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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胡兰成再转世一次,还是会惺惺相惜?(下)

 写乎 2020-09-14

推荐张爱玲胡兰成再转世一次,还是会惺惺相惜?(上)

文/玛雅契兰

【作者简介】玛雅契兰,一个时间的土豪。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我读到传记中的这样一段话,让我看到张胡之恋的另一面。刚认识张爱玲不久,胡兰成有一次突兀地说了一句:“你的身材这么高,这怎么可以?”张爱玲呆住了,看了胡兰成一看,又低下头去,脸上泛起红晕,什么也没有说。这句话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从“般配”的角度做出的评价,这不是一般的比较,而是男女间性意义上的比较。

世人多以胡兰成的用情不专来诟病他的为人。其实,胡兰成的多情与无情,若由历史的眼光来看,根本算不得什么。那个时代,男人三妻四妾名正言顺。胡兰成出身于浙江农家,观念也许比城市里长大的张爱玲要封建得多。

《今生今世》有一段写到发妻玉凤病重,他去义母家借钱不得,索性一住三日,也不回到病妻身边,“只觉岁月荒荒,有一种糊涂,既然弄不到钱,回去亦是枉然,就把心来横了……我每回当着大事,无论是兵败奔逃那样的大灾难,乃至洞房花烛,加官进宝,或见了绝世美人,三生石上惊艳,或见了一代英雄肝胆相照那样的大喜事,我皆会忽然有个解脱,回到了天地之初,像个无事人,且是个最最无情的人。当着了这样的大事,我是把自己还给了天地,恰如个端正听话的小孩,顺以受命。”

“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断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经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他在纠缠的情感世界中懂得平常来去,放弃执着。执着生恨。胡兰成没有恨,只有悲。

用情专与不专,只有当事人自己的心最明白。对每个爱过的女人全身心付出,这样的男人用情是专一的。反之,如果一个男人没有付出过真心,哪怕他一生只跟一个女人上过床,他也是一个浪子。我却不觉得胡兰成是个浪子。他对生命里的每个女人都赞美,同时也付出全身心去爱的。与天下恶言相向、反目成仇的情人夫妻相比,胡兰成没有对过往的爱说一句难听的话,不像现在的男人动不动就是“不得不说的话”,君子小人泾渭分明。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对女人有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孔夫子的“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对女性不是一脸鄙夷,就是假装出一副非礼勿视的凛然正气,仿佛柳下惠再世。另一种就是狎玩,以妾婢视之,以摧残女性自尊为乐事。胡兰成不同,他对女子百般逢迎,小小心心,最会拿捏知识女性的脾气。女人在他的笔下个个都赛过神仙。

比如他写小周:小周的美不是诱惑的,而是她的人神清气爽,文定吉祥……小周这种宜嗔宜喜的批评人,使我晓得了原来有比基督的饶恕更好,且比释迦的慈悲亦更好的待人的态度……今天她的脸如此俊秀,变得好像没有感情,她的人就如同《旧约·创世纪》的第一句:太初有道。只是一个道字。风吹衣裳,江流无尽,她只是唱歌,唱了一支又一支,无止无休,今生今世呵,端的此时心意难说。

他写范秀美:她的做人完全是自己做出来的,到处有人缘,得人敬重。她的人只是本色。……她是女性的极致,却没有一点女娘气,我是第一次有这样的女性以朋友待我,这单单是朋友,就已壮阔无际。

然而他对自己的初恋却是非常隐讳含蓄的。他在大约15岁时迷恋上了庶母,在《怨东风》一节里他叙述了一段恋母情思:“我难得随庶母到楼上拿东西,偶然这样一望,便有门前是天涯的怅然。江山无限,是私情无限。庶母见我如此,她就不乐。词里有‘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女子对于丈夫或儿子,旧式的想法是中状元,与她像鹧鸪的安定,但我是要飞去的。……旅馆里一人灯下铺被,心里好不难受,说恋说爱都不是,而只是极素朴的思慕。原来孟子说‘人少时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这个慕字竟是用得极好的。但我没有对庶母说起过。而庶母可亦爱我是没有过,为我坏心思是有过,因为我倔强。”

001981年,胡兰成写了一篇《女人论》,谈了他对女性的感受,情真意切。他首先回顾了人类的历史进程,两性阴阳互补的关系,肯定了女性的优点和成就,特别是女人对男人在感性上的引导,他还非常认同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他说:向来英雄爱色,他是从女人学得美感,这正是男人所缺少的。秦汉之际,时代的气息,时代的知心,还是在女人。而楚民族虞姬的美与汉民族女子的美,实是分了两边军旗的颜色。

天下有多少男人肯这样替女人说话?

