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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我很高兴地知道湖北黄陂有位裴高才先生，他花费了二三十年时间，到处搜求相关资料，访问黎氏后裔及知情人士，认真弄清历史真相，力求作出合乎情理的阐析；并且精益求精、三易其稿，终于写成这本知识性、可读性都很强的黎元洪传记文学著作《首义大都督黎元洪》。他虽然是用“演义的形式”写作，但治史的严谨与史识的高明，却很接近史家的要求。我觉得，他确实掌握了船山“平其情”与“思其反”的要领，以“知人论世”之史笔，总体上归还了黎元洪这位“民国元勋”应有的历史公正。 章开沅（上左）为裴高才序《首义大都督黎元洪》及手稿（下） 上为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为裴著题词，下为裴高才向武汉大学老校长陶德麟赠书 上：两岸名家点评裴著《首义大都督黎元洪》；下：台“立委”蒋章孝严函 下为裴高才向黎黄陂嫡孙黎昌晋赠书 知人论世存公正 ——评裴高才《首义大都督黎元洪》 作者：章开沅 时间：2016-8-1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报 链接：http://www./Index/NewspaperDetail.aspx?sID=4043
浏览裴高才先生著述《首义大都督黎元洪》，掩卷沉思，让我想起了孟子在《万章》中的“知人”与“论世”名言。窃以为，人物传记的创作如同治史，贵在知人论世，亦难在知人论世。其所以难，是由于历史具有复杂性。历史的复杂性，不仅是由于历史情境的复杂，而且还由于厕身且活动于期间的人也非常复杂，尤其是他们的性格与心理。所以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劝告自己的同行，不要扮演任意褒贬死人的“阎王殿里的判官”。 布洛赫的感慨是深沉的：“我们对自己，对当今的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可是，在我国史学界乃至文艺界，却有很长一段时间，习惯于将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作简单的划分，如“三七开”、“四六开”等等，其结论往往离历史实际甚远。 其实，在中国君主时代的传统史学中，已经有些著名学者对历史的复杂性理解颇深。如王船山就是颇具史识的大儒，他极为明确地反对简化的两极评判，曾在《宋论》卷六中强调指出：“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过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不可以人废言。是者有功而不必如其所期，非者无功而功固已施于世；人不可以废言，而顾可以废功乎？论者不平其情，于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谓之非，凡功皆谓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后世无能易，犹且谪之曰：此邪人之以乱天下者。此之谓不思其反，以责小人，小人恶得而服之？已庇其身，天下后世以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怒，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小人之不服非无其理也，而又恶能抑之？”这番话堪称至理名言，而“平其情”与“思其反”更是史家与传记作家必须注意的要领，否则，便难免“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难以寻求历史的公正。 长期以来，黎元洪就没有享受过历史的公正。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国民党的正统史观的影响，而且有共产党革命史观的影响，此外还有湖北地区若干首义志士的党同伐异，乃至挥之不去的潜在“反清情结”。这样，就使我们难以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及其相关史事，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述。 我很高兴地知道湖北黄陂有位裴高才先生，他花费了二三十年时间，到处搜求相关资料，访问黎氏后裔及知情人士，认真弄清历史真相，力求作出合乎情理的阐析；并且精益求精、三易其稿，终于写成这本知识性、可读性都很强的黎元洪传记文学著作《首义大都督黎元洪》。他虽然是用“演义的形式”写作，但治史的严谨与史识的高明，却很接近史家的要求。我觉得，他确实掌握了船山“平其情”与“思其反”的要领，以“知人论世”之史笔，总体上归还了黎元洪这位“民国元勋”应有的历史公正。 武昌是辛亥首义之区，黎元洪在中国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尽管步履蹒跚，坎坷曲折，但毕竟也是迈开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我们理应给以必要的尊敬。同时，也要像张謇所说的那样，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看待黎元洪这位历史人物，“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公正。” 可喜的是，当下正在编纂的《荆楚文库》拟将有关辛亥革命史料及其人物传记入库，走近历史的原生态，功莫大焉。 （作者系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 深度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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