稱：“戰國時期……伍奢及長子伍尚被楚平王殺害，次子伍子胥投奔吳國。” 還有一篇史著稱伍子胥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人。 那麼，伍子胥究竟是哪個歷史時期的人呢？ 《中國歷代名人大辭典》載：“伍子胥（？——前484年）即伍員。春秋時楚國人，名員，字子胥。” 《辭源》（修訂版）：“伍子胥 西元前？——前484年。名員，春秋楚人。” 《辭海》釋伍子胥：“（？——前484年）春秋時吳國大夫。名員，字子胥。” 電子版《中華辭海》：“伍子胥(?-前484)春秋時期吳國大夫。名員。” 以上所引工具書，都是國人公認的權威典籍，對伍子胥所處時代的記述，無一例外地稱之為春秋時期人。 “春秋”作為時代名，是因魯國編年史《春秋》而得名。《春秋》編年從魯隱西元年（西元前722年）迄魯哀公十九年（西元前476年）為春秋時期；也有以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為春秋結束年代的。此兩說差別不大，相差只有5年。伍子胥生活的年代就正處在“春秋”的起迄年代之中，其生年雖不可考，但是他的卒年十分明顯是在春秋時期之內。 《左傳·哀公十一年》載：伍子胥向吳王夫差進言，說越國是心腹大患，必須滅亡越國。吳王夫差不聽，派伍子胥出使齊國。伍子胥知道吳國要走向滅亡，便把他的兒子託付給齊國的鮑氏。吳王夫差知道了這件事，等他出使齊國回來，便派人把屬鏤寶劍賜給伍子胥自殺。伍子胥自殺後，吳王夫差把他的屍體裝在革囊裡，拋入江中。這一年是魯哀公十一年，即西元前484年，如果按前說，“春秋”結束於魯哀公十九年（西元前476年），就是說伍子胥死後8年，中國歷史才進入戰國時期；如果按後說，“春秋”結束於魯哀公十四年（西元前481年），就是說伍子胥死後3年，中國歷史才進入戰國時期。這兩說都證明伍子胥是春秋時期人，與戰國無關。 如果拋開《左傳》來查對戰國的起始時間，則與伍子胥距離更遠。《史記·六國年表》記載戰國始于周元王元年（西元前475年），這時伍子胥已死9年；林春浦《戰國編年》和黃式三《周季編略》記載戰國起于周貞定王元年（西元前468年），這時伍子胥已死16年；司馬光《資治通鑒》記載戰國起于周考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這時伍子胥已死81年。現在流行的戰國起迄時間是根據《史記·六國年表》起于周元王元年（西元前475年），止于秦始皇統一全國（西元前221年），歷時254年。 以上所引資料證明，無論從哪一說，伍子胥均與戰國時期沒有關係。 史籍記載從他曾祖父伍參起，直至他的祖父伍舉、父親伍奢，以及他的胞兄伍尚和他本人，堪稱一脈相承的忠誠耿介之士。說他們忠誠，是因為他們對楚國王室忠貞不渝；說他們耿介，是因為他們為了國家利益，不計個人得失、敢於冒著生命危險，向楚王諫諍言。《左傳·宣公十二年》載：伍子胥的祖父伍舉，也是一個為了楚國利益不顧個人安危的諍臣。莊王即位以後，三年沉湎於淫逸之中，荒朝怠政，且下達命令說：“有敢諫者死無赦！”而伍舉卻冒死進諫。 《左傳·昭公二年》載：楚國公子圍出使鄭國訪問，伍舉為副使，還沒有走出國境，公子圍聽說楚王犯病，便返郢探視楚王，委託伍舉作全權代表訪鄭。公子圍回郢後發動了宮廷政變，勒死病中的楚王。派使者到鄭國發訃告，伍舉攔住使者，問如何向鄭國說明繼承人的問題。使者說：“繼承人是我國大夫公子圍。”伍舉覺得大夫繼承王位悖理，有傷楚國尊嚴，立即更正說：“繼承人公子圍，是共王的兒子，排行老大。”這一更正就合理合法了。 《國語·楚語上》載：楚靈王與伍舉同登剛剛落成的氣勢宏大、裝飾豪華美麗的章華台。靈王說“這個台美呀！”而伍舉不僅沒有隨聲附和，反而長篇大論地把建章華台批評了一通，說：“所謂美名，唯其施美德於遠近，大小都獲得安寧。