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父母管得严，奶奶对我的严厉，也丝毫不亚于他们，我在那种家庭环境中长大，不知不觉养成了胆小的性格。小时候不管和谁打架，只能输不能赢。要是打赢了，让父亲知道，他的手比别人打我还要重。我很调皮，经常在外面惹事，难免要打一些架。开始一般都是我赢，后来看到对方不依不饶，只好不动手，老老实实让人家打几下，省得把状告到父亲那里。 因为从小受压制的原因，我表面看起来非常老实，不管是谁都觉得我软弱可欺。离开父母到外面读书，我开始热衷于锻炼身体，练武也很勤奋，心里始终幻想着，有朝一日在受到别人挑衅，或者路见不平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一展身手，享受那种狂野刺激的血色浪漫。 在我的骨子里面，有父母从小打下的清晰烙印，让我和别人争斗的时候，多半是以忍让为主。我想这样也好，练武本身是为了强身健体，只要向对手证明你比他强大就行了，没必要一决胜负，除非在生死攸关的时候。 朋友都这样评论我，说我发起脾气来，看上去有火山爆发的气势，但从没见过我真正出手打过人。他们的意思，好像是说我没有打人的胆量。没有就没有吧，我宁愿别人说我不会打架，也不想把人打成什么样子，经常在练功房打沙袋，自己拳脚的分量心中有数——因为打架这种事，一旦动起手来，不是你想停就能停下来的。 因为我曾经有过那样的经历。 那年在收费站打了一架，《三峡晚报》用一整版刊登了我的“英勇事迹”。那时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天龙八部》，晚报的一个叫什么的记者，把我描写得像《天龙八部》里面的乔峰。我看过那篇文章，觉得他在写之前，至少应该采访我一下，抛开记者的职业道德不说，我会把使用的什么招数，告诉他用专业术语表达出来，免得让武林中人看了笑话。我这个记者眼里的乔峰，因这事被单位撤职降级，还到拘留所住了三天。反正，这种经历越多，我就越来越老实。人都是一步步长大的，就像开车一样，车龄越长的人开得越慢越谨慎，因为他们遇到过的险情，比才学开车的人多多了。 九十年代中期，老家的河溶镇酒厂出了一种用茶杯装的枸杞酒，那种酒度数很高，一帮同事把我喝醉了。将近黄昏很晚了，我仍在醉意朦胧中，听见外面有人敲门，我醒了，还以为是第二天早上呢。 两个兄弟来找我，说他们一个朋友的东西被人偷了，怀疑是附近几个民工干的。我一听就知道他们的意思，这两个兄弟，平时喜欢帮人打架，我是国家工作人员，打架从来不叫上我。既然说去找东西，肯定是让我带上狗帮他们破案。 我养的那条德国牧羊犬，是一个朋友的亲戚从汉阳警犬基地弄回来的。我稍微训练一下，它就学会了很多科目，搜寻一般的物品应该没有问题。借着尚存的酒劲，我答应带上狗跟他们走一趟。他们怕吃亏，走之前顺手把我借来做狗棚的斧头和一把玩具匕首带上了。 丢失的东西没找到，我那两个朋友却被对方一大群人赶得飞跑。我是带狗来帮他们找东西，不是来打架的，看到他们狼狈地跑远，我带上狗，坐一辆机动三轮车回家了。 不一会，那两个兄弟也慌慌张张跑到我家，说这回惹上大麻烦，快要把人搞死了！ 他们被那群民工赶上一条绝路，无奈只好背水一战，掏出从我家里带去的斧头和匕首，对着最先冲上来的人一阵乱砍乱捅。那个人没来得及还手吭声，立马倒在血泊中…… 我说你们洗一洗，再出去躲一阵，我到医院那边看看人伤的怎么样。临走前，他们把使用过的斧头和匕首丢在我家里。 刚出门，一群警察正好和他们狭路相逢。他们是通过带我过来的三轮车司机，找到这里来的，经过带来的人指认，马上喝令那两个兄弟跪下，从背后给他们戴上手铐。 我在这种事情上的确没有经验，还打算带他们一起吃顿饭，再让他们跑路的，没想到这么快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抓走，剩下我兀自站在空荡荡的街边。我看事情已经搞成这个样子，知道事情已经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了，决定先把肚子解决了再说。我回到屋里先把狗喂好，然后自己去找吃的。 刚出门，警察赶到，问我是不是那个牵狗的人，我说是的。其中一个人领导模样的人说：“格老子把他也给我带走！”说完要我跪下。我说我又没打架，你们凭什么抓我，还要跪下。