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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恒俊老师不无沉重地告诉我：无为县开城中学就要从教育序列中消失了！并吩咐我为母校写点回忆文字。——其实，何须回忆呀——就像外祖母的摇篮曲，离每一个人的今天不谓不遥远，然而不又是时时在心头，在脑际，在耳畔吗？ 无为县开城初级中学最先嵌入我脑海的印象，并不是我步入学校的那一刹那，而是在早于入校前四五年的憧憬和梦幻中…… 一九五九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这些本应该是在校读书的小学生迫于腹中无食不能上学，只能靠在自家的墙脚晒太阳……一群群大哥哥大姐姐拿着扁担，提着筐子由北向南从我家屋边而过；然后又由南向北抬着或砖头，或瓦片，或木料从我家屋边而过……在对食物与学习的向往中欣赏着这也算蔚蔚壮观的人流，也算是一种陶醉和慰藉；大人的议论更是把我引入了一个梦境般的憧憬——这是拆了丁家祠堂，去建中学。 啊！中学…… 啊——这些抬木料砖瓦的大哥哥大姐姐就是中学生！这些木料、砖瓦，是去建中学！ 后几天，我的哥哥丁绍桥（如果在校是小学六年级学生）在令我敬仰的中学生人流中认出了两个人：丁绍满、毛世书——这就是无为县开城初级中学一九五九年首届入学的学子！哥哥为他俩各送了一碗水。 于是，以后的数日里，我就天天备着两碗水等着这二位的到来。每当我双手捧着水碗走近他们，我就觉得我走近了我梦境中的高大、神秘的中学生——自豪自己离中学生那么近！ 一九六四年秋，我终于走进了曾在梦中一次次走进过的中学——无为县开城初级中学！ 学校是几排大瓦房，想必这就是丁家祠堂的材料建的！梦幻和憧憬与现实在万分之一秒间完成了交接。走近教室甚于幼年走近祠堂的敬畏与虔诚。我编在102班。48名男女同学占了一间大教室。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王辅耕，代数是鲍老师。班长胡根才，团小组长丁学善；班干是班主任通过原小学给出的政治评语和政治面貌确定的。 挨着教室隔出一间小点的便是寝室。一班32个男同学住在一间寝室里。寝室八张上下两层的架子床。绕墙一周，三方各摆两张，门的一方摆一张，留出了门的位置。还一张正好摆中间，中间这张床的四周是走道；只不过两个同学迎面走来有一人要坐到床上另一人才能走过去。两个同学睡一个被窝，和我同被窝的是江高昌。我上层被窝里的是谢继红、钱光富。 令我最高兴的事就是：小学时每周六天中要有两到三天去打猪草，拾粪；上中学住校了，天天都是学习，做作业，考试，读课外书，听课外讲座…… 语文第一课是许地山的《落花生》。这篇课文文字很平常，但是王辅耕老师却讲出了作者对花生的品质的赞许以及创作《落花生》的寓意。使我第一次感到了写文章不仅仅是对过程的记叙，而是寓意于事。代数课一开始学的是正数和负数，这叫让我豁然开朗——原来3-5等于多少也可以用数字来表示了！我把对于新知识的这种惊喜与热情都倾注于写作业上——我觉得我是在演绎一种神奇！ 大概正是由于我的学习热情，我当上了代数课代表——那是上课四周后选举的，是我同座的女同学钱佑雯最先举手提的名，她说：“我提丁绍余当代数课代表；他作业本上全是勾，问他哪道题他都会做。”课代表不算班干，因为是凭学习成绩选上的，与政治没关系；就是督促同学做作业，负责收发作业本；连现在意义上的技术干部都不算。 初二时学校又增了两排新瓦房，于是不仅我们班级由102变成了202，教室也换了新的。新教室距离寝室有二百多米，由于学校没有围墙，晚上教室不安全，需要移一架床到教室去睡。毕竟教室宽敞，当时大家都争着去，后班主任和班委会经过反复的慎重的考虑：还是共青团员政治觉悟高，安全系数大。于是就选了4位团员去了教室睡。我非团，自然没有竞争上。不过也好，中间的一架床移走了，大家在寝室里也就能转过身了，留在寝室的同学自然也都很高兴。 初二时增加了几何课，任课老师程荷生。教代数的鲍老师调走了，改由季涛老师教我们班了。 季老师原来是教101班。季老师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声音洪亮，高高的个头显得十分的伟岸——我进入中学的第一个遗憾就是：为什么没有把我分到101班呢？对季涛老师敬仰之情，缘于季老师的课外讲座——那声情并茂地关于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华罗庚的描绘，让这些科学巨匠和季老师一起烙进我的脑海。以至于睡梦中都是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华罗庚和季老师，以至于思考问题的方式，办事的习惯，说话的口气，甚至走路的姿势，都在模仿着想像中的牛顿、爱因斯坦，模仿着季涛老师。 不仅仅是季老师，还有101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潘恒俊也抢了我班语文老师的风采。这也还是缘于课外讲座，潘老师那抑扬顿挫的语调，极富感染力的表达方式，把江姐、许云峰、黄淑英等革命先烈的高大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在我那稚嫩而荒芜的心灵上深深地种下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幼苗。