如果搜刮民利以滿足其私欲，使民利耗盡而不得安樂，民心叛離，其作惡就夠嚴重了，哪裡還需要用眼睛看呢？如果大王認為這台美麗，以為是做的正當事，楚國就危險了啊！”伍舉的話雖然逆耳，但表達的是對國家、對國君的一片忠誠。伍舉在從政活動中，十分注意維護楚國的尊嚴，但對楚王的過失卻不留情面地直陳己見。 楚平王本人是一個典型的小人性格，所以，小人為王就寵小人，害賢臣。楚平王身邊有一個奸猾的小人費無極，把楚國有賢德良才的人一個個離間出走，伍子胥就是其中之一例。楚平王還在當公子時，就與蔡國郹陽封人之女私奔，生太子建。平王即位後，任命伍子胥的父親伍奢為太子建的太傅，費無極為少傅。費無極見太子建不相信他，便利用他到秦國為太子建娶親之際，慫恿平王“父奪子愛”。費無極做賊心虛，害怕平王死後太子建即位報復他，又慫恿平王命太子建去駐守北部邊境要塞城父。 此後，費無極又對平王說：“太子建因秦女的緣故，不能沒有怨恨。尤其是駐守城父，握有戈矛，又與列國諸侯交結，恐要入郢作亂，請大王稍加提防”。於是，平王召太子太傅伍奢審問。伍奢繼承祖德，為人忠實正派，知道是費無極在搞鬼，說：“大王為什麼竟憑藉讒賊小人撥弄是非的話而疏遠父子骨肉之親呢？”費無極知伍奢出言是沖著他來的，便在平王面前進讒：“如不早作防備，他們（指太子建、伍奢）的陰謀就要得逞，大王將會被逮捕呀！”平王聽信讒言，一怒之下，便把伍奢關進了監牢。同時，派城父司馬奮揚去殺太子建。奮揚不忍加害無辜，還未到城父就先派人告知太子建：“太子趕快逃走，不然就會被殺死！”太子建立即逃往宋國。 伍奢被關進監牢後，費無極進一步對他加害，對平王說：“伍奢有兩個兒子，都很有本事，不殺掉將成楚國的禍害。可以用他們的父親作人質，把他們召來問斬。”平王對費無極言聽計從，派人對伍奢說：“能召回你的兩個兒子，你就能活命；若是不然，就只有死路一條。”伍奢實話實說：“伍尚為人仁慈，我叫他，一定來；伍員（即伍子胥）為人剛強猛烈，他知道來了一定被捉，勢必不來。”平王不聽，派人去召伍尚、伍子胥，以謊騙加威脅的口氣說：“你們來了，我饒你們父親不死；不來，現在就殺死伍奢。”伍尚打算前往。伍子胥知道這是一個陰謀，說：“楚王叫我們兄弟去，並不是想保全我們父親的性命，而是擔心我們逃脫了恐生後患。我們兩人一去，就會一同被處死，這對於父親的死有何作用？去了，就報不了仇，不如逃奔他國，借兵來為父親報仇雪恨。”伍尚說：“我知道去了也不能保全父親的性命，但是，這是一件恨事啊：父親因保全性命召我，我不去，以後又不能報仇雪恨，終究被天下人所恥笑。”伍尚對伍子胥說：“你走吧！你能夠報殺父之仇，我將去就死。”伍尚被逮捕，使者又要逮捕伍子胥。伍子胥拉滿弓，搭上箭，對著使者。使者不敢上前，伍子胥就逃跑了。他知道太子建在宋國，逃往宋國跟隨太子建。 前述伍子胥出奔的起因中，我們可知三點歷史資訊：第一、伍子胥及其兄長伍尚均不在楚國內地（今湖北省），而在楚國邊疆。費無極和楚平王要殺伍尚、伍員，如果他們兄弟倆在楚國內地，就用不著把伍奢作人質誘騙伍尚、伍員回郢都。第二、伍尚、伍員都在楚國北部邊防前線。《左傳·昭公二十年》在記述楚平王派人誘騙伍尚、伍員時，稱伍尚為“棠君尚”。“棠”是棠谿城，在今河南省西平縣西北百里；“君”與“尹”古通用，可理解為棠谿的縣長；棠谿正處楚國北部的邊防線上，說明伍尚肩負著防務重任；楚平王的使者來召他們，竟然毫不費力就見到了他們兄弟倆，說明伍子胥也在北部邊境，而且是在離伍尚不遠的地方。第三、伍子胥也有防務重任。伍奢是太子建最崇敬的老師，協助太子建經營城父（在今河南省平頂山附近）防線，實際上是統理楚國北部整個邊防任務；伍尚、伍子胥都在北部防線，當是太子建精心的組織安排；既然伍尚鎮守棠谿城，太子建一定會給伍子胥相應的防務重任。 