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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宰相与吴中四子

 苏迷 2020-09-12
《姑苏晚报》2020年08月31日 B07版

  杨维忠

  “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这是东山陆巷王鏊墓地,学生唐寅为先生王鏊所撰的墓联。“吴中四子”是指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四人。四人中祝允明是王鏊门生,唐寅、文徵明是学生,而徐祯卿与王鏊早年交往不多,考中进士后,授大理寺左丞,曾与王鏊同为朝官,应为同乡与同僚。民间有关王鏊与“吴中四子”的传闻野史较多,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多少真实故事?

  “宜列优等”的门生祝允明

  明弘治五年(1492),翰林学士王鏊主持应天府乡试。王鏊阅卷时,见一篇文章紧扣主题,说理透彻,文笔和书法也出类拔萃,虽试卷弥封无法知道考生姓名,心想能写此等好文章、好书法,必为祝允明之卷。王鏊谓众考官曰:“此文甚好,宜列优等。”待确定名次,拆开糊封一看,果然是祝允明之卷,王鏊喜曰:“吾不谬知人也”。弘治壬子科应天府乡试参考2000多人,考中者仅135名,祝允明名列前茅。古代凡乡试、会试考中的举人或进士,把主考称为座师或恩师,自称门生。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因他手上生有歧指,时人称之祝枝山。明长洲县人。祖父祝颢为正统年间进士,终官山西参政。外祖父徐有贞为宣德年间进士,曾封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入阁为相。岳父李应祯为太仆寺少卿。祝允明33岁中举后,连试礼部不第,直到55岁才铨授广东兴宁知县,颇具政绩,终官应天府通判。

  王鏊与祝允明是座师与门生的关系,交往密切。弘治十七年(1504),苏州知府林世远发起编纂《姑苏志》,请在家中守孝的吏部右侍郎王鏊任主编。王鏊受聘后,又邀祝允明、文徵明、蔡羽等7人同修。这是师生相处最长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他们在苏州府衙里同吃同住,又一起翻阅史书、探讨史料、研究书法,间亦评说时事。在《姑苏志》初稿完成后,祝允明和文徵明又陪同王鏊同游近郊莲花寺,三人作联诗数十首,结集刻印《莲花诗集》。

  《姑苏志》是历史上一部有影响的府志。正德二年(1507),王鏊从京城修书给在苏城的祝允明,询问《姑苏志》完稿后的刻印情况,祝允明作书《上阁老座主太原王相公》,其书云:“自先生行后,众以郡公考绩期迫,相趣入刻。虽曰随时随校,专责有人,而要之人情散解,又坐图籍单寡,日力拘局,不免漫浪作事。”汇报了志书的进展。

  祝允明为人简易佚荡,不耐拘检,玩世自放。致仕回苏后,时独居著书,解衣盘坐,宾客来者,叩门呼之,若不闻也。但他对恩师王鏊很敬重,《莫厘王氏家谱》载:王鏊致仕后,“入城则有门下士诸生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等,相与谈说古今,花前月下,饮酒赋诗,挥毫染翰,竟日不厌。有所感触,则著述以况。”王鏊归里后居东山,祝允明经常赴陆巷看望座师王鏊。弘治十五年(1502),白沙纪革村儒商叶明哲,新居芝庭落成,苏城众名贤前往庆贺,王鏊为之题“芝庭”园额,祝允明撰《芝庭记》。临行,祝允明为叶君书“一晚园”匾额,以谢主人款待之情。

  王鏊归里后,60岁、63岁、73岁,举办过三次规模较大的庆寿,祝允明、唐寅都献有寿诗。王鏊病逝后,祝允明作《祭文》云:“门生应天府通判祝允明……奉祭于柱国太傅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王文恪公尊师……小子将哭公以私也。”

  情义深厚的学生唐寅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号六如居士等,明吴县人。画入神品,兼善诗词曲赋,文词敏快。唐寅自称王鏊门生,但严格讲他没有参加过王鏊主持的科举考试,只能算作学生。

