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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好像可以为人类贡献的东西不多。很多人可能想不到，中国可以向世界贡献的是文官制度。在近2000年的封建社会，中国的文官体制其实像一个精密仪器一样，他们通过一种内在的规则维护着王朝的运转。 如果你不知道文官制度有多厉害，你就想想明朝的两个皇帝就可以了。 嘉靖皇帝在位45年，他有20多年没有上朝。嘉靖一直躲在背后，玩弄大臣于股掌之间。大臣们虽然在明处，他们跟皇帝玩着斗智斗勇的游戏。杨廷和走了，张璁退休了，夏言被杀了，严嵩老死郊野，这一点不影响戚继光抗倭的胜利，不影响王朝的长治久安。 嘉靖孙子万历皇帝更有意思，因为皇位继承人问题，他与群臣争得不可开交，结果，万历输了。输了的万历皇帝采取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做法，20多年不上朝，以至于六部侍郎（副部长）出缺，因为皇帝不批，最后竟然就一直没人顶替，内阁次辅没见过皇帝，还有六部郎官挂上官印说回家就回家了。万历皇帝在位48年，大明王朝就这么往前推进了48年，要是没有一套严格的文官制度，这样“无政府的状态”是无法想象它的运作机制。 满清垮台之后，封建社会被推翻了，但是，几千年官僚体制养育的官文化一直存在着。 官员出门，虽然不要鸣锣开道、回避肃静了，但是，依然免不了前呼后拥，久而久之，官员就生出了官威。以至于无论公事或者私事，官员要是不表现得跟别人不一样，好像都白瞎了他的官威。哪怕是与官最远的文学作品讨论会都是如此。 比如作家的作品讨论会，作家或者组织者无疑要请几位官员出席，因为“无官不成席”，没有对应级别的官员出来镇场子，活动始终不显档次。在北京举办作品研讨会，你要是不请几个作协主席，你都不用打广告的。我终于知道某领导出本摄影集子，结果，作协主席、副主席、摄协主席、副主席，以及文联的主席或者副主席都出席研讨会，原因是，作者的档次够了。 记得有次参加一个作家的作品研讨会，因为有人赞助，那次会议的参与人员级别很高。开始的时候，自然是官员发话了，官员们一定说的是“片汤话”，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时间，也不屑于看一般作家的作品，只从作者给他说的素材里，给他们准备几句。倒是官员发言之后的专家发言，有几个专家还是认认真真地解构了作品，可惜，这时候官员们都在谈天说地，甚至作者本人都是心不在焉的。 这样的话，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官员级别越高的，一般都是最后一个到，他们知道主持人一定会等他们，只要他们来了，会议就立即开始，他们不来，你的会就开不了。 还有一个惯例是，官员一定是提前走，不然，体现不出官员的“日理万机”。我一直比较纳闷，这些官员说完片汤话走了，他们是时间宝贵，真的是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参加这个研讨会，还是因为，他们担心后面的人说的比他好，他会颜面扫地，抑或是，官员根本不屑于听比他级别低的人说话，哪怕别人说的都是真理呢？ 组织研讨会的人，其实他们不在乎官员说什么，只在乎官员去没去？官员去了，不管官员说什么，最后想往自己作品上加的好话，都可以借官员之口说出来，官员们自然也不敢不认账，因为，有“规则”约束，他们不敢不守规矩，毕竟，作者借他的口说的都是“好话”，尽管这些话大多是浮夸的，其实也无关大雅。 好在文学圈里不都是势利官员，还是有个别特立独行的。我见过铁凝主席，她跟谁合影都是那么的笑容可掬，我们金融作协的阎主席，哪个金融圈里人找他写序或者是作品发布会，他都是那么的乐此不疲。我觉得这两个官是学到了文学的情怀，是掌握了官的精髓。 说到这儿，估计读者知道我想表达的意思了。每个官有每个官的做法，尽管大多数官都是传统的那个样子，但是也有官跟传统不一样。究竟官该是什么样子，还是看官员们自己的价值选择。 你非要把官当的那么俗套，别人也不好说你什么。 朱晔（古磨盘州人） 安徽望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专著6部，累计出版200万字。 已出版作品 历史散文（3部）：《理说明朝》、《理说宋朝（北宋篇）》、《理说宋朝（南宋篇）》 旅行随笔（1部）：《一车一世界》 长篇小说（2部）：《最后一个磨盘州人》、《银圈子》 期刊发表作品若干：涉及《文艺报》、《厦门文学》、《中外文摘》、《金融时报》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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