以上是根據《史記》、《左傳》提供的資料所作的推理，有無文獻證據呢？有！《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載：“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子胥……”這說明伍子胥所鎮守的是許，離棠谿不遠，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楚、吳、越分圖》標示“許”在城父與棠谿之間。 明確了伍子胥出奔的起點在許，就排除了伍子胥出奔後在楚國內地（今湖北地區）逗圈子的任何可能性。 伍子胥知道太子建在宋國，就立即奔宋。宋國在今河南商丘；商丘在許的東部偏北，根本不需要經過今湖北省的任何地方。伍子胥奔宋不久，宋國因華氏專權引發內亂，宋國請求楚平王出兵干涉，太子建怕殃及池魚，立即跟伍子胥奔鄭。鄭即今河南新鄭，從商丘筆直往西走就到新鄭，也用不著到湖北。鄭國表面上熱情接待他們，但內心不願得罪楚平王，便慫恿太子建到晉國去。晉國在山西，從新鄭往西北走就是晉國，更加與湖北無涉。晉國教唆太子建去顛覆鄭國的政權，不料泄了密，太子建剛到鄭就被鄭國宰相子產殺了。 伍子胥見勢不妙，便攜帶太子建的兒子王孫勝奔吳；吳國在今江蘇南部，國都在姑蘇，即今蘇州城，在新鄭的東南方。從新鄭到吳國去，要經過安徽北部的黃淮地區，那裡分佈著幾十個無力設防的袖珍小國，伍子胥攜王孫勝一路綠燈。他們到了今安徽東部的含山縣，就遇到麻煩了，因為春秋時的吳楚國界犬牙交錯，這裡是楚國的邊關，楚國在縣北小峴山設卡，名叫昭關，人們耳熟能詳的伍子胥《文昭關》的京劇，就是以這裡為背景演義出來的。 據考証伍子胥並不姓伍，而是姓羋,與楚王同姓。“伍”是他的氏,不是他的姓。或許有人會問，難道姓與氏還有區別 ? 不錯，確有區別。先秦時期的姓與氏不是一碼事，二者的起源、社會功能都不一樣。姓起於女系，其社會意義是“別婚姻”，即同姓不能通婚。氏起於男系，其作用是“別貴賤”，因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伍參在楚莊王爭霸中原的決定性戰役邲之戰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因聲名顯赫，聞達于諸侯，他便按周的禮制受封“伍”的諡號，後人便以“伍”為氏。可想而知，這個“伍”是來之不易的，他的後人是不會改變的。 先秦時期的姓與氏還有一個不同點，即姓是一成不變的，而氏的稱謂可以隨著政治地位的變化而變化。例如伍子胥的祖父伍舉，早年稱伍舉，後來得以遷升，受封於椒邑，又稱他椒舉。其父伍奢曾任連尹（楚國主管射事的大夫），又稱他連尹奢。其兄伍尚受封於棠谿，人稱棠君尚。伍子胥奔吳後，受封于申邑，《國語》稱他申胥。其子為避吳難，以王孫氏適齊。這說明“伍”並非伍氏家族一以貫之的稱謂。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現在的姓氏是合一的呢？如選舉排名次往往“以姓氏筆劃為序”。應該說，這是秦始皇的功勞。秦國早在商鞅變法時就廢除了傳統的世卿世祿制度，推行耕戰政策，對作戰立功者和農業生產貢獻大的人實行重獎，授官賜爵，這就使氏族特權制度喪失了政治基礎。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秦國也因此而強盛起來，進而統一了全中國。秦統一後，以郡縣制取代了分封制。從此，氏族特權制便在中華大地上風光不再了。隨之而來的是姓氏合一的變化。秦漢以後，“或言姓，或言氏，或兼言姓氏”。司馬遷順應了這一變化，他寫《史記》時，開了姓氏合一的先河，後人因襲至今。 戰國中後期由趙武靈王掀起的軍事裝備、作戰技術的一場大變革。