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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文 | 图：尺半鲤鱼 长堰是位于黄陂东乡的一个小集镇，家兄的同学堰生兄曾在其小学作文中写道：“长堰是一座美丽的山城”，很明确地说明长堰乃丘陵地带，周围山多，至于算不算“城”呢？我想现在在北京工作的他一定会对孩提时代的事会心一笑。 据前辈们说，其实在很早以前集镇并不在目前这个位置，而是另有去处，这得从彭家桥村的龙墩桥说起，因为此桥在明清时期是长堰的地标建筑。 至于我对该桥的了解，有两方面原因。一，每次到姨妈家需要从这座桥上经过，那时桥面是大青石板，上面有洪车碾出的车辙，更吸引我的是桥墩上面石雕的龙头和铁铸的狗头，听大人讲是座古桥。 后来才知道离此桥200米处有座建桥纪实碑，碑文显示该桥开工建造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并于次年完工，距今有四百年了。 二，以前，长堰地区经常洪水泛滥，大水到来时其他桥梁都没入水中不能通行，唯此桥高大不受影响可通达四方。前面所说以前的集镇就建在彭家桥村隔壁（即建桥纪实碑所在处）的下新集。 下新集位于今长堰集南大约1里多路的地方，它是明清以前长堰周围地区的中心集市，又是南北驿站，曾繁华一时。后因明成化年间（1465-1487）水道改流，下新集从此一蹶不振。 彭家桥 尽管如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如今位置的长堰集还没有踪影，直到清末一个人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个态势，这个人正是王正起。 在长堰有个说法，“王正起一夜修条长堰街”。关于王正起如何从一个“剃头匠”发展到“将军”的，他人之述备矣，我就不在此赘述了。 总之王正起在一系列作战中屡立战功，并且与两任山东巡抚也就是他的顶头上司阎敬铭（1817-1892）及丁宝桢（1820-1886）关系都不错，连刘鹗（1857-1909，《老残游记》作者）都做了他的幕僚，因此升官发财自不在话下。 后王正起衣锦还乡，据说他骑马荣归故里时，不摆架子，在离家很远就下马步行，沿途主动与乡亲打招呼。回家时，他母亲彭氏（1811-1875）不知道他在外做官，还在山上砍柴哩。而他的父亲王金凤（1796-1854）则在他外出的第二年过世了，只因那一年王正起还是小兵小将，无法丁忧。 富贵起来的王正起回家后广置田产，东至蔡榨南到黄陂城关均有其地，又在目前的长堰填堰盖房，建立了商铺，茶楼，戏园等，长堰原本有1千米长的堰塘，后来分成了南堰和北堰两部分。 这个时候，长堰的集镇初具规模，下新集的衰落和长堰集的兴起至此才算完成集镇的交接。传闻王正起死后学着朱元璋做了十八个棺材，出殡之日同时抬出分别走向不同方向，所以人们不知道他到底埋在哪里。 铁铸狗头 1982年，我父亲在新民中学教书，在他们学校组织学生填整操场时挖到一古墓，墓内有诸如金珠，金簪，金手镯等金器和其他器物，大家猜测这些东西应该是王氏家族一个女性的。 后学校派人到武汉文物部门鉴定知是清代物件，但其中有一对手镯鉴定说是矾石制成的，不值钱，当场掰断一个，另一个拿回来竟无人要，其它则在汉出售，所得数千金用于学校改造。 长堰的山应该以白龙山最有名，但我更了解的是棺材山，雾子山等。棺材山因为山上有一块长条形黑色巨石形似棺材而得名，又因山上有一座观音殿，所以我们也直接以观音殿称呼它。 观音殿快到山顶的位置以前有一块很光亮的大石块，在几公里外却能很清楚地看到，后来此石不知所踪。当时说是有勘测队在此发现矿藏，但后来因开采成本太高价值不大而作罢。 至于对雾子山的了解，是因为当时长堰到处修路，需要一些碎石块，所以学校有几次组织我们这些小学生到雾子山拣“码脑鼓”（含有石英成分的小石块）。雾子山的映山红很多，很好看，以前书上说“映山红是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的”，在我幼小的心中深以为然。 长堰的水源主要分布在长堰河和南北堰塘。那时不论是河水还是塘水都很清澈，河里只有小鱼，但皆若空游无所依。我们经常在脸盆上面盖一块纱布并四周扎紧，纱布上面开一小孔，然后盆里给一些米饭来罾鱼。 稍等一会再过来把盆子端出，里面就有很多的小鱼。小鱼味道很好，是我和喵星人共爱的一口，鱼带回家时它缠着人“喵，喵”直叫，我用手递一条给它，它已急不可待，连手一起咬下…… 南堰塘则离我家很近，我们经常在那里游泳，并在塘泥中挖出大蚌来喂鸭子。