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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朱老板后，朱先生还去安庆拜会了韩老板，两个老朋友见面，大家都感慨良多，他们感慨岁月、感慨人生，更多地还是感慨社会。感慨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振奋，人生一世不过百年光景，他们好像越来越不认识这个世界，尽管他们都饱读诗书、精通史籍。历史似乎很相同，但是现实跟历史又是那么不同，他们看不清明天，好像也看不清自己。最后，他们相互解嘲，只能盼着孩子们越过越好。 朱仲尼过得不好不坏，厂子改国营后，规模扩大了很多，也招了更多的工人，但他基本上还是跟以前一样，保持着相同的生活节奏和习惯，无论厂子好与坏，他的工资都是按照国家干部的级别定的，级别决定了工资，以他的收入养活一家人还是绰绰有余，让他比较高兴的是，朱德厚从电校毕业后，他们这个班的人都在热电厂工作，由于他勤奋好学，同班同学中他最先实现“工转干”，厂子是新建的，他在厂子里面能力突出，得到各级领导的喜爱。 朱先生非常欣慰孙子的优秀，他感觉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自然，从他开始，朱氏子孙好像就没有不优秀的，他感到困惑的是，优秀跟出息之间一直有一道跨不过的鸿沟，他不知道中间有什么障碍，在跟朱仲尼、朱叔牙、朱德乾、朱德厚一起喝酒的时候，朱先生第一次说出了这个困惑，他不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是否还能看到有人实现突破。当年他为了解除朱家出不了“读书人”的魔咒离开故乡，现在的年月似乎不再时兴“读书人”了，奇怪的是，不管家里人如何努力，到头来，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加大，他感觉到了一个“怪圈”，这个“怪圈”困扰着自己，甚至在往后辈身上蔓延，他说他想不通。 听朱先生这么说，孩子们都不知道如何接话，他们都能体会到朱先生的苦闷，其实，这样的苦闷在他们自己的心里何尝没有呢？他们不会像很多人那样，一辈子不论高低好坏都糊里糊涂地过日子，一者他们没有自己勤奋和智慧，再者因为他们考虑问题不会如此深远。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他们会说出非常豁达的话，如什么人生百年，最终不过一抔黄土；人生重在过程，不重结果等等。 朱先生最后一个探望的人是汪世海，汪世海回到老家居住已经有几个年头了，自从上次在磨盘州差点被当成“反动军阀”，汪世海就对当地的官员伤透了心，没多久他就跟着他的孙子和外孙回了故乡，回到家乡之后，钱成武由姑父推荐去省城的一个学校读书，汪宏文被一个土改干部看上，经过多次思想工作，汪世海和钱夫人终于同意汪宏文跟着这个干部走了。 在家乡，汪世海没有受到冲击，只是以前政府按年给的伤残军人补贴没有了，好在有孩子们的资助，在乡下他也没有什么花销，日子倒也过得过去。老家这边由于都是一个家族组成一个自然村，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土改倒没有太大的冲击，以前土地也是归家族所有，现在改成生产队，无非就是换了一个名分，以前村子叫“朱花屋”，现在更名为“朱花屋大队”，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公社唯一改变的就是粮食的分配方式，以前一个屋下的收成归屋下人共同所有，现在必须要交公粮，然后再从国家粮站领定额。 汪世海比以前更加超脱，他每天的生活非常规律，天黑睡觉，天亮起床，白天在村子里溜溜弯，没事的时候，自己研究一下易经八卦，唯一感觉不适应的是，以前他还能跟别人交流一下，现在新社会好像不兴这个，有些人甚至忌讳谈这些东西，他只好自己跟自己在心里交流，他没有觉得这些东西是“糟粕”，更不是迷信，他认为这是一种哲学思想，以易经的思想分析社会上的人和事，他的心里是豁亮和清晰的。 在酒桌上，他跟朱先生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研究心得，易经和相术研究的就是一种变化，现在的好东西，变化之后可能就是坏东西，现在是坏的，将来可能变化成好的，比如解放前的一些穷人，现在他们得势了，似乎越穷越光荣，相反，以前日子过得好的人，现在被划成地主富农，不仅家产充公，经常还有被拉去批斗。看相和算命不是说能算出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根据现在的表现及发展趋势，预测将来的结果。算命的不会说，这是他们预测的结果，否则，大家就不会相信他们了，他们会跟要求算命的人说，这是命中注定的。算命的玄妙在哪儿？他能根据当下的处境，结合未来的趋势，分析出一些道理，这个有点神奇，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世间也许真的有这样的学问，可惜没在“门里”，靠自己参悟还是无法透彻。 听到汪世海的分析，朱先生非常钦佩他研究之深，他一直思考的“怪圈”问题似乎有了答案，如何让自己家的人应时顺势是很关键的，比如朱德乾调动的时候，如果当时自己出面点拨一下，也许这道关就过去了，说不准他会是别的时运呢。