此前的中華大地上，只有胡人即少數民族人精於騎馬射箭，而華夏民族（漢族的前身）只會車戰。到西元前310年後，趙國的邊界向西推進，向北拓展，直接與“三胡”等少數民族作戰，趙武靈王發現胡人騎馬作戰的機動性、靈活性比車戰優越，便產生了危機感，下決心學習胡人騎馬射箭。騎馬射箭必須著短打服飾，改換中原人習慣的寬袍大袖；然而習慣勢力是一種最頑固、最可怕的力量，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遭到了強大的頑固勢力的抵制，他的叔父、臣子都反對改變祖宗之法。趙武靈王是一位堅定的、能幹的改革家，他耐心地做他叔父和群臣的思想工作，從趙武靈王十九年（西元前308年）開始，他身體力行胡服騎射，到二十一年（西元前305年）就初見成效，趙國的軍隊中就有了騎兵，作戰時車騎並用，取得了一系列勝利，北部邊界拓展到了今內蒙古自治區，幾年後又消滅了令他最為頭疼的國中之國——中山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成功，帶動了整個華夏族民族的作戰裝備和作戰技術的變革，各強國都相繼組建了騎兵，實行車戰與騎戰並用的戰術，到漢武帝時與匈奴作戰，就全部改用騎兵不用戰車了。 以上事實說明戰國中期以前，華夏民族都不會騎馬；伍子胥是春秋時期人，更不可能騎馬；如果春秋時期的伍子胥會騎馬，就不會在170年以後發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歷史性變革。由此可見，雲夢伍洛所謂“上馬石”、“抹鈴巷”、“馬房”等以伍子胥騎馬為題材的系列故事，都是子虛烏有。 同樣，“伍洛寺”的故事也非民間傳說。《伍洛地區的伍子胥傳說》一文稱：伍子胥逃避楚難 ，躲進一座古廟，避過了楚軍的抓捕，因為伍子胥在廟裡面落過，就得了個“伍落寺”的美名。後來這裡出現了個集鎮，就叫“伍落寺”，即今日的伍洛寺集鎮。 光緒九年（西元1883年）編纂的《續雲夢縣誌略·雜識》中，對伍洛寺的來歷有一段記述： “邑東十五裡有伍落寺，舊為興安鎮，今考寺鐘則鑄“武樂”字。查靳氏家乘所載，寺創自宋末，雲邑土匪滋擾，靳悟元率鄉人練勇禦賊，於此平定後，以練勇餘資建寺，因武備修而成樂土，故以二字名之。” 這是說雲夢城東15裡有一古鎮伍洛寺，歷史上稱為興安鎮。而今考證該寺廟中的古鐘為何鑄“武樂”字樣？經過調查，發現靳氏家族的家譜記載，該寺創建於宋朝末年，因雲夢縣土匪滋擾，一位名叫靳悟元的義士，率領家鄉的青壯年練習武功，抗擊土匪，當土匪平定後，用練武所剩餘的資金修建寺廟，因為這裡是由於練武禦賊而成為安居樂業的地方，故以“武樂”二字命名該寺廟。 可見這個“武樂寺”才是真正的民間傳說，是清朝末年《續雲夢縣誌略》的編纂者們，本著對雲夢歷史負責的精神，深入民間調查得來的，不是閉著眼睛拍腦袋胡撰出來的。 豈止伍洛寺的“傳說”荒誕，“心安寺”的傳說更為不經。在一篇文章中，為文者竟然稱：伍子胥騎著棗紅馬來到一座古廟，下馬問廟裡的住持，這裡離吳國還有多遠？住持指引他看前面的牌子，上面標著“吳楚國界”，伍子胥說：“我的心終於安定下來了。”伍子胥走後，人們就把這座廟改名“心安寺”。再後來，人們又叫它“新安寺”。 這段文字完全顛倒了歷史，全是荒唐之言。說伍子胥下馬見“住持”，“住持”是佛教寺院“主持”者的職稱。意為久住護持佛法。這豈不是說中國在春秋時期就有佛教了嗎？但是中國佛教史載，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元67年）佛教才從印度傳入中國；唐代始置佛教“住持”職稱；而伍子胥卻在佛教傳入中國以前589年就看見了佛教的寺廟，在中國設置住持職稱之前1100多年就見到了“住持”，這怎麼使人相信呢？ 