那时的长堰经常发大水，河、塘连成一片，在八十年代初，长堰南堰塘还曾上演了一幕“捉蟒记”。 当时有多个目击者看到这个体型巨大的“水怪”在塘中翻滚的身影，于是发动群众力量跟踪追击，甚至在晚上大家还打着电筒拉着鱼网试图捕捉它，结果都是无功而返，如此数月。 后来它也不想和大家玩捉迷藏了，在随后的一次大水到来时它遁入河中，不知所踪。正是“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 长堰的山水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长堰人，又见证着小镇的变迁和历史风云。 夕阳照在北堰的水面，轻风徐来，波光粼粼。时间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堰边岸上的田间地头里，一个中年小脚女人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在忙碌地摘着地里的棉花。 这个女人的丈夫和父亲那时均已过世，她在母亲资助下离开金王家湾到长堰集谋生活，和他人合伙买下了王万寿先生经营的万寿茶楼，她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孩子，主要做些针线的生意以维持生活，同时在北堰那边开了一些荒地来种棉花。 这个小脚女人正是我奶奶，而男孩则是我的父亲。 到现在八十多岁的母亲还用手比划着说，他们穿着特制的围裙，胸前的口袋很大，从胸口到膝盖以下，这是为了便于把摘好的棉花临时存放在此，等装不下了再转到旁边的箩筐里。 收工了，奶奶挑着箩筐晃晃悠悠地带着我父亲回家。孤儿寡母满载而归，想起来这真是一幅和谐而又心酸的画面。棉花摘回后，奶奶用它纺线，织布，做棉被。那时街上往来人很多，一般旅店都没有预备那么多的被子，奶奶做了许多的被子就正好租给他们用。 父亲的外婆于1949年过世，那天我奶奶哭得很伤心，惊动了一位走在街上的八路军干部，他敲开门问明情况，安慰了我的奶奶，并说：“大娘，我们是自己的军队，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们。” 奶奶的这些生意直到我父母工作几年后才没有做，但据说在我出生前，她还做过豆腐，养过猪。 那时街上还有油漆匠，剃头匠，邮政，中医，布店，染行，生猪行，篾匠铺等。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人们每天都在忙碌不停。 和老街垂直的一条靠近长堰河的街道，我们称为河街。一个剪着短发的年轻女人在此开了一间茶馆，她到老都一直留着这种发型，所以街上都叫她搭毛，真名没几个人知道。她就是那个年代我们长堰的“阿庆嫂”。 原海军司令员刘华清上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在极其困难的游击岁月里坚持鄂豫皖边区武装斗争。有一次他到长堰来联络工作时被敌人盯梢追捕，开茶馆的搭毛急中生智把他隐藏起来躲过了搜索。 长堰老街 听街上的人讲，2000年前后，已经退休了的刘华清还亲自到长堰来看望他当年的“救命恩人”。 搭毛自己没有生孩子，就抱养了一个男孩，养子成人后在上海参加工作。1994年初，我父母来汉定居前看到她还住在街上，后来养子把她接到上海安度晚年，她于九十年代末逝于上海。 五十年代，在长堰通往北头胡村去的方向，路边先是有八户人家在此落户，时称“八大家”，后陆续有更多的人家在路两边做房子，于是一条新的街道形成了，这条街在长堰叫“新街”。到了八九十年代，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又在北堰附近做了房子，这里形成的一条街我们称之为“致富街”。 很早的时候，长堰就有很多企业，比如，与新街交叉上坡地带成立了长堰农机厂，猪鬃厂，和新街一条线的地方建有搬运站，汽车站（后来都搬到别处），老街上则建有长堰综合厂。 长堰的企业以综合厂规模最大，门类最全，分别有：轧棉，挤塑，榨油，酿酒，制糖，碾米，理发，服装等。可以说覆盖了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描述的绝大部分民生项目。这些企业都是六十年代就成立的，因此也可以说是国内最早的乡镇企业。 记得直到七八十年代，我老家金王家湾生产队的人经常到长堰来磨面，榨油等，他们把我家作为临时仓库并在这里生火做饭。