  王鏊与唐寅相识是文徵明之父文林介绍的,他们的师生情谊,从弘治十二年(1499)唐寅蒙难开始。这年春天,唐寅与江阴人徐经同船到京城参加会试,据说徐经贿赂主考官程敏政家童(历史上说法不一),事先得到试题,后被人告发,唐寅受牵连被关进刑部大牢。当时王鏊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在朝中地位还不高,他修书吏部左侍郎吴宽(苏州人),一起设法营救唐寅。后来在尚书倪岳、吏部侍郎梁储等人的帮助下,唐寅被释放,黜充吏役”,贬“赴浙藩。出狱后唐寅回到故乡苏州,这一年,王鏊正在东山给父亲庆寿,他把唐寅、祝允明、文徵明、王宠、陆粲等请到东山真适园家中,举办了一次雅集。在先生王鏊及朋友们的开导下,第二年,历尽磨难的唐寅终于忘却悲伤,开始了“千里壮游”,最终成为一代绘画大师。

  “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但现实中的唐寅经济并不宽裕。自与湖山有宿愿,倾囊刚“可买吴船。纶巾布服怀茶饼,卧煮东山悟道泉”,这是明弘治年间,唐寅慕名到东山翠峰坞游览,品悟道泉留下的诗作。从诗中可以看出,唐寅自从有了赴东山的愿望,倾其所有才租舟过湖游览东山。穿着布服,带着茶饼,在翠峰寺旁搭一石灶,捡些松枝,汲泉煮茶。

  唐寅感先生王鏊关怀之恩,每至王鏊返乡省亲,唐寅总要到东山探望并陪伴先生。弘治十七年(1504),唐寅陪王鏊游太湖中的洞庭西山林屋洞,唐寅作《林屋洞》图轴,王鏊书“林屋洞”三个大字。十八年(1505)初春,唐寅又陪王鏊一起坐船远游苏北沛县,游览著名的“歌风台”。唐寅绘《歌风台实景图》,王鏊在图卷上题诗,有“八千子弟空歌楚,百二河山竟去秦”之句。正德元年(1506),王鏊守制期满后返京,唐寅赴东山陆巷送行,为先生作《王鏊出山图》。

  正德四年(1509),王鏊60寿诞,八月十七日,吴中士大夫及名流雅集于东山真适园,为王鏊庆寿,唐寅、祝允明、文徵明等门生均有诗祝贺,众名士作近体乐府诗百首,裱成巨轴,挂于堂中。唐寅《王守溪寿词》云:“…… 孔北海,沈东老,祝长生,梁上歌声绕,黄粱梦先觉。”唐寅又代表众门生向先生献寿诗,有“同在太平天子世,一双空手掌丝纶”之句。

  这年八月,淫雨连月,吴中相城,一片汪洋。八月二日,画家沈周病故,唐寅、徐祯卿、师邵等陪同王鏊,乘舟12小时到相城,凭吊沈周故居。他们夜宿宗让校书宅,唐寅作《野望闵言图卷》,王鏊在图上题诗云:“几年邀兹游,为访石田叟。石田今已亡,不使此言负。相知二三人,拿舟过湖口……”

  唐寅晚年生活清苦,又不愿附于权贵,患病卧床不起。嘉靖二年(1523),王鏊得知唐寅卧病,前往探病。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大名鼎鼎的唐伯虎当时的一幅画,市价只值“斗粟”。王鏊当时自己也大病初愈,见唐寅卧病于床,家中穷得几乎揭不锅,很是心酸。王鏊作《过子畏别业》,诗中有“矮屋虚明浅送杯”之句。王鏊端了一杯水给病榻上的唐寅,细看住屋四周,“生计城东三亩菜,吟怀墙角一枝梅”,宅旁是菜地,墙角扔有一幅卖不出去的梅花画。

  嘉靖二年(1523)十二月二日,才华横溢又坎坷一世的唐伯虎在弥留间作《绝笔》诗曰:“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诗毕而逝,年仅54岁。时王鏊送四女至京口,同中书舍人靳仁完婚,得悉唐寅病故,痛惜不已。

  批评“程文”的晚辈文徵明

  与唐寅、祝允明相比,文徵明从王鏊游要晚些,他既是学生,又自称晚辈。文徵明从成化二十三年(1488)17岁时随王鏊学文,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去世,他与王鏊父子的友谊长达七十多年。

