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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缸的司马光,死后险被开棺曝尸

2020-09-15  最爱历史...

时隔十五年,67岁的司马光回到了开封。他进京这一天,万人空巷,场面堪比一线明星演唱会。

宫中卫士见到他,一个个以手加额,表示庆幸,说:“这是司马相公啊!”

京城百姓为了一睹司马光的风采,纷纷攀登到高处,屋顶上的瓦被踩碎了,树枝也被折断了,但无论怎样呵斥,他们都不愿下来。

还有一些老百姓堵住通往皇宫的道路,将司马光团团围住,说:“相公不要走,留下来辅佐新皇帝,给我们这些苦命人一条活路吧!”


这是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力行改革的宋神宗病逝,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再次陷入僵局,留下一地鸡毛。

司马光进京奔丧,却为眼前的大型“追星”现场惊得不知所措。正好朝廷免去入京官员进宫辞行的礼节,他便急匆匆地返回闲居十五年的洛阳。

这场闹剧过去后,司马光在太皇太后高滔滔的支持下重返朝堂,打响了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击战,几乎将新法尽数废改。一向反对变法的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得偿夙愿。

从史书记载可知,司马光生前是一位深得民心、颇有名望的官员

意外的是,司马光去世后不到十年,却险被开棺戮尸。他苦心编纂多年的《资治通鉴》差点被毁,朝廷所赐之碑被砸,碑文也被磨去。

此后,他的名声在忠奸之间“反复横跳”,一度名列元祐党人,被指斥为奸臣,后来又恢复名誉,从祀孔庙,获得与历代贤臣相等的地位,画像被悬挂于宫中。

历史的颜色并非只有黑白。

司马光不支持变法,却不像某些影视剧中说的那般迂腐。相反,他也是一个心怀天下的改革者,只是他眼中所见的大宋危机,与王安石有所不同。

▲司马光画像

01.青年改革者

司马光成名于仁宗朝,是一个少年早慧的人才。

司马光砸缸的典故家喻户晓,而且确有其事,最早被记载于北宋僧人惠洪所著《冷斋夜话》等宋人笔记中,也被《宋史》等正史所收录。

年少的司马光遇事不慌,砸破水缸救出受困的玩伴,因此名扬京洛,而他考中进士时也是科场上的“小鲜肉”,只有20

有别于很多人印象中那个因循守旧的顽固派,司马光年轻时是出了名的直臣,尤其是在当谏官期间上了N道札子,不断跟宋仁宗提改革建议。

▲青年司马光。图源/影视剧

司马光早已看出大宋的财政困境,他在给宋仁宗上书时说:“臣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

这正是日后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原因,司马光早已发现这个危机。

但在司马光看来,朝廷错在用人不当,大宋的制度并没有问题。他在写给宋仁宗的万言书中说,改革的关键“在于择人,不在立法”

这是他与王安石最大的不同之处。

对于经济改革,司马光有自己的一套方案,他认为解决财政问题的两个途径,是节约开支藏富于民

为了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司马光向宋仁宗提了三点建议:一是停止滥赐;二是提倡朴素之风;三是减少冗官冗兵,肃清贪官污吏。

冗官、冗兵带来的危害,是社会风气日渐奢侈,官员贪污中饱,小吏加重勒索,导致“每有营造贸买,其所费财物十倍于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如此一来,百姓所受剥削甚于以往,国家经费却依旧不够花。

这一时期,司马光针对财政问题写了一系列奏章,他反对宰执无故迁官,反对皇帝上元游幸,反对宫中宴饮过多,反对增修宫观,几乎天天上书怼皇帝,完全就是个刺头。

▲司马光敢言直谏。图源/影视剧

宽容大度的宋仁宗接受司马光的批评,而其在位末年,另一件事更是让司马光在朝中赢得了不少声望。

宋仁宗年老无子,有一次生了重病,几个月没上朝,吓得大臣们纷纷上书提议,官家该立储了。

宰相韩琦尤其关心立储之事。宋仁宗总是笑着跟韩琦说,后宫有嫔妃怀孕,不久就要临产。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宋仁宗身体日衰,大臣们也没等到一个可以继承大统的皇子。