如果说季老师、潘老师是播种梦的人，那么，我便是那个一直在把梦做下去的人了。 “精神食粮”这个词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以为然，而我的初中时代，正是精神才是我赖以生活和学习的支柱。 我常学着想像中的华罗庚那样学习、说话；学着想像中的牛顿的样子走路、思考问题；梦想着有一天取得他们一样的科学成果，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初二又增加了几何课，我又被推举为几何课代表。201班代数课代表是凤良之，几何课代表是黄文梅；季涛老师说，201班整体成绩比202班好，但202班峰尖比201班高。代数和几何被学校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主攻方向，每门课每学期期中、期末两次大考，大考前面还各有一次小测验；这样，代数、几何合起来就是八次考试。我八次都得一百分。每次捧着一百分试卷，就如手握通往科学殿堂的通行证，只感觉朝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华罗庚那样斩获重大科学成果又迈近了一步，只感觉更具有像江姐、许云峰、黄淑英那样成为为祖国为人民敬仰的英雄的资本和条件了。这种精神上的自悦，有效地填补着我生理上的需求——上午第三节课的后半节，肚子便饿了，我就把咕咕叫的肚子顶在课桌上。三、四节课间休息我不起身出去活动，据说这样可以节省消耗。第四节课照旧把肚子顶着课桌。然而，中餐仍然只能吃自限的几两饭。父亲早逝，38岁的母亲带着我等五个孩子，我必须自觉地限定自己的消费。然而，我也很充实，很快乐；我不仅觉得我受的苦比起江姐、许云峰、黄淑英这些革命先烈根本算不了什么，我还觉得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会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伟大的贡献，并且也一定会像江姐、许云峰、黄淑英他们那样赢得人们的敬重……我不仅感觉着而且事实上我也是班上最幸福的学生——老师表扬，同学羡慕，自我感觉良好。 然而，凌空一声惊雷——废除考试制度！紧接着就是批判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 当我还沉浸在“这不考试了，不要学习成绩了，还怎么当科学家，怎么为祖国搞重大发明为人民做重大贡献”的困惑中，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开始了…… 和我的美梦一起坍塌的还有我所崇敬的季涛老师、潘恒俊老师——他们都是牛鬼蛇神，都被押往开城镇大礼堂批斗。押往开城镇大礼堂批斗的还有教我们历史课的程啸宇老师，教我们地理课的孙学仁老师。承大猷和另一位老师属于反动性稍逊一点，便在学校礼堂批斗了。 学生中的小牛鬼蛇神必须每个班揪出一个。天地良心，全校六个班六个小牛鬼蛇神数我性质最恶劣，思想最反动——我不仅有最典型的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劣迹，还有很多传播三年饿死人的反动谣言。而102班不足十四岁的汪国槐只是在喊口号时把“越南必胜，美帝必败”错喊成了“美帝必胜，越南必败”这样一句反动言论。结果是因为我的无耻的自私，把最严厉的处罚转嫁给了这样一个如此稚嫩的学弟——全校师生集中在学校的操场上批斗；批斗结束，当即宣布：开除学籍，由两名革命教师和两名革命学生连夜将不足十四岁的汪国槐押送回家——这种让他人为自己受过的自责折磨了我五十多年，至今都是我人格上抹不去的污点！这其中的原委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我本人，一个是姓吴的工作队员——而这个姓吴的工作队员又是我五十多年来念兹在兹，苦苦寻找的恩公。事情是这样的：我是开城中学学生中最先揪出的小牛鬼蛇神，批斗时间也最长。那种“还能让这样的坏学生占领我们无产阶级的课堂吗？”“把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坏学生从社会主义的学校清除出去”的呼号充斥于每天的批斗中。而这才是真正触及我的灵魂之利剑——我最恐惧的莫过于失去学业。当领导我班这次史无前例运动的工作队吴同志每次对我谈话、宣讲政策时，我只有一句话：“不要开除我！”讲的次数多了，也就成了祥林嫂的“那年冬天……”般的陈诉了。也不知道这位吴同志的生活、工作背景，反正有一天在我木讷地囁嚅着“不要开除我”时，他竟然对我说：“我看了你的代数几何成绩，也看了你的作文。我也喜欢爱学习的孩子。我会尽量保住你的学籍。” 应该是吴同志的这种恻隐，才把这名开除学籍的名额转嫁给了反动程度远比我低，年龄又比我小三岁的稚嫩的汪国槐学弟。可是这些年来我却一直揣着对吴同志的感恩之心——我知道这种感恩就是对汪国槐学弟代我受过的认可——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自私和无耻！