他不知道朱叔牙现在是否处于运势的关键时期，可他现在真的没法为朱叔牙拿出主意。 （五） 就在朱先生和汪世海探讨“时、运、势”的时候，朱叔牙的单位发来了电报，让他火速到铁道部报到，开始看到这封电文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奇怪，他去铁道干什么？一个星期后，朱叔牙拍来了电报，他在铁道部公安局报到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朱叔牙来信了，说原本可以留在北京，但这样就无法给胡紫薇解决工作，最后他们选择去北京铁路局下面的内蒙分局，内蒙那边可以同时安排他们的工作。 朱先生知道朱叔牙他们会经历一段困苦的日子，因为那是一个南方人完全陌生的环境，但愿朱叔牙他们能过得好，朱叔牙定期地写信回来，说那边是如何开阔之类的，朱先生似乎能感觉到那边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因为他好像从报纸上看过新闻，说内蒙那边下雪能下一米厚，草原上没有遮挡，经常刮风。听以前去过内蒙的人说，那地方的风都能将地上的石子吹起来，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在脸上盖条毛巾，不然沙子会堵住鼻孔。朱先生知道，这样的情况在野外可能出现，而朱叔牙是在公安部门工作，不会遇到这样情况。 就在朱先生还在担心朱叔牙是否适应内蒙生活环境的时候，广播里面传来爆炸式新闻，抗美援朝的总指挥彭德怀元帅被毛主席批判了，说彭德怀是“反革命”，这条新闻是朱先生在大食堂里面吃饭的时候听到的，他当时似乎有点震惊。 彭德怀的罪名是反对“大跃进”运动，在“庐山会议”上当场就被定为“反革命”。后来坊间陆续传闻，说彭德怀是在河南调研发现饿死了不少人，原因是地方干部虚报粮食产量，国家不知道实际情况，给地方上定的粮食统购指标越来越高，导致农民吃不饱饭，有些地方的农民因为挨饿，出现了全身浮肿的情况。 彭德怀知道的信息是准确的，报纸上或者广播里经常说，某地粮食亩产过万斤，这些数字只能欺骗那些不知道稼穑的高级领导，农民们知道彭老总说了真话。一年多的农村大食堂只在开始的时候红火了几个月，慢慢地粮食就接济不上，粥越来越稀，隔不了几天，就要用杂粮拌在大米饭里一起煮。 大食堂不仅让农民吃不饱饭，而且因为没有剩饭剩菜，家里的副业也养不起来，以前家家户户还养一些鸡猪，自从办了大食堂，家家户户不准生火做饭，连鸡猪都养不了，还指着副业挣点零用钱的人家，现在基本上没有了这个收入来源，村里开始有人抱怨大食堂的伙食及大锅饭的体制，结果遭到检举揭发，那些被检举的人不仅当天吃不到食堂的饭，还要被拉出去批斗一天。当时条件下，大家觉得最容易办的事就是批斗人，台子是现成的，程序是现成的，只要换个被批斗的人就可以，最惨的就是那些当年被划成地主成分的人，只要一批斗人，他们无论有事或者没事，他们都要陪着批斗。 亓伢子这次毫无例外地被斗了，他被斗不仅因为他是地主，更为主要的是，那个批评大食堂的人是当着他的面批评的，他没有举报那个批评大食堂的人，甚至在事后都没有检举那个人，这是罪上加罪。大队里说，这个人就是受亓伢子怂恿后，大肆污蔑新生人民政权。亓伢子原本以为就是批斗，也没有当回事，当他听到自己的罪名后，他不干了，他一直想与人为善，不想得罪任何人，那个人当着他的面发牢骚，当时在场的不止他一个人，这些人不仅应该可以做证，而且真的有罪的话，这些人的责任应该跟他一样，到最后大家都没有事，他竟然成了教唆犯。 在批斗之前，亓伢子去找了朱先生，他希望朱先生帮他去说说，他不是害怕批斗，而是不想担当这样的罪名，因为这样的罪名他实在担待不起。朱先生知道亓伢子是冤枉的，但是，现在上面正在找诋毁大食堂的人，难得抓到一个典型，县里要大队将这件事搞大，以便起到震慑作用，攻击大食堂，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这跟反革命是一样罪孽的深重。 朱先生为亓伢子的事求了周金山，希望周金山能放亓伢子一马，周金山看见朱先生替亓伢子求情，他也不好说什么，他答应朱先生，批斗亓伢子是上面的事，但是，他不会将亓伢子当成教唆犯往上报的，因为他知道这样报的后果。朱先生相信周金山的承诺，跟周金山敲定后，朱先生没有再去跟亓伢子说明，他想着既然批斗是个过场，就让亓伢子再忍耐一次。中国有句老古话叫“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这些当年朱先生跟亓伢子都说过的话，估计亓伢子也不懂，他犯了“非礼勿听”的错误，以他的身份，这样的事，别人说起来，他自己应该十分警觉地走开，那天他不知道怎么就没有注意，结果招来这场是非。 亓伢子那天求朱先生的时候，他是带着他大儿子亓金仓来的，朱先生没有答应一定能成。正是因为朱先生没有拒绝，亓伢子父子就默认朱先生一定能处理好这件事，事实上，朱先生也办成了，可惜朱先生没有及时跟亓伢子说办成是个什么样子，亓伢子父子理解办成的标准跟朱先生的不一样，他们以为朱先生出面，批斗的事都能避免，他们高估了朱先生的能量，由此造成了让朱先生后悔不跌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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