他又说:其实是男人的学问世界今不但希腊的行不通了,中国五经的学问今亦没有了感了,所以世界历史今已到了壁角没有前途。今是要女人再来做太阳,使人类的感再新鲜了,才可使一切再活过来,连学问也在内……女人今要代替男人来开启新时代,而先从文章运动做起。

在文中,他还提到自己向女性学习:“我也即是向张爱玲及朱天文朱天心学习,在日本是向日本妇女学习美感,否则我不能有今天的进步的。”

张爱玲的西洋文学根基是英国的理性知性。在对待爱情上,是否也受到英国刻板教条的束缚?可以肯定的是她所受到的教育与胡是有分别的。我自己曾受教于一个英文教授,老教授的先生教日语,两个人一个信奉西洋文化,一个坚持东洋哲学。二人在“文革”时期患难与共,结缡逾三十载,却在“文革”后离婚,说是生活习惯有差异。由此推想,在中国这个城乡差别极大的国家,一个受到西洋文化高等教育的城市女子与一个乡村来的读中国传统私塾的男人在生活观念上相左,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细细思量起来,越是觉得张又是何必?她把自己一生的幸福挂在一个男人身上,这算什么先锋女性?她光是知道幽怨,却不知男人也可以是衣服的。换了不就完了,哪里值得这般。可见张非凤凰,一次爱就把她打败了,却不知道凤凰从来都是浴血重生的。

温州一别,我总觉得是张自己负气,偏要处在危难中的胡兰成选择,胡自身不保,哪里能选择什么。张爱玲是个城市小姐,怎么受得了东藏西躲的流离生活。往好处想,胡兰成的负心是否也有关爱的一层?他不想拖累张,不想让张也来为他担这汉奸的名字。

胡曾预测时局不稳,对张爱玲说:“时局可能要翻,来日大难,在劫难逃,汉乐府中有一首诗:来日大难,口燥舌干,今日相乐,皆当欢喜。爱玲,恐怕我们夫妻真的要‘大难来时各自飞’了。”张爱玲回道:“能过一时是一时,不要想那么多吧。”其实张自己也曾安慰过他说:“在这个乱世,做一个女人难,人来人去是不定的,什么都靠不住,何必为把握不住的事情难过呢?”这话说得太早,她自己后来就是看不透这“人来人去”的残酷。

如果胡兰成没有落难,依然是第一政论家和幕僚、文化部长,世人便都要把这姻缘说成是旷世情缘,两厢般配了。胡兰成的错就是站错了队,跟了个倒霉的主子。若说胡向日本人献媚,倒不尽然。我反而倒是读到他不少抗日反蒋的政论文章。近来不是还有人考证,就连鲁迅在日据时期都有亲日的举动吗?

张爱玲移居美国后,清高避世实在是迫不得已。在另一个国家,寄人篱下,还要照顾多病的赖雅,生活重担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张根本不是一个新派的女人,她还是守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老规矩。要知道她是连自己都照顾不来的,最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她大学时的宿舍舍监说她的臭袜子把一屋子人都臭坏了。这可真是给才女抹黑,那么高傲不可一世的人,到处扔臭袜子和臭鞋,愿意跟这样的人一起住吗?所以也怪不得胡兰成太多。她不懂为妇之道,基本没有生活常识,她怎么敢让人来她家里作客?她不写信,一是因为没钱,二是不想让人来可怜她,她宁肯去做流浪人,也不愿开口求人。没钱,她不得不去写肥皂剧,去香港写《红楼梦》的剧本时写得她眼睛出血。她人清高,不愿人家知道她流浪他乡的经济窘迫,所以干脆作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

其实她就是喜欢红尘世界。晚年的她什么都没有了,朋友好不容易帮她物色的职位她也无心久留,稿费也给人骗了,所以她什么人都不理。痖弦派戴文采代表报社住到她隔壁,就是想暗地里帮她一下,给她一点生活资助,可她就是不领情,还告诉别人说有人来监视她。中国台湾的《“中央”日报》乘机挑拨,更是把她孤立出来。人愈到晚年就愈是显露出本色的精神风骨,拿张胡二人晚年的照片相比,就可以看出谁更有持久的精神魅力。胡兰成四处亡命,颠沛流离,生活态度仍然十分积极,而张真的就是枯萎了。

孔夫子有云:德不孤,必有邻。张爱玲这么孤绝没邻居,没朋友的人,不是德孤,那是什么?连她的弟弟、当年照顾她的姑姑,她都好像漠不关心。根据文友戴文采的描述,我想象她晚年一定像个活鬼。许多年后

胡兰成晚年回忆起与张爱玲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引用了李商隐的两句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张与胡本来只作天边的两只星对看就好了,实在不必朝朝暮暮。我猜想如果张爱玲胡兰成再转世一次,两人还是会惺惺相惜的。天地间有一种好,君子相交的好。谁得谁失,我们有什么必要替他们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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