據新安村三槐堂《王氏宗譜》所載一段文字，可推斷出新安寺始建的大概年代。《王氏宗譜》稱：“九世祖朋九公中年無子，深以為憂，乃修廟修橋廣積陰德。嘗施基地一段建修西天符廟，又施基地一段建修新安寺為社廟。廟成舉一子，名廟生，即正之公也。又於新安寺廟側修石橋一座，橋成更生一子，名橋生，即靈之公也。曆今數百年。” 據稱：此譜乃清末續修，上溯九代人，也不過三百年，就是說新安寺的始建年代，當在明朝中期，至多前期，與伍子胥相距兩千年。 再說“吳楚國界，”《左傳·昭公十七》載：楚平王4年（西元前525年），吳國和楚國在今安徽當途長江水面上發生了激烈水戰，楚軍俘獲吳國先王的乘舟餘皇號，吳公子光夜出奇兵，奪回了餘皇號，史稱“長岸之役”。證明楚平王時的吳楚國界在今安徽東部。楚平王7年（西元前522年）伍子胥奔吳，這3年間吳楚之間沒有發生任何戰爭，怎麼吳楚國界一下子從安徽東部變到雲夢興安寺來了呢？孝感怎麼就成了吳國呢？ 每年五月端午節，蘇州人便會紀念伍子胥，無論城內城外，集鎮鄉村，家家裹粽子，處處龍舟賽。蘇州人為何要紀念伍子胥，伍子胥與蘇州有些什麼淵源？ 【相土嘗水築造闔閭大城】 如何使吳國強盛起來，闔閭問計于伍子胥，在《吳越春秋·闔閭內傳》中，兩人有一段對話。闔閭問：“吾國……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為之奈何？”子胥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稟，治兵庫，斯則其術也。”對話以後，闔閭認為伍子胥說得有理，就“委計於子（胥）”，命築大城。 伍子胥接受任務後，即“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選擇城址。他先在今相城一帶觀察，相土嘗水，踏勘地形，但那裡土勢太低，風水欠佳，不夠理想。今“相城”之名，即由伍子胥“相土”而得。後選定現在蘇州城址，其處西面多山，東面平川，西高東低，水流通暢，利於用水排澇，真乃築城理想之地也。於是，伍子胥規劃佈局，精心設計，組織軍民，在此修築大城。城的規模，據《越絕書·卷二》記載：“吳大城，四十七裡二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其二有樓。水門八。南面十裡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裡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裡二百二十六步三尺，東面十一裡七十九步一尺。”因在闔閭時所造，史稱“闔閭城”，即今之蘇州城也。 蘇州城的佈局，成長方形，類似“亞”，故又稱為“亞字城”。城內河道縱橫交錯，街巷佈局橫直有序，東西南北方位十分明確，形成了雙棋盤格局。伍子胥造闔閭城在西元前514年，至今已有2530餘年。歷史證明，伍子胥選的城址是正確的。蘇州城歷經了千年風雨，至今在原址上依然屹立不動，城址的地理條件好是一大原因。有專家認為，伍子胥築造的蘇州城，規劃得當，佈局合理，不愧為築城的設計大師。非但城址至今未變，格局也基本未變，這是十分難得的。 【七薦孫武孫子兵法問世】 孫子兵法《十三篇》，是我國乃至世界上第一部軍事著作，難能珍貴。這部兵法的問世，也與伍子胥有關。孫子，即孫武，齊國人，善兵法，世人不知他的才能。據說他隱居於吳地山塢中，搭個草棚，研究兵法，專心寫作。伍子胥能文善武，也在研究兵法，與孫武結為好友。伍子胥知道孫武精通兵法，且有著作，對他非常尊重。為了不埋沒孫武的才能，讓他發揮作用，即向吳王闔閭推薦，但闔閭不信。伍子胥不厭其煩地接連推薦了七次，闔閭才免強答應。當孫武拜見闔閭後，呈上兵法《十三篇》，述說兵法之概要，闔閭還是不相信孫武，要當面試試他的才能。