  文徵明(1470-1559),字徵仲,号衡山居士,明长洲县人。他7岁犹不能言,19岁为长洲县学生参加科考,但乡试失利,后又考了好几次都没有中试。直到54岁那年,经过工部尚书李充嗣的推荐,授翰林院待诏,参与修《武宗实录》。文徵明为人正直,不愿趋炎附势以求显贵,他在朝中只三年就致仕还乡。

  同唐寅、祝允明一样,文徵明参加了王鏊在东山与苏城的许多活动,因他的年龄比祝枝山小,才思没有唐、祝两人快,加上他性格内向,为人处事低调,在怡老园、真适园这些活动中留诗不多。文徵明有独立的人格和见解,虽对先生王鏊极敬重,却不盲从,他对“程文”(即八股文)有不同的看法,对朝廷科考时只重八股文而忽视古文进行了批评。

  明代中期,文坛上出现了反对台阁体和八股文的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目的是与台阁体、八股文相对抗,以谋求文学新的出路。

  文徵明在《上守溪先生书》中说:“盖程式之文有工拙,而人之性有能有不能。若必求精诣,则鲁钝之资,无复是望……苟为无命,终身不第,则亦将终身不得为古文,岂不负哉?”文徵明认为“程文”没有价值,完全不能与“古文”相比。为了应试中试而只习“程文”,不作“古文”,这岂不是很大的损失吗?也许这是他在向作“程文”的先生王鏊挑战,表现了文徵明进步的文化思想倾向。

  学术上的争论并不影响师生间的感情,正德七年(1512),文徵明参加王鏊苏城里第怡老园雅集,王鏊作诗《徵明饮怡老园有诗次其韵》,诗中有“绿杨动影鱼吹日,红药留香蝶护春”之句。文徵明作书有“明公今则韩非也。傥不以某为不肖而与进焉,使他日人称是亦尝出王氏之门者,岂不幸哉……”正德十三年(1518),王鏊撰《洞庭两山赋》,文徵明绘《东西两山图》,相得益彰。

  王鏊去世后,文徵明为先生作《太傅王文恪公传》,此文长达4500多字,感情真挚,字字珠玑。

  同朝为官的同乡徐祯卿

  徐祯卿(1479-1511),字昌谷,吴县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在“吴中四子”中,唐寅、祝允明、文徵明为人们所熟知,但徐祯卿是个多少有些模糊的人物,这不仅因为徐祯卿寿短,33岁就去世了,还有一层原因是一部《王老虎抢亲》的戏,塑造了一个周文宾,说原型就是徐祯卿,以致后世坊间一说起“吴中四子”,有说是唐祝文周。

  徐祯卿同王鏊的关系也很不一般。从现有史料看,徐祯卿既不是王鏊门生,也不是王鏊的学生,但他是四人中唯一的进士,终官国子监五经博士。官职虽不高,毕竟他中过进士,也是天子门生。曾与王鏊同朝为官,属朝中同乡与同僚。

  明弘治十七年(1504),徐祯卿随文徵明到东山游览一周,是年王鏊因父丧守孝在家,两人遂一起拜见了王鏊。

  第二年(1505),徐祯卿考中进士,孝宗皇帝见他长相平平,没有留在翰林院任职,而是派他去大理寺当了个左侍副官。徐祯卿刚到大理寺,就被狡猾的属吏蒙骗,稀里糊涂地放跑一个犯人,受到朝廷处罚而要外放地方官职。正德元年(1505)四月,王鏊返朝任吏部左侍郎,徐祯卿的案子到了他手上,于是降职留在国子监当博士。

  正德六年(1511),徐祯卿一病不起,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整襟端坐,以后事托王鏊之婿、翰林院友人徐缙。徐缙难过流泪,徐祯卿却笑曰:“生,寄也。死,归也。常事耳。”王鏊从长婿徐缙修书中得知徐祯卿病卒,遥望北方沉默良久。

  《王鏊集》“续震泽纪闻”中,载有一篇“国子博士徐公”之文,详细介绍了徐祯卿短暂的一生。徐祯卿神清体弱,双瞳烛人。举进士后,授国子五经博士。后来认识了李梦阳、何景明等名士,始大悔,尽弃其原来所业,力追古作,至忘寝食。其诗作同李梦阳、何景明及边贡齐名,弘正年间,诗歌有“边何徐李”之誉。文中称“吴中祝允明书、沈周画与徐祯卿诗为‘国朝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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