此时,司马光充当了引导舆论的排头兵,他连上数道奏章,并且在仁宗面前说:“一定有小人跟陛下说您春秋鼎盛,不要考虑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他们也是为了趁机拥立有利于自己的人。您看,唐朝自文宗之后,皇帝都是近臣拥立,甚至君臣之间还有'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称呼,这些祸害说不尽啊。”

司马光的一席话打动了宋仁宗,皇帝立即把议立储君的批示送到宰相办公的政事堂。司马光给韩琦等宰相通风报信,说,诸公如今不与皇帝商议此事,以后可能就没机会啦。

韩琦连连答应道:“好,怎敢不尽力!”

在韩琦等人的请求下,宋仁宗终于确定了侄子赵宗实为继承人,即后来的宋英宗赵曙。

正是因为司马光在立储一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欧阳修将他推荐给宋神宗时还评价他“于国有功为不浅矣,可谓社稷之臣也”

宋英宗即位后,司马光依旧不改愤青本色。

宋英宗要封曹太后的弟弟曹佾[yì](即民间传说中的曹国舅)为宰相,司马光就公开表示反对,指出外戚不得干政。宋英宗要给宦官任守忠升职加薪,司马光骂得更狠,说任守忠是“国之大贼,民之巨蠹,乞斩于都市”,在韩琦等宰相的支持下,任守忠遭到贬黜。

司马光的早年经历,完全不像是一个守旧的顽固派官员所为,反而尽显其锐意进取、不惧皇权的真性情,可他后来并没有成为宋神宗推行改革的第一人选。

▲司马光画像。

02.为何不用司马光?

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长子、20岁的赵顼即位。

这位“有气性,好改作”的年轻皇帝,为改变宋朝困境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死后的庙号却被定为神宗。按照谥法,民不能言曰神,就是“无法评价”的意思,折腾了那么多年,大宋君臣都不知如何给他盖棺定论。

宋神宗在位时,朝廷的财政危机已经暴露无遗。新君即位第三天,主管国家财政的三司使就给神宗上交一份报告,上面赫然写着八个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这是说,国家真的没钱,扛不住了。如此情况下,当然要改革。

宋神宗站在了历史的拐点,他茫然四顾,于满朝文武中寻找可依靠的大臣,在人群中多看了司马光一眼。

罢免三朝老臣韩琦后,宋神宗让司马光暂时代行御史中丞之职,将他作为宰相的候选,并与他就改革进行了一番探讨,其中免不了谈到人事问题。

当时朝廷正需要理财高手,宋神宗看上一个叫薛向的大臣,司马光却不以为然。

在传统士大夫看来,善于理财的往往都是小人,这一点在王安石变法遭受的抨击中也多有体现。司马光就给薛向扣上“奸邪”的帽子,让皇帝谨慎为好。

这下子宋神宗就不太高兴了。

宋神宗接着对司马光说,朕每次有任命,朝野上下都议论纷纷,这恐怕不是好事。

司马光再次直言道:“这是好事啊!即便是尧舜也难以知人善任,陛下刚刚即位,万一任用奸邪,台谏却为明哲保身而一言不发,那岂不是坏了大事。”

第二轮谈话,也谈崩了。

宋神宗又提起另一个大臣,说:“吴奎阿附宰相吗?”

司马光如实答道,不知。

宋神宗问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巴结宰相或迎合皇帝,哪一个好些?”

司马光说:“都不好。前者固然是奸臣所为,但一味揣摩圣意,见风使舵,也不是正人君子所为。”

这句话戳中了皇帝的痛点,什么叫见风使舵,难道朕的话都可以不听吗?司马光没有为了换取皇帝信任而阿谀奉承,这是他的原则。

于是,没过多久,宋神宗就解除了司马光的御史中丞之职,让他去做翰林学士。这是一个地位显贵的清要官职。

司马光显然感觉到了皇帝的不信任,起初不肯接受任命。

宋神宗找他来问话,说:“古之君子,要么有学问没文采,要么有文采没学问,爱卿二者兼得,为什么要推辞翰林学士的职位呢?”