那人拿枪指着我的头，说再不跪下他就开枪了。我说你吓哪个，要开就开吧。我这句话让他气得青筋直爆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收起枪，让两个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我走的时候听见他在后面愤愤地说：“看老子这回怎么整你这个小杂种！” 那两个警察知道我是有单位的人，不会逃跑，没给我戴手铐，让我坐上一辆摩托车，一个警察坐在我后面，把我夹在中间，一路骑到派出所。 我中午喝的酒还没全醒，一进去就大声嚷嚷，问他们要了解什么情况，问完了我好回家，我管着集贸市场的税收，明天一早还要去收税呢。 那个用枪指着我的头让我跪下的人也跟着进来了，他嘿嘿笑了几声，说你这个小杂种，还在想明天去上班，我怕你这辈子都上不成班了！ 他们把我带进一楼的屋子，好像是一套两室一厅，在厅里面，要我解下裤带和鞋带交给他们，然后把我关进最里边的屋子。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解下裤带和鞋带。先前里边已关了两个人，他们告诉我，警察收走裤带和鞋带，是怕我用这些东西寻短见。 我凭什么要寻短见呢？虽然酒还没全醒，但记得很清楚，只是带了一条狗帮我的兄弟去找东西，真的没想去打架，更没有动手。我没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自己的事，干嘛要自绝于党和人民呢？ 关我的那间屋子很小，像是一个储藏室，里边还有两个人坐在用砖砌的水泥台子上。我的酒仍然没醒，经过下午和晚上的折腾，实在想睡觉了，旁若无人地躺上水泥台子，咕哝一句“我要睡觉了”，即将进入梦乡。 先关进去的一个小伙子把我叫醒，要我看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问我这是你睡的地方吗？我起身看了一下，这一躺，把台子几乎占了大半——按理说我是新犯子，这里是老犯子睡的地方。早先听人讲过号子里面的事，在那里面凡事都有规矩的。 另外一个长得像香港演员吴镇宇的小伙子，马上制止发我脾气的人，说他认识我，我的一个朋友是他的好兄弟。我不禁感慨“天涯何处无芳草”，就算不经意涉足这种地方，居然也能遇上一个兄弟。就这样，我们三个人挤在狭窄的水泥台子上，一夜睡到天亮。 早晨的亮光从一个又高又小的窗子里透进来，窗子上面焊着很粗的钢筋。瞌睡醒了，酒也醒了，慢慢回忆昨天发生的事情，想起拿枪指着我的警察，说过要好好修理我，知道这次要在里面多待几天了。就在不久前，我听见一个警察喝酒后发飙，说他想把哪个弄进去，就可以弄进去，根本不要什么证据。当时正值我国的九十年代中期，司法队伍的法律意识真是空前的差，最近全国关注的聂树斌案件，就是在那一年发生的。 第二天提审我，昨天拿枪指着我的人，故意脱下外衣，让我看见他身上的枪，对我说：“听说你会一点武功，有没有我的枪厉害？”这个人的神情和语气，表露出不可一世的样子。后来知道，他是这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公安系统有名的“吊子”，他去抓人，想要谁跪下就得跪下，还没听说拒不下跪的。像我这样的硬骨头他是头一回碰上，因此发誓，一定要把我整得服服帖帖。 第一次做笔录，我把能想出的情节，全部如实说了一遍。睡到半夜，一个警察让看守把门打开，我被带进二楼的办公室。那个副所长，还有几个警察，严阵以待守在那里，看他们那副架势，像是恨不得把我马上送上刑场。 副所长一眼看出，我是大大方方走进来的——没用手提裤子，脚上的鞋也不是拖拖拉拉。警察收走了我的皮带和鞋带，出事那天中午在餐馆吃饭，每人面前有一块手帕。他们没有搜我的口袋，我把手帕一条条撕开，搓成绳子系在牛仔裤和运动鞋上。副所长指着我对做笔录的警察说，你们看这个人不是一般的聪明狡猾，一定要好好审，千万不要被他耍了！ 我是不傻，但我是第一次进这种地方，在单位分管城区几个集贸市场的税收，每天有一大堆事情等着我去做。副所长突然态度变得和蔼，他说之所以半夜把我叫来做笔录，是想早点把口供录完，让我回单位上班。并且说要是我按照他的要求回答问题，保证明天放我走。 他们从头开始询问我每一个细节。