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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文 | 梅保国 · 图 | 掌柜 我的父亲念过几年书，略通文墨。父亲喜欢讲旧时见闻，尤其是家族的人物掌故、落籍兴衰。父亲也曾希望把零落的家族串起来，终因人力财力不逮作罢。 父亲生于1934年，2004年正月二十四日夜，一觉不醒，悄无声息又毫无征兆的告别人世。我尝试过很多次，写一篇文章来纪念父亲，都不知如何落笔。几十年的生活点滴，草木相依，风雨相随，很难用文字表达。 父亲的一生算是平平稳稳，起落都是时代变迁，非人力所能把握。父亲兄弟姐妹只落下姐弟二人，我的姑母，乡间的称谓是“伯伯”，年长我父亲二十岁，是家中长姊。中间有多少兄妹夭亡，没有听父亲姑母讲过，也许是伤心往事，都不愿提起。 按时间推算，祖父应该年长父亲至少四十岁，也就是祖父出生的年份是1894年前后。当时的清政府正是洋务兴起，1895年甲午战败，泱泱大国的梦想破灭，清朝到民国，几十年的外侮内乱，军阀混战，可以想见，祖父这一代人在夹缝中求生存，还要修身齐家，相当艰难。 祖母的姓氏籍贯已不可考，听年长的乡亲说，祖母是一个至善的人。这一点影响深远，上海的姑母和我父亲，都得其真传，与人为善，急人所急，都到了忘我的地步。 祖父祖母于花甲之年，先后在“过阶段”的三年中去世（指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穷困加上饥饿，也许还有对家业中兴的失望和遗憾，两位老人都没有能抗住现世的凌乱不堪、百废待兴，都郁郁而终。祖父祖母过世之时，我的大姐降生不久，家族的延续燃起火苗，也许是祖父母最大的安慰。 祖父兄弟四人，行大，据说异常勤劳节俭，白手起家最后到兄弟三个都能有几亩薄田，在旧世勉强维持生计。祖父稍好，日积月累，置田置业，到解放初，已经有三石田地，二次四清（俗称大四清）补划地主成分（小四清划上中农）。 祖父母以一家之力，种两三石田地，农忙的时节才会请短工帮忙。有一次谈到小时候的生活，父亲说，祖父母节俭近乎吝啬，也并不富裕，能吃一碗油盐饭，就算好日子。 那个时候姑父姑母还没有去上海，家境窘迫，姑母的儿子常走外公外婆家，希望吃一顿好饭菜，却大多失望而归。大约七八岁的时候，他吃过午饭后回向家榜，在路上不知道遇到什么受了惊吓，姑母说是“外事”（迷信说法，遇到外面不好的事情惊扰），到家后一病不起，又无钱医治，不幸夭亡。 姑母家以后有了两个表姐，二表姐听说也是意外，得了很严重的心脏病，结婚不久，很年轻的时光，也逝去了。二表姐身材高挑，很漂亮，我在上海的日子，她还在上中学，回家就像一阵风，歌声笑声不断，很讨姑父姑母喜欢。 祖父祖母留下来的事迹不多。一件是年长的族人所述，祖父母为人良善，曾经在雪地里救过一个同族的孤儿，也不过是一碗油盐饭的赠与。孤儿的后辈都与我家几代友好，也算是善果。还有一件，与三祖父有关。 三祖父年轻的时候不安分，在外闯荡，生意上起了纠纷，大概是遵“长兄如父”的旧规吧，纠纷的对方迁怒于我的祖父，到杨店的日本人据点诬告我祖父跟“×匪”有瓜葛。祖父被日本人抓走，同族义愤的年轻人一路追赶，日本人在旧坟头过去一点的地方，扔下了我祖父，匆忙中还在祖父的腹部刺了一刀，所幸无大碍。 这件事的结果是，祖父与三祖父反目，一气之下，三祖父远走他乡，到死都没有再回来。