司马光只好说,臣不会写四六骈文,无法草拟诏书。

宋神宗说,按两汉旧制即可。

司马光又说,本朝没有此惯例。

宋神宗知道他故意推辞,就说:“爱卿进士及第,怎么可能不会写四六骈文?”

司马光依旧坚持推辞,跟皇帝道别后,拔腿就跑。皇帝只好派宦官追上去,硬是把诏书塞到他怀里,一定要他做这个翰林学士。司马光只好认命。

之后,宋神宗召见另一位主张改革的大臣——司马光的老朋友王安石,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同样是讨论改革,宋神宗问王安石:“如果你执政,会怎么做?”

王安石坚定地答道,变风俗,立法度。

此言一出,振聋发聩,宋神宗老激动了。

▲宋神宗画像。

03.君子之争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好友,他们与吕公著、韩维并称为“嘉祐四友”,年轻时在京为官,经常聚在一起玩。

王安石为人不修边幅,身上长虱子,司马光还写了一首《和王介甫烘虱》诗调侃他的坏习惯,说:“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迩播。”朋友之间说话这么损,绝对是真爱了。

宋仁宗嘉祐年间,包拯曾为三司使,司马光与王安石当时都是他的下属。

有一年暮春时节,三司衙门牡丹花开,包拯请这两个小老弟饮酒赏花。

包拯举杯劝酒,司马光不胜酒力,碍于领导的面子,还是跟着他饮了几杯,表示退让,王安石却滴酒不沾,不管包拯如何相劝,都坚持不喝,一点也不给面子。

在这场酒席中,司马光与王安石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性格,而他们对待热血青年宋神宗的改革大业,也是完全不同的态度。

从前文司马光在仁宗时提出的改革措施可知,他认为解决财政危机的关键,在于“节流”

与之相反,王安石变法提出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是“开源”

二者的区别在于,王安石认为国民经济是一个变量,要增加国库收入,就要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实现所谓的“不加赋而国用饶”;可在司马光看来,国民经济是一个常量,所谓“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国家要理财,只能不断取之于民,就是要与民争利。

为了阻止新法推行,司马光一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长达数千字,他放不下十多年的交情,依旧认为王安石是位贤臣,可“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只是缺点在于性情执拗,听不进批评意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才招致天下非议。

王安石给司马光写了几封回信,其中就有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给自己加上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等罪名一一进行反驳。

二人针对新法展开了多次辩论。

王安石说,解决财政困难就是要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却反驳道,你只是说得好听,历朝历代所谓理财,就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民众最终不堪盘剥,只能流离失所,这难道是国家的幸事?

▲王安石画像。

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青苗法

在古代,农民一年之中最难过的是春天,当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还未收获,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百姓只能看着田里的青苗饿肚子,但这也是他们未来最大的财富来源。

此时,一些富户人家会借钱借粮给农民,要求夏秋粮食成熟后再加息偿还,其实就是一种高利贷。

青苗法,就是由国家代替富户借粮给农民,利息比民间低,相当于国家银行用低于民间的利率发放贷款。

在王安石的构想中,青苗法实施后,官府借出余粮,可解百姓燃眉之急,而秋后收回利息,也可增加国库的收入,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举措。但这一举措有很大风险,如果遇到灾害,粮食没有收成,农民就无力偿还青苗钱。

司马光敏锐地察觉到,青苗法如果实施不当,很有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榨取盘剥百姓的苛政。

面对执著的王安石,身在朝中的司马光不愿妥协,随着免役法、将兵法等相继出台,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

司马光只好辞职,自请出走京城,到地方为官。

这一年是熙宁三年(1070年),此后十五年,司马光远离庙堂,成了帝国官场的边缘人。

宋神宗想过挽留司马光。他说,爱卿就不能留在京城吗?你与老王是好友,何必闹到这地步?

