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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全国人民的生活节奏。人类历史进程的经验显示，影响全社会的重大事件的发生与持续，势必会触发大众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理念的调整。譬如，由于疫情的封锁包围，人们开始了足不出户的闲暇生活，不用工作，玩手游，追热剧，吃了睡，睡了吃，好不自在。
但是，时间一长，宅生活便开启了无聊模式，网络上五花八门的段子，放肆地发泄着快憋疯了的无聊情绪。仿佛整个社会都病了，并且只有两种病，一种是新冠肺炎，一种是宅男宅女的无聊病。
更要命的是，宅生活导致宅经济爆发增长，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催生的工作形态革命，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不去公司上班，工作依然进行”，“老板很快就会发现没了我们，公司也能正常运转”。
社会也惊讶地发现，耗费纳税人大量财物供养的某些职能部门，因疫情减少工作甚至停止办公，特别是大量文件减少，许多会议停止，社会仍照旧运转。
疫情无情地挑开了皇帝的新衣：原来许多人从事的是“狗屁工作”！《三联生活周刊》如是解读：“你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工作8个小时甚至更多。你收入还行，但是你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觉得它毫无意义。那么恭喜你，你做的是一项狗屁工作（bullshit job）。不要惊慌，你并不孤单。调查显示30%到40%的人做的都是狗屁工作，无意义甚至有害的工作。”
“狗屁工作”概念的滥觞，源自美国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
2013年，大卫·格雷伯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论狗屁工作现象》，说现代经济中的大量工作如金融、法务、咨询、人力资源、公共关系，都没有意义。后来大卫·格雷伯把这篇文章扩展成了一本书《狗屁工作理论》。
大卫·格雷伯将“狗屁工作”定义为：一种有偿就业，完全没有意义的、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工作，连员工自己都不能为其工作的存在而正言；作为就业的前提，员工还不得不假装热爱工作；一旦这些工作突然从地球上消失，社会反而会运转地更好。大卫·格雷伯犀利地指出，发达国家的很多人正在从事没有意义、对社会毫无益处的“狗屁工作”。这些工作不仅耗费精力、损害心灵，还会让人越来越忙，实际上是浪费社会时间和人力资源，他呼吁消灭“狗屁工作”。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标榜自己很忙早已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但疫情却帮助人们认清，并非所有的“忙”是有意义的。
医生、教师、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出租司机……一旦停止工作，那就真的是社会大事了，可见他们从事的不是“狗屁工作”。
狗屁工作不见得是“糟糕的工作”，事实上，狗屁工作可能光鲜亮丽，颇受尊重，且待遇极佳。问题在于，许多体面的、高收入的工作者，疫情期间人们竟然没有感觉到他们的消失，因为社会并非因为他们的失踪而变得更糟，反而可能会变得更好。有专家指出，“狗屁工作”最“狗屁”之处并非工作本身，而是它所支撑的社会秩序和僵化的意识形态，以及受制其中的无力感和无意义感。
有毁灭必然有新生；大疫情必然带来大洗牌。与产业、业态的大洗牌相适应的产业新理念、管理新理念必然会层出不穷。
由此想到，今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开局元年，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强调，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把全省上下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加快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上来。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必须对标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大力建设特色鲜明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而“对标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的自由贸易港建设，势必要求大胆试大胆闯，势必要求以制度创新来破除体制机制的弊病。
那么，这种制度创新能否从减少甚至消除某些职能部门管理层面的“狗屁工作”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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