可是我又深陷感恩的泥潭不能自拔，而任由这种自私和无耻泛滥——五十多年中我不漏过一切机会打探着这位吴同志——我想我今生今世一定要给他深深的鞠一躬说声：“谢谢！”我只知道他姓吴，只知道工作队是肥东的。我曾两次到肥东县委组织部和史志办询问，都被当着不受欢迎的人拒之门外。五十多年来我就是处在对汪国槐学弟的歉疚和对吴同志的感恩这样的矛盾的纠葛中不能自拔！ 当然，这些年来我也是沉浸在季涛老师，潘恒俊老师给我种植的梦中始终没有走出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史无前例的运动转入了串联闹革命。一九六七年转入返校闹革命。由于我没有父亲的供养也就没有革命的本钱——不上课光吃饭这可奢侈不起。我休学回家干农活挣工分了。凡是下雨天不干活我就跑来学校看看上课没有。每次来学校，必然是要去找季涛老师和潘恒俊老师。 一九六八年复课闹革命，我又回校了。然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课。故我也就经常请假回家去干农活挣工分。（然而一直在校的同学们也并不轻松，农村学生普遍年龄比较大，我都是大龄学生了，班长和团小组长都比我还大两岁，正值青春萌动期，整天不读书不学知识，空无聊赖，能不出事？先是团小组长丁学善得了精神病，关在王辅耕老师房间几天后，又送往精神病院治疗才痊愈；后是班长胡根才精神错乱，关在因为没有围墙而一直没有启用的校传达室里，由同学们轮流看守，多日才痊愈。） 一次我在家挣了半个多月的工分，返校时却见教室里空空如也。我问老师：“学校放假了吗？” 老师说：“你们都毕业了，离校了。”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那什么时候开学呀？” 老师又重复说：“你们都离校了，都不再是学校的学生了。” 我十分不甘地又问：“那就不上课了吗？” 老师也动容了，说：“你们不是学生了，还上什么课呀、永远不再上课了！” 我呆若木鸡，脑子一片空白，也许就那样愣怔了很久……最后我是怎么回家的，始终回忆不起来。回家以后我就哭个不停，一直好几天，最后眼睛看不到东西了。这时我又一次想到了自杀！——学校不上课了，眼睛也看不到了，活着还能做什么？所幸几天后视力又恢复了。 （第一次想着自杀是在被批斗的时候，当时以为肯定是要被开除学籍了，我做好了在失去读书机会的同时让生命也随之结束的准备。） 从此以后我就以孱弱的身体每天干着和农民同工不同酬的农活，晚上便带着劳累后的浑身酸楚就着昏暗的煤油灯读那些到处搜集来的杂乱无章的书籍。不认识的字就猜，看不懂的内容就想，再不懂就趁着雨天不出工上开中找潘老师问。记得有一次我对潘老师说，我家传好几本医书，特别是那本叫《黄帝内经》的书，太难懂了。潘老师说：这条路可以走，“秀才学医，笼中捉鸡”。——无论老师的一句话有心无心，对于学生，她就是一粒种子，一个放飞的梦想——中医竟成了我的最终职业，而且在一些领域已经企及世界医学之高峰。（周强学友见证我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挽救一名心脏衰竭的晚期癌症。合肥的各大医院的重症室内都有我救治垂危病人的事实。我正在医治着全国多家一流医院转治的病人。） 我身在农村挣工分，心却一直没有离开过开中。我劳动之外的一切空闲便是去找季老师，潘老师，以致这两家从老人到小孩，以及他们家的亲戚，都认识了这个学生丁绍余……我几次看到潘老师桌上有两本字典，贪婪之情难以言表——贫穷人家的孩子木讷且自闭。一次，我囁嚅了许久，终于挤出了这样几个字：“我在家看书许多字不认识，又买不到字典。”潘老师见我那盯着字典都拔不出来的眼神，再加上这样的表白，顿时明白了，爽朗地说：“送一本给你！”我内心一阵子狂跳，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了。潘老师见状又说：“你们农村学生拼音都没学，新华字典用不好；这本四角号码字典给你吧。”于是，潘老师便教起我口诀：“横一竖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这也正是我常常读不准我自己文章中的词和字的原因。） ……就是这本四角号码字典，成就了我后来的作家、编辑、首长秘书、中医师的工作。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我都做到了叫同行和周围人称许。当他们闲谈时问我是哪个学府毕业，我便自豪地回答：开城初级中学学府；当他们问到我读了哪些书时，我便自豪地回答：四角号码字典。 …… 开城中学——我的澎湖湾，我的外婆桥，我的摇篮曲！ …… 开城中学要从教育序列中消失吗？我不信！她六十载孕育的逾万学子，不是正在祖国大地上、在他（她）们的弟子和子女中传播着开中的童谣、开中的梦吗？ 开中的童谣、开中的梦将绵延不绝！
开城中学六四级学子;丁绍余谨呈 2019年11月10日于合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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