司马光婉拒了皇帝的好意,说,臣不敢留,陛下看看吕公著的遭遇就知道了。

吕公著与司马光、王安石同为“嘉祐四友”,在司马光辞官的同一年,他因反对变法派的吕惠卿任职,被王安石弹劾,贬为颍州知州。

宋神宗又说:“青苗法已经有显著的成果。”

司马光却说:“天下皆知此事的坏处,只有王安石一党认为他们是对的。”

不过,他或许也想亲眼看看,友人的变法到底对不对。

▲影视剧中的司马光形象。

04.西京十五载

司马光并没有直接到洛阳过半退休生活,他离开京城后,最初是到陕西任职,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

到任后,司马光发现新法实际执行后的弊端,比在京城听到的更加严重。他在如此压抑的环境下感到无比郁闷,写下了《登长安见山楼》一诗:

到官今十日,缠得一朝闲。

岁晚悉云合,登楼不见山。

司马光在永兴军任职时间只有几个月,正逢关中饥馑,盗贼四起。

可即便如此,陕西提举常平司仍通过青苗法加重对农民的盘剥,使农民借陈米一斗,到期就要缴纳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粟三斗,收取的利息已经超过了民间富户之家。

司马光认为,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这会迫使农民无论在丰年还是灾年,都常受饥寒,青苗法将危害民生。更有甚者,有地方官为了追求政绩而额外勒索。

因此,司马光上书朝廷,请求让第四等以下农民借贷青苗钱不取利息,或只纳一斗二升。同时,他还请求暂时免除连续受灾两次的地区所欠的青苗钱,并指示其下属官员,不得执行朝廷文件,不许再催促农民缴纳青苗钱。

然而,这一切都被朝廷否决,因变法操作不当而受苦的关中百姓生活困顿,十室九空。

司马光心灰意冷,他再次辞官,决定到洛阳担任闲职,宋神宗又一次挽留,希望他继续到地方做些实事,经过70多天的僵持,才同意他到西京留台养老。

启程前往洛阳时,司马光唯一的牵挂是关中的父老乡亲,他为自己在任时未能给当地带来惠民之政感到惭愧,在《到任明年旨罢官有作》中写道:

恬然如一梦,分竹守长安。

去日冰犹壮,归时花未阑。

风光经目少,惠爱及民难。

可惜终南色,临行仔细看。

此后在洛阳的十五年,是司马光的失意岁月,也是他一生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在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等人的协助下专心编撰《资治通鉴》,完成了这部294卷的巨著,为此熬到了花甲之年。

他以修书的方式默默履行职责,践行一个文人的使命,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司马光对宋神宗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书残稿。

在洛阳担任闲职,司马光远离了政事的纷扰,心情却十分复杂。

他一方面感到为官多年来前所未有的闲适。

司马光在西京留台衙署东边的一座小园中搭起木架,种植牵牛、蔷薇、扁豆等植物,称之为“花庵”。闲暇之余,他就在花庵小憩,对着满园的花花草草赋诗。

另一方面,他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将司马光当作了一面旗帜。

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志同道合的好友御史中丞吕诲因反对变法被罢官,不久后郁郁而终。

司马光还在朝中时,吕诲就经常公开唱反调,弹劾王安石。两个朋友干架,司马光没有所偏袒,只是对吕诲说,王安石现在众望所归,你弹劾他干嘛?

吕诲惊讶地说:“君实(司马光字)也是这种看法吗?王安石名气虽大,却固执己见,喜欢听小人的吹捧,这样的人如果成为宰辅,一定会天下大乱啊。”

司马光说,你说的可能属实,但目前没有明显迹象,为何不再等等?

吕诲自以为大义凛然,说:“今上年富力强,平时与他日夜谋划的不过大臣二三人,如果用人不当,后患无穷,这是心腹之疾,不能再等了。”说罢,他再次进宫上奏。

司马光默然不语。

吕诲当然斗不过王安石,他最终生了一场大病,提前退休回家。吕诲在病重弥留之际,对前来探望的司马光说:“君实啊,你要再努力,不能放弃!”

司马光记着这句话。

▲《清明上河图》(局部)。

05.最后的“复仇”

宋神宗去世后,新君赵煦(宋哲宗)年仅9岁,由宋神宗之母高太后临朝听政。

这位被誉为“女中尧舜”的太皇太后重新调整中央领导班子,将年迈多病的司马光请回朝中为相,此时,多年来遭受无数打击的改革家王安石已经被罢相。

高太后恨透了新法,她支持司马光全面推翻王安石变法。有人担心这会违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儒家伦理,司马光却说,这是太皇太后做主,母改子政,有什么好忌惮的?