這樣就有了“孫武練女兵”的故事。 後來，闔閭對孫武十分尊重，對兵法《十三篇》如獲至寶。並拜孫武為將，與伍子胥一起帶領軍隊，指揮戰事，打敗了楚國，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兵法《十三篇》也傳之於世。 【打造戰艦建設強大水師】 吳越兩國常年交戰，除陸戰之外，更多的是水戰。越軍侵吳，大都開著戰船，從太湖面上而來。為了抵禦越軍從太湖入侵，伍子胥一面訓練水軍，一面打造戰船。當時，吳國的戰船已形成系列，類似現在的大型艦隊，並有強大的水軍。 為了訓練水軍，吳王專門在太湖旁開發練瀆（大河），用於訓練水兵。明高啟有《練瀆》詩雲：“吳越水為國，行師利舟戰。夫差開此河，艅艎試親練。十萬淩潮兒，林比佽飛健。鼓棹急風濤，揚舲逐雷電……”周南老詩雲：“夫差習水戰，決瀆湖之傍。回瀾匯衝激，破浪瀦汪洋。千艘連舳艫，三軍練艅艎……”。可見，伍子胥打造的“艅艎”等戰船，以及訓練水軍，對後世影很大。 伍子胥熟悉軍事，講究戰法，對水戰十分重視。他專門研究水戰，打造戰船是水戰兵法之一。後世稱伍子胥為水戰大師，他生前當有軍事著作。《漢書·藝文志》有《伍子胥·八篇》的記載，雖已亡失，但有專家認為，這可能是伍子胥的軍事著作。 【開鑿胥溪通達太湖大江】 春秋時，楚國較為強大，也是吳國最大的對手。當時，伍子胥要報殺父之仇，吳王要稱霸諸侯，兩人都想征服楚國。但楚國離吳國較遠，陸上進軍要繞道，十分不便。為此，吳王與伍子胥商議，欲從水上向楚國進軍，即命伍子胥開鑿胥溪，時在西元前506年。胥溪起自胥門，由胥江入太湖，經宜興、溧水、高淳，然後注入長江，全程約225公里。 胥溪，又名胥江、胥水，因伍子胥開鑿而得名。清光緒《高淳縣誌》記載：“胥河，吳王闔閭伐楚，伍員開之，以通松道。”胥河從蘇州通到太湖，經宜興、溧陽、高淳，穿固城湖，在蕪湖注入長江。這是最早組織人工開鑿的運河，也是我國最早開鑿的運河。 胥溪開成後，闔閭與伍子胥帶領六萬水軍，乘著兵船悄悄行進，直達楚國邊境。吳軍與楚軍五次交戰，五獲全勝，攻入楚國首都郢城，楚昭王外逃。時楚平王已死，伍子胥為報父仇，對楚平王掘墓鞭屍，以消心中之恨。 伍子胥開鑿的胥溪，當時是為了戰爭的需要，其後成為水上運輸的重要通道。 在蘇州地區的大地上，留下了伍子胥太多足跡，與他相關的地名，成為蘇城的記憶。 一、相城。伍子胥在築造闔閭城時，他“相土嘗水，象天法地”，曾在今相城一帶踏勘過地形，由此得名“相城”。 二、伍子胥弄，位於蘇州城胥門內。史載，伍子胥生前居住於此，死後，蘇州百姓為紀念他，將他的住地改為祠廟，供奉伍子胥，給予祭祀。後來，這裡由居民造房建屋，形成小弄，稱為“伍子胥弄”，至今仍在。 三、蘇州城胥門。原名西門。據史料及民間傳說，伍子胥被奸臣誣諂，吳王夫差聽信讒言，賜屬鏤劍令伍子胥自刎。伍子胥說，可將我的頭顱掛於城門上，我要看越軍打進城來。當越軍入侵到闔閭城時，見到城門上伍子胥的頭顱，兩眼彈出，須發怒張，嚇得越兵不敢前進。因伍子胥懸首於城門，故稱“胥門”。也有的說，因伍子胥居住在西門內，為紀念伍子胥，用諧音改稱“胥門”。 四、蘇州胥門外的胥江。有二種說法，一是此處由伍子胥開鑿，直通太湖，以便連接胥溪，故而得名。二是伍子胥自刎後，夫差命人將伍子胥死屍裝入皮囊，拋入外城河中，死屍隨波逐浪，流向太湖。其死屍流經之河，即稱“胥江”。 五、蘇州市郊的胥口。傳說伍子胥死屍隨波飄流，飄流至太湖邊的一個口子上，便不動了。民間認為伍子胥懷念吳國，如流入太湖，有可能流向敵國（越國），他不肯遠離，故而死屍不動，其處即稱胥口。後來建起了集鎮，稱胥口鎮。 六、蘇州市郊的胥山。伍子胥的死屍停泊在太湖邊，當地鄉民將他的死屍撈起來，埋葬在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即名胥山。