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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居住的城市东边，有一个大营村，大营村有一条沙河。 沙河的水终日流淌，宽宽的河面全是没脚的沙。从这岸到那岸，挽起裤脚，即可趟过。水清澈可鉴，河底的蚌壳、螺丝尽收眼底。两岸高高的堤坝上种满了槐花树。 河里曾有我们的嬉戏、笑声，河岸曾有我们的歌声。如今早已远了、淡了，但那美丽的沙河，如一幅美丽的画面，永远使我魂牵梦萦。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值得回味的美好时日，像永远不会老去的花朵，在我们心中开放着。 那是初中，十四岁的一群女孩子，带队的女老师也只有二十三岁，随全校去学农。可我们像一群出笼的小鸟，被解放了一般，终日叽叽喳喳，没个停歇。疯啊、玩啊，就是我们的劳作。现在想起，实在愧对那里的乡亲。但那样的年纪，也许是可以原谅的吧。 几辆卡车拉着我们和我们的行李，一路风尘地到了那里。然后被分配到各个生产队，然后我们住进生产队专门腾出的一间办公室。用麦秸秆席地而铺，二十几号人挤在这狭小、简陋的屋里。晚上则用一根木棍将漏着缝的木板门杠上。我们感到新奇、感到自在。第一次离开父母，第一次生活在一个大集体中，第一次透露女孩子之间的秘密。 吃饭是两个人分在一家农户中。正是麦收大忙季节，与其说我们去帮忙，倒不如说我们去添乱。 我和另一位同学所在的那一家，家里只有大娘、大爷、小两口和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其实，与我们碰面的只有大娘、大爷及孩子。身为妇女队长的女主人与她的男人，总是天不亮就出工，天完全黑下来了，还不见他们的身影。 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主干虽不十分粗，但虬曲、苍劲，昭示着岁月的悠久。树下一张石桌，周围几张小凳。我们就坐在那里吃饭。每到吃饭时间，只要一进院门，大娘就会端出热呼呼的小米粥、白花花的烙馍。米粥很香，烙馍很软。佐菜常常是香椿拌豆腐，他们自己做的豆腐。虽然简单，但别有风味。总是我们俩儿先吃，大爷、大娘在屋里忙。我们招呼他们一块吃，他们说等儿子、儿媳回来再吃。话不多，但态度坚决。我们也就不再勉强，自顾自地吃，理所当然地吃。 有一天，我俩回来得晚了。进得院门，只见大爷与小孙子正在吃饭。他们蹲在屋门口，啃着黑糊糊的饼，手里夹着几瓣大蒜，地上放着一碗黑红的高粱面糊。那一会儿，我感到奇怪，想起我们的白烙馍、小米粥，就天真地问：“你们怎么吃红薯面饼？”大爷说：“喜欢吃。”喜欢吃？我半信半疑。不等我再问什么，大娘就又不声不响地从灶火屋里端出小米粥和白面烙馍，摆上石桌。可那一顿饭，我感到是那么地难以下咽。之后，我似乎把这事忘了，照旧理所当然地吃白面烙馍、小米粥。也许年龄太小、太幼稚的缘故。 现在回想，我简直是在犯一种罪过。对那双老人，我怀着无法忏悔的负疚。 学农的两周时间转眼就过去。临走，大爷、大娘再三嘱咐叫有时间去看望他们，我们也依依不舍。当时，我就想我一定会回来的，回来看望两位纯朴、寡言的老人。 离开了那块土地，离开了纯朴的乡民，种种原因，我没能再回去。但不是已忘怀，而是更深地铭记。也许生命总是要欠下什么不能偿还，而以后的生命也就是为了这个偿还而延续吧。 沙河啊，你还是那么清澈、透明吗？还是唱着那支活泼、沉郁的歌吗？我梦里的沙河啊！ （写于1990年1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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