一场迟来的报复,开始了。

起初,司马光明白,否定新法首先在于广开言路,当年神宗推行新法时,为了压制不同意见而严禁“诽谤”,导致新法实际执行的弊端无人上报。司马光递上《乞开言路状》,请高太后下诏放开舆论,结果,诏书一下,“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数千人”

司马光原本提出的是“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去之”,这是说新法中有用的留下来,恶法才废除。

可当真正大权独揽时,司马光却犯错误了。当年他指责王安石的罪状,成了给自己立的flag。

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被任命为给事中,辅佐司马光推行改革。他劝说司马光三思而行,即便是废除新法也要循序渐进。司马光却不听。

范纯仁不禁感慨,这又来了一个王安石。

权力,让司马光迷失在无端的怨恨中。

同为旧党的邢恕劝说司马光:“今日废除新法,虽是太皇太后的主意,却是子改父之法令,皇帝成年后会怎么想,相公不为日后考虑考虑吗?”

司马光却答道:“他日之事,我岂会不知?我是为赵氏考虑,就应当如此。”

邢恕还是担忧上司,说:“赵氏安矣,司马氏岂不危乎?”

司马光毅然决然地说,为了赵氏天下,司马氏何足道哉!

在重回朝堂的十六个月间,司马光写出了百余篇奏疏,先后废除了保甲法、免役法等新法,贬黜宋神宗与王安石留下的新党重臣,一切推翻重来。

这场政治运动一直持续到高太后去世,史称“元佑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免役法被废的消息传到王安石所在的江宁,病中的他不禁老泪纵横。他叹息道,这个新法是我与先帝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的,为何也要废除?

同年,王安石在悲愤中去世。司马光在给吕公著的信中说:“介甫(王安石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

司马光可能从没恨过王安石,他要推翻的只是新法,因为他亲眼见过,百姓因新法而受苦。

他们二人都自以为占据了道德的高地,也许,王安石只在意新法的好,而司马光只看到新法的恶,他们各自的执意改革,都是为了大宋。

当年王安石宁可与亲朋好友为敌,也要推行新法,而司马光在为相的最后岁月,也几乎是拼了命地推翻新法,他自称“桃李都无日,梧桐半死身”,已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了。

在司马光最后一次上朝的六天前,他强支病体,废除了深深痛恨的青苗法。

对此,司马光原本还很犹豫,尽管他在关中看到百姓深受其害,但也怀疑只是这一政策在执行中出了差错。

可当听到范纯仁奏请继续发放青苗贷款时,司马光气得从病床爬上来,跑到宫中问高太后,是哪个奸贼又在蛊惑陛下发青苗钱?当初年轻的改革者,彻底沦为疯狂的守旧派。

王安石去世的五个月后,68岁的司马光也撒手人寰。

司马光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他一生清贫,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家人整理其遗物时,发现床上空荡荡,唯有《役书》一卷,还有8页来不及上奏的手稿。他的死讯传开后,京城上万人罢市前去祭奠,沿途护送其丧车返乡的有数万人之多。

那时,新党与旧党关于变法的争斗远远没有结束,并渐渐演变成了互相倾轧的党争。

绍圣元年(1094年),变法派重新上台后,司马光被剥夺名誉,险些被开棺曝尸。到了宋徽宗即位后,奸臣蔡京大行党禁,厉行思想禁锢,将司马光列入元佑党籍碑

▲《元佑党籍碑》(拓本)。

蔡京将元佑党人碑树立在全国各地。长安有个叫常安民的石匠得到官府命令,却不愿刻碑,说:“我不是读书人,不懂朝廷立碑的意思,但天下人都认为司马光大人正直,今天反而说他是奸邪,我不忍心镌刻。”

官府听说后,要治石匠的罪。他说:“我不敢再推辞,但请不要刻'安民’二字于碑上,我不想为后世所指责。”

若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司马光的做法也许不全是正确的,但一个官员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就是他为官生涯最好的勋章,这无法轻易篡改。

司马光的改革与守旧,从来就不是为了自己。

参考文献:
[宋]司马光:《传家集》,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
[宋]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99年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1995年
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顾宏义等编:《宋代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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