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林：西方文明的大碰撞、大融入，促成华夏第三次伟大复兴浪潮

中华文明是个敬祖崇古、固本守中的大合文明，在一次次文明复兴中反复推高、筑实自己。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有着澎湃聚合动力的极致化合之道文明，如果不是这个大合文明总在时不时地进行着自我更新式的溯本复源，中华文明便不会成为深度和厚度堪称全球首屈一指的优异文明。

中华文明，不是以推倒从来、另辟新径的方式，而是以“老根出新枝”般的自我更新、溯本复源之方式，不仅成就了自身的与时俱进、常变常新、不断提升、长久发展，同时也为人类贡献了一个一再垒筑、反复雕琢、长期集聚、不断做大的世界级文明中心。中华文明之炉火越烧越旺。

中华民族自炎黄时代开始，便迎来了文明的曙光。以文明论，或在文明体全面形成的意义上，我也比较同意中华文明应从夏商时代算起的看法。

中华第一轮的文明复兴浪潮，应该从孔子明确提出“克己复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开始算起，其过程直到两汉达到第一轮复兴运动的顶峰。这第一轮的复兴，从思想先行者们云集的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到两汉，历时近千年。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使中华文明脱离了初级、进入到了中级阶段，成为截至那个时代最有成就的几大文明之一。

中华文明第二轮的复兴浪潮，最早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与佛教大规模传播之际。有了新的血液进来后，我们这个需要以多元整合为基础实现更新重生的大合文明，便既有了复兴的基本材料与客观条件，也有了复兴的主观意愿和强大动能。直到隋唐，中华民族迎来自身文明的第二个复兴高峰。

这一次，大唐不仅将自身文明提升到了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层级，还成就了中华文明超越任何其他文明的耀世伟业；也将其传承了名字与实质的大长安，进一步推升到了世界级“文明之都”的顶峰。

与之前汉代所实现的第一轮文明复兴相比，唐朝完成的第二轮文明复兴，一是在中华文明的影响范围上，远远超出由“丝绸之路”直接关联起的西域等地，已在那个没有进入全球化的时代，几乎可以说将影响力扩展至全球了。二是在中华文明自身的多维深层融合上，已将儒释道各学、上中下层社会、文治与武功、道统与治统、精神与物质等全面洽合于同一个有机的“文明共同体”内了。这种“文明中心—文明体—文明圈”由内而外辐射环扩式样的多元一统“文明共同体”，不仅前所未有，就是直到今天也是全世界独此一家。三是造就了一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长安文明中心，并使“长安”成了中华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至高灯塔与集中象征。

可以说，中华文明固本而行、递进发展的特点，使其在每一轮次的文明复兴进程中，都能得到一次新的返本开新、丰富充实、扩展升级和影响世界。如果说，第一轮盛于大汉的复兴，成就了中华文明在东方世界首屈一指的优势地位的话；那么，第二轮盛于大唐的复兴，更是将中华文明及其长安文明中心，推送到了一个未实现全球化之古代世界的最高高度。今日已经发端的第三轮文明复兴呢，最终可能是一二百年或数百年后，以中华之道为整个地球世界贡献一个多元一统的人类共同体。

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本质乃是文明复兴的第三轮。托夫勒说今天正在迎来人类的“第三次浪潮”。对中华文明而言，我们也正在迎来自身文明发展演进的第三次复兴浪潮。鉴于我们这个文明，仍将沿着自身固有的周期性文明复兴的路子走，仍将在融合自强、返本重生、递进发展、升级拓展上建立远超前峰的伟大功业，所以，我们理应充满信心，报以更多的期待。中华文明以新文明中心傲然于世的那一天，就一定会必然地到来。

考察中华文明两度复兴的大历史，我们便会发现，中华大合之道文明的每一次固本自强、涅槃重生，几乎总是发生在民族与文明大碰撞、大对话、大交流、大融合之后。春秋战国与两汉时期是如此（主要是与西北部的胡人、戎狄、匈奴、南蛮等），南北朝隋唐时期也是如此（北方多个民族的融合与佛教的传入等）。

今番第三次也不例外。只是这回主要是换做了西方、马列、现代化工商业文明的涌入，且驾上了信息化、全球化及多元化和平发展的“快马”。所以，不能仅仅盯着不同民族大规模融合的一个点，更应看到信息交融、全球产业商业化、交通旅游等大规模发生后所带来的新时代大交融方式的改变。这样不在一个等量级上的交流融合，不只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就已产生，甚至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清朝洋务运动的时候就开始了。而自觉的复兴（文明复兴），现在也已明确地提出来了。所以，这个过程可能来得会很快。

中国一带一路的长期规划已经实施，未来新一轮面向全世界的改革开放新思路也基本形成——有了这样的“水到”，还怕明天的“渠成”遥遥无期吗？很多时候，思想观念的全盘改变就是一瞬间。“忽如一夜春风来”，我们对中华第三轮的文明复兴抱有极大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