今名清明山。 七、相王路（弄）。位於十全街東段南側，北起十全街，南至竹輝路。弄內有相王廟。伍子胥深有謀略，屢建功績，得到吳王的重用。他受任為大夫，參贊國事，史稱“相國”，死後尊稱“相王”。因他築城有功，後世在此為他立廟，至今相王廟尚在。也有的說，相王為協助伍子胥築城的赤闌將軍，待考。 【立廟祭祀不忘先賢功績】 百姓將伍子胥死屍葬於胥山，限於當時的形勢，只是築墓，不敢建墳，後在墳邊立祠，稱伍相公祠，亦稱伍大夫廟，俗稱胥王廟。 胥王廟歷經朝代風雨，屢有毀建。唐代狄仁傑為採訪使時，廢江南淫祠，唯此祠與大禹、泰伯、季劄之祠獨存。明代正德及清代乾隆年間都曾重修。清鹹豐年間毀於兵火，後移至東山楊灣，爾後又在此重建。現在的胥王廟，亦稱胥王園，建於2005年。分為東中西三部。東為花園，中為胥王廟，西為伍子胥墓。墓碑“古吳伍員鴟夷藏處”是伍氏後人所立。廟門正中為牌樓，立柱上刻有楹聯：“往事眧眧，億萬史長傳宇內；精忠耿耿，千百年猶在人間”。進入大門，殿中端坐伍子胥雕像。墓園圍牆上鑲嵌著52塊浮雕，生動地反映伍子胥的生平事蹟。 伍相祠，位於盤門內東大街南端西側瑞光塔前。此處舊稱廟灣街，亦稱廟灣巷、廟橋灣。據史載，南北朝·宋元嘉三年（西元426年），吳縣令謝詢將廟遷移至此，以後屢有修建。1998重建，伍相祠緊挨城河，與城樓為鄰。大殿正中有伍子胥的大型坐像，匾額為“氣壯山河”四個大字，殿內存放了很多古兵器，陳列伍子胥及春秋吳國的有關史料。相傳，伍子胥死後，成了水仙，或稱濤神。因而明代大學士王鏊，擬有一副對聯：“孝當竭力，忠則盡命；生為相國，死作濤神”，懸于伍相祠的偏殿。聯語雖短，卻概括了伍子胥的一生。 蘇州市端午節的傳統民間習俗，與其他地區不同的是，紀念的是春秋時期吳國名將伍子胥。紀念伍子胥的端午節是蘇州一年一度最為盛大的民間節日，具有一整套與當地自然氣候條件、日常生產生活習慣、經濟文化特徵相適應的民俗活動。有包粽子、賽龍舟，掛菖蒲、戴香囊、掛鍾馗像驅鬼等傳統項目。2009年，蘇州端午習俗作為中國端午節的四處重要傳承地之一被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是中華民族傳統的重要民間節日之一，紀念的是愛國大詩人屈原。但是蘇州的端午節卻與其他地方不同，它所紀念的是春秋時期吳國名將伍子胥。 孔子曰：“君君，臣臣 ; 父父，子子。”意思是說君要像個君，臣要像個臣。但孔聖人並沒有說如果“君不像君”了，大臣該怎麼辦 ? “乘桴浮於海” ? 可關鍵問題是，很多時候君主連“浮於海”的自由也不給臣子 ! 孟子倒是痛快，一針見血地說：“君視臣如寇仇，臣視君如獨夫 ! ”倒是有點兒權利對等的味道。結果被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廢而不祀”，連牌位都被扔出了儒家祠堂。 總之，歷代的專制君主們都不喜歡伍子胥這樣的人，他們需要的是屈原這樣的人。他們要求君臣之間只能簽訂單方面的“霸王合同”——我永遠擁有“昏”的權利，但你們卻只能盡“忠”的義務。可見孔夫子的一套禦民術，永遠勝過老子孟子的天地人對等的大道。伍子胥死後206年，和他同是楚國人的屈原被大加弘揚，伍子胥被歷史忘卻，端午節最終演變為紀念屈原的節日，恐怕原因也正在此，封建統治者需要的是逆來順受，需要的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而不是反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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