有一次，他们就地取材，用在综合厂加工好的面粉和菜籽油炸起了油条来过早，还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起吃。 那个年代物资贫乏，这些东西平日吃的并不多，至今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湾里一个叫“水牛”身体强壮的中年男人一口气吃了18根！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但在那时候居然不算什么。 在那个“五洲震荡风雷急”的年代，有时候轻松的调侃之言，揶揄之语也必须注意“政治正确”，长堰这里就有因为“出言不慎”而挨整的事例。 在长堰综合厂理发店有几个理发师傅，我有印象的只有两个：一个来自下新集的王姓老师傅，人称“老牌子”；另一个胡姓中年人，因其有严重鼻炎所以人称“聋鼻子”，不过他手艺不错，大家并不在乎。 那个年代娱乐活动较少，每次看电影大家都呼朋唤友，当时连露天电影院都没有，一般就在合作社粮店旁边的一块空地挂上幕布就放映。当时的电影以战斗故事片居多。 老牌子电影看多了就总结出了一条规律：那就是不管过程如何惊险，但最终都是我方获取胜利。于是每次别人向他打听：“老牌子，今天放什么电影？”他都是不假思索地说：“我们胜！”后来有一次放映《甲午风云》，人们有意逗他，“老牌子，这次我们怎么没有胜呢？” 可伶老人调侃的一句话被人上纲上线因而挨批，关猪圈。还好的是事情没有进一步闹大，没有影响到在同厂工作的孩子。现在看来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一些人歪曲领袖或领导意思瞒（或媚）上欺下，自己胡作非为打击他人，当然这种人现在都有，十分可恨！ 在那个年代虽说物资贫乏，娱乐方式不多，但大家精神生活并不贫乏，1972年彭锡坤在黄陂胜天二队（张家冲）工作组时，从该队的一次私分集体粮食事件中找到灵感，写出了湖北大鼓《丰收场上》。 当时李和发（长堰西李甲人）与何忠华合演湖北渔鼓《送胶鞋》十分成功，名声大噪。于是彭锡坤就找到李和发商量演出事宜，李和发很喜欢这个段子，精心排练后参加省里的大型文艺汇演。在黄鹤楼剧场一开口刚唱出前四句，下面观众便掌声雷动。 李和发返乡后曾在长堰露天电影院旁边的一个戏台上表演过这个节目，从此，李和发首唱的湖北大鼓《丰收场上》风靡全省，在当时只有八个样板戏充满舞台的沉闷中，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它无疑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 当然，在全国范围的文艺界，还有大家更熟悉的已故著名导演胡炳榴（1940-2012，长堰胡家咀人，代表作《乡情》《乡音》《乡民》等）等。 在学术界，长堰也不乏英才，有陈浩武（1952年出生，经济学家，北大光华学院研究员，他曾回忆小时候在长堰的生活经历并写了一篇文章《我的地主外婆》），陈松林（1960年出生，长堰河街人，水产院士），喻德华（1964年出生，长堰新街人，留美医学专家，八十年代初曾在长堰卫生院工作）等等。 不管是社会名流还是普通百姓，他们的人生发轫于此，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服务于社会，并在社会的舞台上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来。长堰虽小，内涵颇大，它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这是长堰人的自信。 晚清著名围棋国手周小松（周鼎）曾感叹：“棋虽小道，恒视国运为盛衰。”陈毅元帅说的更直白，“国运盛则棋运盛。”新的历史时期必定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长堰各方面的发展也必将随国家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日新月异。 本文作者尺半鲤鱼授权印象黄陂发布 关于作者 尺半鲤鱼，黄陂长堰人，现定居武汉市洪山区，电子技术员，采购工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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