副所长问我的狗咬人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为什么不咬人？我说不发口令它不咬人。他问让狗咬人发的什么口令？我说“袭”。他不懂，我给他解释，是“袭击”的意思。他让我再说一遍，我说“袭！” 副所长的眼中顿时大放光芒，马上对做笔录的警察说：“记下来！赶快记下来！你们都听见了，他说了‘袭’！” 我说我没有对狗说“袭”。 他依旧沉浸在兴奋当中，他说我说的一点没错，的确不是对狗说的“袭”，因为在座的人民警察都是人。 我心想，像这样下去，你们都是人，我很快就要不是人了，于是我一句话都不说了。副所长说，从现在起，我一句话不说他也可以把我送到看守所刑拘了。狗没咬人，那是狗的事，关键是我命令狗去“袭”了。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他们已经在我家里搜出斧头和刀，并且那两个兄弟交代都是从我家里拿的东西。也就是说，是我向他们提供了作案工具，又带狗去助纣为虐，而且对狗发出过了咬人的口令。 他们让我在询问笔录上签字按指印，我说我没有说过那些话。副所长说，这么多人全都听见了，我想翻供，那是不可能的。又说我要是把字签上，保证明天就放我出去。于是我懵懵懂懂地签了。 我痴痴的等他们第二天放我，等了三四天，谁都没有来见我，母亲找到这里，他们也不让见。母亲只好在外面对我喊话，她说儿子你要坚强，妈妈相信你是无罪的…… 和我关在一起的两个人，也陆续放出去了，他们听说了我的情况，让我以后不要再听警察的诱惑，千万不要相信他们什么交代了就放人的话。天气越来越冷，长得像吴镇宇的小伙子走之前把军大衣留给我。他是因为帮人打架抓进去的，我感激他对我的照顾，同时体会到，只要你是个好人，在什么地方都会遇上对你好的人。 自从关进那间屋子，整整一个星期，除了两次提审，我只出去过一次。水泥台子对面的墙角有一个粪桶，关在那里的人，大小便全部拉在里边。眼看快要满了，看守让我提出去倒掉，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像押送犯人一样跟着我。也许在里面时间待久了，感觉好像真的成了犯人。那天天气晴好，艳阳高照，我尽情享受这初冬的阳光，大口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仿佛置身于童话一般的世界。 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间昏暗的屋子里，借着铁窗透进来的光亮，我把一张纸卷成棍状，将墙上的苍蝇一只只戳死。天冷了，苍蝇也知道它们熬不过冬天，木然呆在墙上任我对它们处以极刑。四面墙上的苍蝇被我戳得剩下最后几只，我再也舍不得戳死它们，还希望窗外再飞几只进来，可外面也已是冬天，连陪我玩的苍蝇也没有了。我守着剩下的几只苍蝇，把它们当做自己的朋友，从早到晚，细心观察，像研究进化论的达尔文先生。 早上，看守打开门上的小窗，递进一个馒头；中午，什么都没有；晚上，一只碗装着食堂的剩饭剩菜，还是从那个小窗子中递进来，我已饿得筋疲力尽，把这些残羹冷炙当做上帝赐给的食物，但来不及做祷告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他们把我单独关在这里，不让我与外界有任何接触，后来听说把我的材料报上去了，想把我定为刑拘，最终因为缺乏有力证据没有通过。关了六天以后，什么也没有说又把我从那间屋子里放出来。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低头钻进单位派来接我的车子。车启动了，回头看一眼关我的地方，莫名升起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 因为那真是一个让人静修的地方，我一个人在里面，仔仔细细把曾经走过的路程从头到尾回忆了一遍，感受到世事无常人情冷暖，从那以后，再也不憧憬所谓的血色浪漫了。 2016年12月21日   【作者简介】 晏枥 《福泽五洲》长期征稿，投稿附带相关图片，及作者简介，欢迎原创首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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