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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高才:践行博爱,两岸流芳——童老那根“文明杖”

 裴高才文心飞翼 2020-09-15

导读

      台湾国父纪念馆首任馆长童启祥先生,生前与我是忘年交,拙作《首义大都督黎元洪》行将出版,他作为文学泰斗,提出了真知灼见;我创作《胡秋原传》时,胡先生晚年失聪,童公亲自当信使将一封封传真送到胡先生手上,让人动容……今天整理资料,发现一张数年前的一张《文艺报》样报:世间之音,乡音最贵,又勾起了我的回忆——笔者与童老相识于1997年,童老前来武汉大学与黄陂一中讲学之时。当时,童老虽是耄耋老人,拄着一个“文明杖”,但他伟岸的身躯,挺得笔直,操一口地道的黄陂话,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讲。其妙语连珠,声如洪钟,仿佛仍在耳边回响。现将样报与追忆童公的一文奉上,冀给诸君一分书香。

童启祥(右二)在台北举办的湖北《关帝文化摄影展》主席台(朱正明摄影)下为裴高才(右)陪台北金瓯女中校长童中仪考察黄陂一中" "1998年

上为胡秋原给裴高才来信;下为胡秋原公子胡卜凯为前川中学旧址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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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博爱,两岸流芳

——追忆台北国父纪念馆首任馆长童启祥先生

裴高才*

(黎黄陂研究会,湖北武汉,430300)

 提  要:孙中山先生是海内外华人景仰的一代伟人,台北国父纪念馆是人们凭吊伟人的重要场馆之一。长期从事两岸文化交流的裴高才先生,以自己与国父纪念馆首任馆长童启祥、童中仪父女交往的亲身经历,叙介其父女接力,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践行博爱,推进两岸文化交流的感人事迹。同时,也引经据典,道出了民间与官方尊称孙中山为“国父”的由来,以及披露民初国会非常会议主席范熙壬代表国会起草的《祭前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文》全文。本刊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关键词:孙中山 国父 纪念馆 童启祥 童中仪 两岸 黄陂 台北 文化 交流

己丑暑期,笔者随武汉作家团赴台,在台北举行拙作《无陂不成镇》首发式。美中不足的是未能瞻仰台北国父纪念馆。

癸巳仲夏,经台北金瓯女子高级中学校长童中仪教授周密策划,不仅拙作《“铸剑”先驱·蔡以忱》在金瓯女中成功研讨,而且与台北故宫、三民书局进行了交流,更重要的是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的夙愿——瞻仰了国父纪念馆。

笔者一走进纪念馆一楼大厅,迎面就是孙中山先生端坐于沙发之上的一座铜像,左右有持枪卫兵护卫。台座上镌刻着孙先生题写的《礼记·礼运》中的一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当笔者伫立于孙中山与民初国会非常会议主席范熙壬(湖北黄陂天河人)并肩而立的巨幅合影照前,不禁勾起了笔者对国父纪念馆首任馆长童启祥先生父女的回忆——

“国父”称谓的由来

       童启祥先生是闻名海峡两岸的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1921年11月16日(农历十月十七日),出生于湖北黄陂千年古镇——黄花涝之童家湾一个商贾之家。

      笔者与童老相识于1997年,童老前来武汉大学与黄陂一中讲学之时。当时,童老虽是耄耋老人,拄着一个“文明杖”,但他伟岸的身躯,挺得笔直,操一口地道的黄陂话,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讲。其妙语连珠,声如洪钟,仿佛仍在耳边回响。

演讲完毕后,我们同乘一台车,用乡音话乡情,倍感温馨。尤其是我导引先生半个世纪后,重游了一周黄陂老县城,童老兴奋地向我讲起了他儿时的故事——

祖父童厚安早年在汉经商致富,历任汉口市商会会长、黄陂旅汉同乡会会长。同时创设汉口市济生善堂,夏令时节施药奉茶,春节赠米送衣,救助贫苦老弱民众,资助贫寒学子求学。父亲童丽生是汉上知名的建筑师,兼营新闻事业。童启祥生活在这样的家庭,自幼深受熏陶。

不幸的是,童启祥三岁时就痛失怙恃,只有与祖父母一起生活。1926年秋,不满五岁的他,在大革命的热潮下,进入汉口市立第八小学接受启蒙。

1931年夏,武汉遭受特大洪灾,汉口丹水池铁路堤等堤坝溃口,汉口、汉阳顿成泽国,造成七十多万人流离失所。其祖父童厚安特地赶制大型救灾船(时称“红船”)救助难民,捐赠棺木安葬遇难者。还带着年仅11岁的童启祥前往赈灾,体察民情。小启祥耳濡目染,自幼萌发了勤奋求学,书生报国爱乡之志。

小学毕业后,童启祥考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当日寇把战火烧到武汉外围时,童启祥成为流亡学生,随学校西迁鄂西建始(易名为省立联合中学建始高中分校,简称“联中”。后改为省立第六高级中学)。当时虽说是公费,其实是勤工俭学。他每天爬上15里地的高山,背木柴下山交给学校,而吃的却是变质的玉米,时称“吃不饱,饿不死”。十年寒窗后,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到迁至贵州的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历任重庆广益中小学与湖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师,《湖北日报》与《大同日报》记者兼特派员,汉口导言新闻通讯社记者、主任与社长等。

1951年,他经香港辗转去台。尔后,他不惜借来千元美金作担保,远涉重洋留学,在获得美国米苏里州立大学获得文学硕士之后,又以全额奖学金夺得尼布拉斯加州州立大学哲学博士。

笔者在聆听童老的回忆中深受教益的同时,也向他求证:国人是什么时候称孙中山为国父的?童老也是侃侃而谈,他说,此称谓全民通称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孙中山逝世期间,由民间提出。那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悼念文章布满各地报章。知名教育家与史学家卢绍稷发表了《东西两国父》一文,率先提出了尊称孙中山为“国父”。文中大意云:华盛顿血战七年,赢得美国独立,被美国民众尊为国父。孙中山与华盛顿同为革命领袖,华盛顿为独立而争,先生为三民主义而斗,四十年如一日,几死者十余次,其精神、毅力、功绩,较华氏有过之而无不及,理所当然应尊为国父。

自3月20日起,社会各界民众在社稷坛公祭孙中山先生,挽联无数,堂庑皆满。时任豫军总司令、曾被孙先生嘉奖的樊钟秀所致巨型横额,大书“国父”两字。他在唁电中所称“国父”,也被认为在公共信息传播中最早称孙中山为“国父”者之一。《民国周报》全体同仁的一副挽联亦然,联云:“国父之亡,白叟黄童齐下泪;邦人多难,凄风惨雨浩伤情。”

第二阶段即国土沦丧之时,官方正式通令。1936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纪念孙中山诞辰七十周年的演说中,首度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倡导“全国国民尊崇总理为国父”,且通篇三度提及“国父”。此乃官方首次公开称谓孙中山为“国父”。到了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陪都重庆正式作出决议:“中央以总理孙先生倡导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凡在国民,报本追远,宣表尊崇,爰经常务委员会一致决议,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3月29日,国民政府布告全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尊称中华民国国父,业经中常委一致决议,由国府通行全国遵行。”同时,中国国民党尊其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共产党则称他为“革命先行者”。而两岸民间普遍称他为“中国国父”。后来,笔者在博物馆查阅到1940年3月29日的《新华日报》,与童老所说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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