还有一种说法，三祖父不务农事，不是正经的种田人，闯祸的事情不少，都是祖父求人遮掩平息，因此兄弟的积怨很深。 三祖父最终到河南光山落户，解放前后做了铁路上的工人，他的后辈开枝散叶，大多在铁路上工作，不知何故，也没有人寻根祭祖，回到老家。 唯一的联系是在文革时期，一个光山的同辈哥哥下放到前面的小任湾，经常被他母亲领着来找我父亲跑关系，并没有什么大的助力，最后是当兵回城，脱离了农村。父亲由此得到很多光山的消息，很有意探访光山的叔伯兄弟，当时条件所限，作罢了。 上段中提到的旧坟头，是一块水田的地名，因为未平田之前是我家的祖坟，习惯就叫它旧坟头。因为新社会平坟，祖父祖母就没有能归葬祖坟，如今连位置都不可查。父亲与本房的逝者则一起安身在湾子的公共墓园。 很多年前，我们家在下河的滩地还有农田，每次下地干活，路过旧坟头，父亲总要手指向南，说道：“那块田，是我们家的祖坟。”亲切又怅惘的声音，如在昨天。 我家的旧箱底有一大一小两颗鹅卵石，比拳头稍大，颜色也不同，大的呈黄色，小的是青色为主，不知道是哪一辈传下来的，也曾经在二伯父家存留过。父亲在世的时候很看重，说是拥有阴阳石，人丁兴旺。 阴阳石的来历，有一段传说，父亲讲得绘声绘色，我却没有记清，大约是说祖坟地飞起两只鸟，姑且当它是凤凰之类的吉祥如意鸟吧，鸟飞之处，就见两颗阴阳石，先辈以为异，如获至宝，数辈定规，要嫡长子承袭，仿佛荣耀的爵位。 祖父有一个妹妹，嫁到河对面杨店向家大湾，向家姑爹过去在上海相当有人脉，是码头上的人物。后来我的姑父和大伯，大爹二爹到上海谋生，都得他之助。姑爹的儿子跟我姑母常来往，照顾不少，亲如姐弟。 姑婆的墓地在离民房不远的一处空地上，上海的大表姐带我过去烧过纸钱。姑父也姓向，祖居向家榜，是向家大湾的同宗，推测姑母嫁到向家榜，是姑婆保的媒吧？如今姑父姑母也归葬乡下，两湾之间，不过二里不到的距离。 祖父往上的曾祖父辈，音讯很少，大约跟上海的大爹二爹有渊源，祖父跟大爹二爹是叔伯兄弟吗？如今，高寿的二爹也去世近二十年，探究高祖辈的机会，也彻底丧失。 大爹二爹与我姑母同在上海闸北区的一处湖北同乡聚居地，大爹住在我姑母邻居的背后，房子是背靠背的结构，大爹的小房间面北背南，斜对面不远，就是我曾经写过的一家开水铺，一瓶开水一分钱，还隐约的记得。 二爹住地跟大爹只有一里路远，“交通路”（马路地名）对面拐进去，我很小的时候去串过门，一栋木质结构有阁楼的通间，这一片的房子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拆迁，位置是现在的上海火车站周边。 交通路是往来农村老家与上海姑妈家最重要的站点。交通路上69路车，转65路到十六铺上船，是归乡的旅程，吃烫饭、咽咸菜的日子开始。从十六铺上车，辗转于交通路落站，可以走石库门，过弄堂，逛商店。 姑母一个月总有几回，到附近的一个菜市场割二两猪肉，晚餐可以吃白米饭，有肉丝冬瓜汤。特殊的日子，我还能侥幸看一场电影，吃两毛钱一碗的馄饨。电影我记得也许只看过一次，是要回乡下的时候，二表姐带我过去的，名字是《金沙江畔》。 高中毕业我重访旧地，还有零星的未拆迁的街坊，住简陋的天窗小屋，用靠墙的自来水管接水，打招呼也是地道的黄孝口音，淳朴如初。从姑母沪太新村的新居走过去，并不远，过一个涵洞，往前，再过没有桥的“大洋桥”（地名）即到。 上海的大爹无子嗣，二爹有三男两女，上海落户二子一女。