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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我自幼喜欢文史，通读了“十二四史”后，阅读清史时发现多了一个“稿”——《清史稿》，直到我在台北故宫拜访清史专家冯明珠院长，她才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上：裴高才（左）在台北故宫专访冯明珠；冯向裴题赠专著 裴高才（左）台北故宫向冯明珠（中）赠李士一先生作木兰山胜景画 一 “烽火岁月中遗留下来的史稿或有误，或不够完备，或流于草率与零乱，然它表达了一个朝代结束之际，史学工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其特殊的时代意义，非后代史学工作者所能替代。”冯明珠谈到其代表作《清史稿未刊稿丛编》时这样说。接着，她讲述了《清史》缘何加了一个“稿”变成《清史稿》的过程。 “国可灭，史不可灭。”这是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逊位，南北统一。1914年3月9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批准成立清史馆。袁氏拟延聘清末正蓝旗人，历任湖广、四川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清史馆馆长。 起初，赵尔巽不愿就任。袁氏遂派其贴身秘书吴璆携带其亲笔信前往拜访。信中大意是：修清史乃歌颂大清功德之事，正遗老所当效力之处。身为清廷遗老的赵尔巽觉得责无旁贷，遂走马上任了。赵以袁氏这封信为基调——“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为后来《清史稿》的命运多舛埋下了伏笔。 赵尔巽虽非史学专家，但却能知人善任，邀请了86名著名学者到任。其中，史坛名笔柯绍忞在清末即撰成《新元史》巨著257卷。此次修史，柯仍是领衔人物。对于撰稿任务的分配，赵尔巽根据每个学者的特长各得其所，并依质论价，奖优罚劣，奖勤罚懒。薪金待遇最高者月银达600元。这600元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时北京大学一级教授的两倍。而薪金最低者仅30银元，对于不能按时交稿或者稿件质量低劣的则停发薪水。 由于清史馆是袁世凯的政绩工程，他不惜利用“善后借款”之资金，每月给清史馆拨款十多万银元。后黎元洪继任，也不吝啬。只是张勋复辟之后，不是以国库券、公债券代之，就是分文无有，导致编纂人员锐减至14人，大家几乎等于尽义务。为此，赵尔巽不惜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向各军阀募捐。至1927年6月，在张作霖的资助下，清史纂修工作才恢复正常。 正在此间，政坛风云变幻，风烛残年的赵尔巽又病入膏肓，他惟恐自己晚年的心血会付诸东流。于是，赵仿效明制，称所纂清史为“急就之章”，就在“清史”后特加一个“稿”字，名曰《清史稿》。 1927年9月3日，赵尔巽撒手人寰。张作霖按其遗愿续聘柯劭忞继任馆长，并派袁金铠办理刊印，袁又让金梁担任校对。次年端午节前，《清史稿》刊印成书536卷，八百余万字，总共印了1100部。因成书之时正是奉军遭受灭顶之灾之日，金梁奉命把其中400部运往东北，这一版本后来被称为“关外本”。 留存北京的史馆中人披阅《清史稿》后发现：金梁有擅改文稿的地方。所以，在馆长柯劭忞主持下，将剩下的700部加以抽换改正。这一版本后来被称为“关内本”。 二 国民革命军接管北京后，南京国民政府派农矿部长易培基接管清史馆。因《清史稿》立论“为满清讳”的观念，南京政府难以接受，于是当局决定将《清史稿》及清史馆所存书籍，悉数运往南京接受审查。后组建“清史长编筹备会”，准备另编《清史长编》。 对此，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首先提出异议，并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清史馆所存书籍多为史料，故宫正在整理编辑，恳请收回成命。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也致电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力挺李煜瀛。古应芬则复电，称蒋介石表示“国务会议决议之案，碍难变更”。于是，易培基直接呈报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列举《清史稿》内容“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等十九项罪名。而且满清入关前，建州三卫，受明藩封；康、雍、乾三朝滥兴文字狱，诛连惨酷；戊戌政变后，慈禧复垂帘听政，实啓庚子拳乱；宣统逊位，民国给予优待等关键史事，《清史稿》或故予缺略，或曲为之讳。