武汉落户一子一女，二叔下放到湾子住过一段时间，还做过农活，后招工返城。亲族本房，走得还亲近。 高祖再往上，我曾经咨询过同湾的知名人士，都没有明确的线索，总之高祖先辈一脉，还有同湾的本房族人，也许是因为在湾子里的人丁萧条吧，显得很团结，出了五服，大小事还有周济往来。 祖父辈里，河南的三祖父以外，另外三家的余脉，落到湾子里的也有三支。我祖父是大房，传到我父亲一支，二祖父有大伯二伯兄弟二人，大伯早年到上海闯荡落户，另寻佳偶。湾里是寡居的大妈和养子一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找到原籍江苏江阴，一个孙子未改名姓，勤奋上进，学问不小，早已经在上海安家落户，成为中产阶级。 幺爹过世早，四婆高寿。四爹传大伯父一支，过去孤儿寡母的很艰辛，听湾里人讲，大伯父八岁耕田，身高齐牛肩，在乱世之中，还混到一个“小土地经营”的成分。不幸的是一个堂弟重病夭亡，堂姐都外嫁，余留的断壁颓垣，就是我改造后的新屋所在。 父亲的亲戚很少。母亲也没有兄弟，姊妹三人，下有一个妹妹，我们叫她四姨，很有些文化，字写得好，工整娟秀之外，还有民国闺秀的余韵。天不如人意，四姨红颜薄命，古稀之年在养老院终老，一个养女自立后离家，关系近乎仇敌，不相往来。 我母亲首上还有一个姐姐，也是不幸，五十九岁去世了，原配是蔡李湾蔡姓人家，原姨父病故后改配到泡桐东南不远的石家学堂。 姨父是原大队书记，年长的同村人，还称其老书记。姨父在乡野威望不低，有一门做酒的手艺，书记退下来后，操旧业，又做过很多年酒。到老年，姨父做酒已经不多，供应自己是主要，酒喝完了，做几作，一二百斤酒。 姨父的独特之处，我所知有两点。一是说话在文在理，有干部之风；二是喝酒异乎常人，量多，见天必饮。 1979年我升初中住校，姨父改了一口箱子送给我装衣物，中午我母亲做了豆腐小菜下酒，父亲姨父分坐在桌子的东西两方，推杯换盏。这一场酒，从中午喝到下午五点钟方罢，边喝边聊，说的什么内容，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 只记得姨父伸出指头的手势，颇有特色。说一通道理，伸出一个指头：“咧是其一。”接着又说出一番话，伸出两根指头：“咧是其二。”语速不急不缓，很有条理和逻辑，说话的语气，就是一个标准的基层干部。 再往后，姨父步入老年，但是爱酒依然如初。每逢泡桐热集，总要上街看看。还是老书记的步伐，路上不停地接受乡民招呼致礼，手提一个装酒的汽水瓶，走几步喝一口，再走一段，又喝一口。上街喝一半，返回又喝一半，脸总是红红的，目光迷离。 晚餐再喝半斤，几乎不怎么吃饭，生活总是在明白与迷糊中向前，今年已经八十八了吧？还健在。姨父家的大表哥，打小在农村，十六岁谋生，跟一个亲族走街串巷炸米泡，后辗转到城市当工人，落到火车货运站退休，车站在荆门，我去过一两次。僻壤，风景不错，经济状况一般。 一人一命，一个家和族就更加冗杂。再辉煌的人生，也不过是家族锁链的一环。今生来世，何其相似！ 余暇再续。 本文作者梅保国授权印象黄陂发布 关于作者 梅保国，黄陂泡桐人，深圳谋生。历经坎坷，好文不悔。杂览自乐，涂鸦自娱。鸿儒谈笑，白丁往来，调琴阅经，案牍劳形，乐在其中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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