呈文建议将“《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待故宫《清代长编》编成，“再行呈请国民政府就其稿本，再开史馆，重修清史”。谭延闿接报后，即召开行政院会议议决：“《清史稿》永禁发行，长编准其完成，重复书籍先行运京，具呈报告蒋主席请示。” 这样一来，方将《清史稿》在北京与南京分途存放。于1930年初运抵南京的三百余部《清史稿》，则分发给国立、省立图书馆及部分高级官员阅读参考。《清史稿》馆藏之争才告一段落。 因为编纂《清史长编》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多种因素制约，及至1934年底，该计划不得不中辍。一年后，教育部将参议员吴宗慈起草的《检校<清史稿>报告》，送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征求意见。该所所长傅斯年指出：“重修清史，此自是国家应作之事。然此时国家力量恐不能顾及……”接下来，因抗战与内战，始终未能重修清史。 1960年，台当局组织“清史编纂委员会”，以《清史稿》关内版为蓝本，稍加修订，于1961年10月仓促刊印出一部《清史》，共8册。由于这部《清史》定位为“献礼工程”，诸多问题并未纠正。所以该书一面世，便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笔墨官司几上几下，沸沸扬扬打了一年多，成为震动台湾地方朝野政界学界的一段公案。 三 《清史稿》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其在史坛的地位无法替代。同盟会“先天会员”刘成禺以为：“清史稿一书大致可用，只须略加改正，即可杀青。”著名学者金毓黻亦谓：“平心论之，是书积十余年之岁月，经数十学者之用心，又有国史原本可据。……采摭甚富，史实赅备，囊括以成一代大典，信足以继前代正史之后，而同垂于奕禩矣。” 由于在台所存资料，残缺不全，而《清史稿》尚有甚大参阅价值，因此学者乃提一折衷建议：何如对清史稿不修改其原文，只加校注，谬误乃见。鉴于原清史馆所有部分档案、书稿，由故宫博物院典藏。1978年10月，经著名国学大师、台北故宫特聘研究员钱穆的建议，台湾“国史馆”馆长黄季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一拍即合，开始了《清史稿》的校注工作。一时间，岛内史坛巨匠云集，群贤毕至，共襄盛举。 正好这一年，冯明珠自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经著名清史学者、业师陈捷先教授推荐，进入台北故宫从事《清史稿》校注工作。 尽管薪水还可以，但终究只是份临时雇员，与其相处的同事都陆续离开，在那个进“中央研究院”进高校做老师没有难度的年代，在同学纷纷领取丰厚福利的时候，冯明珠却自称从无二心，仍旧在这里做“临时工”。 《清史稿》校注是一项系统工程，整个工作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台北故宫完成。于是，自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六年间，冯明珠会同昌彼得、索予明、刘家驹、庄吉发等台北故宫博物院十位同仁，担负起对清史稿校注的初步工作。他们以“不动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办法，凡歧误纰缪，或同音异译，皆逐条考订，并注明出处。所引史料，则除清史馆存档纪、志、表、传原稿外，还有清国史馆历朝国史稿、传包，暨实录、会典、东华录、文献通考、耆献类征、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碑传集等。其中利用最多之书是《清历朝实录》，许多问题多由《实录》加以验证和确定。除《实录》外，还充分利用清朝众多官书，旁及各类史乘，以及文集、笔记、方志，乃至外国史籍，并及近人、今人论著，注意吸收运用最新研究成果。仅书后注明所引之文献资料即达八百余种。在校注过程中，冯明珠投注了相当的心力，一字一句、一段一卷的反覆勘订，直至1984年10月，冯明珠等学人共校订了四万余条。 第二阶段，由国史馆的蒋君章、许师慎等14人完成清史稿校注总集成工作。他们试加新式标点，校阅校注条文，凡原书立论或史法失当处，又皆分别标注纠正。经再聘请蒋复璁、黎东方、杨家骆、黄彰健、宋晞、王家俭、吕实强、李守孔、刘凤翰、成惕轩、王恢、陈捷先等为审查委员，慎密复审，计新增校订二万余条，务求赅实，方成定稿。经过六次的严格审查后，方集成六万余条的校注，并以精编、精校、精印、精装的方式，刊印承《清史稿校注》一书。 《清史稿校注》一书共一千二百余万字，共十五巨册，另附录一册。包括《清史稿》原文九百余万字，《校注》计三百余万字。自1985年10月起，定稿后陆续限量出版，1991年全部出齐。 （此文收入即将出版社的《无陂不成镇》，文史精华、书屋、中国社科院） 相关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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