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仓着火想到李静之、前锋报、1942年大灾荒｜博观南阳益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王玉 引子 8月5日，雨，周日，卧龙岗东 窗外的雨还在热烈的下着，就像晴天毒辣辣的太阳一样，阴阳顿挫。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看书。偶翻昨日的的《南阳历代名人》一本，原有零碎的东西，看每一个人的历史，马上就像磁铁一样吸引在脑子里沉淀的铁沫，不断的翻箱倒柜，涌现那个我们感到骄傲的年代，虽然时光荏苒，七八十年了。 特别是我坐在孙家楼的西屋里聊天看书的时候，偶有一种穿越和导入，让我的脑子里浮现那些恍若隔世的南阳风华，裹挟在历史文化上的往事，给社会工作以教益和启迪。 当翻到《宛南民报》，后来改刊的《前锋报》时，我才知道南阳历史厚重，宛西自治、西峡口战役、彭雪枫、彭锡田、别廷芳、袁宝华、邰士芳、1942年灾荒唐河大石碑、孙家楼、石印馆、宛属平津同学会、西城墙外南阳粮食局存在的庙，支离破碎的讯息不断的聚合堆积。 1 2012年春，那一年是一个充满变数和困顿的一年，天事人事日相催，我所在的单位发生了第一次人生的震动与恐慌，也是那一年发生了西峡7.24水灾，人们对粮食的概念猛然悲悯情绪凝固起来，有点压的人喘不过气来。 那一年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在新华奥斯卡看冯小刚导演的《1942》，让我感到人性的弱点与光辉，天灾人祸开展社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唐河李中群老师是微信好友，我收藏了他五月份发的一个朋友圈讲，今年4月上旬，唐河城区水木澜山住宅小区在施工中，发现一块民国32年（1943年）唐河县民众及灾民为时任县长符明信立的赈灾功德碑。碑文内容用阴刻楷体雕成，描绘了76年前那场发生在中原地区大饥荒的悲惨场景：“春夏之交，风霾肆虐。麦既歉收，夏秋以还。酷旱不雨，秋禾尽枯，岁以大饥。极目中原，遍罹浩劫······”寥寥数语，其灾害惨状跃然纸上。面对大量灾胞流入唐河县境，全县上下在符县长领导下，立即采取措施，迅速投入救助行动。碑文写道：“是应发动群力，急救勿失，庶其有补。于是，主持综核，公自任之，调查筹募，劝贷平粜”。开仓放粮36692石（音dan，容量单位，10升等于1斗，10斗等于1石。民国时期每石小麦约120斤），发放急赈款146,.917万元。县府公家开设粥厂38个，世族大户自开粥厂53家，熬粥做饭，免费供灾民食用。开设籴粮平粜站（粮食交易站）11个，收养灾区流入来的老弱、儿童、弃婴1348人。 碑文详细记载了民国31年1942年河南省中西部大饥荒（民间称为“三十一年年成”）的发生状况以及许昌、襄县、宝丰、郾城等地灾胞流落县域人数和唐河县县长符明信积极组织，动员全县力量，以及唐河县籍军政要员、社会名流、世族大户、商绅民众等全力以赴，集资募捐、赈济灾民等情况。从开设公、私粥厂（舍饭）、收养弃婴老弱，到县、乡、镇、保安排、公教员役节食集粮等都有记述。文辞优美，语句精炼，感情真挚，数据精确。 与此同时，在巨大灾难面前，唐河县公职人员和社会名流也利用自身影响积极参与。“公教员役节食，散发归耕粮凡二百八十石。洪纤毕举，甘露普沾。许、襄、方、叶、舞、郾、鲁、宝各县灾胞，襁负而来，所至如归。灾贫受振者各得所养，流栖就食者悉赖以生，全活不下数十万人。”唐籍驻川、陕军队长官和驻唐军政要员曹乐山军长、欧阳子揆司令、刘希程军长、曹玉珩师长、李子刚师长以及社会名流徐旭生先生、王多三厂长、方安亚教育长等，皆慷慨捐助或发起募捐，帮助支持唐河家乡共赈灾民，发挥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列宪考绩，视公为最，惠泽覃敷，遐迩传颂”。鉴于此，第二年以全县民众名义镌树此碑，流传后世。 此碑的发现，为后人研究1942年大饥荒以及唐河人民赈济灾民的努力和义举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佐证，是一件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2 像这块石碑一样，所有的遗存，不过是被遗忘的记忆。人们应该用一种仪式记录，或书籍，或石刻，可以在历史的车轮碾压下，人们依然可以回顾那些故事场景，更多的是知得失。 也是在2012年电影《一九四二》放映，沉寂多年的《前锋报》频频被人提起，人们才想起《前锋报》，就像人们在发生疫苗事件后才扒拉出了一系列往事，那些灾难是不是都需要一些切入点。看到河南焦作的粮库着火事，当然全国着火的粮库还有几个，林子大了，鸟多是常事。但人们不应该好了伤口忘了疤。 致敬历史，《前锋报》的担当与求实。76年前，那场大饥荒在中原大地蔓延时，敢于直面灾难的媒体主要有三家：美国《时代周刊》、重庆《大公报》和南阳《前锋报》。而一个地市级的《前锋报》对大灾的报道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 1942年7月，灾情初现，《前锋报》即发出“灾象已成，迅谋救济”的警报。随着饥荒的蔓延，该报借助社评时论，不断提出建设性的救灾建议。 1943年4月份，饿殍遍野之时，带着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和愤怒，《前锋报》连续推出十多篇灾区系列报道，并刊发社评，呼吁各县县长开仓放粮，以头上乌纱换灾民性命。虽然国民党官员“听者藐藐”，但他们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民请命的勇气，至今读来，仍能令人肃然起敬。 而重庆大名鼎鼎的《大公报》，仅仅刊发了一篇《豫灾实录》和一则社论，就被勒令停刊三日；而《前锋报》，缘何能在一年的时间内，连续刊发十多篇有关报道和70多篇社评时论？ 查阅史料，我们发现，南阳名人，该报的创办人李静之是位高人，他既能坚持“为民前锋”的新闻理念，又能斡旋于当时的河南高层；既善于办报也善于经营，他在维持报社运行的同时，又大量印制各级学校急需的教材，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书籍。 3 就像八一，在南阳革命烈士纪念馆里瞻仰和学习，讲解和重温南阳的历史的时候，才知道南阳的付出与奉献。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河南省仅保有半壁江山，众多文化、教育机构汇聚南阳。当此之时，李静之和他的《前锋报》挺身而出，辞官办报 实现“蚁负一粒”之志。 《前锋报》创刊于1942年初，创办人李静之是南阳方城人，生于1901年。他本名海晏，字静之，后来逐渐以字行。李先生的名字，让人联想到河大教授于安澜，生于1902年的于先生本名也叫海晏，字安澜。 李静之先后就读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曾在北京、沈阳、开封等地任教，后来从政，先后任南阳专署、郑州专署秘书，河南省建设厅秘书主任，并被选举为河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李静之对办报刊有浓厚的兴趣，在北大求学时，他就曾与任访秋等人创办过“同人刊物”《草虫》。1937年，任南阳公署秘书时，倡议南阳十三县商会捐款购置对开铅印机一台，为国民党南阳党部机关报《宛南民报》更新设备。工作之余，李静之为该报组稿并撰写社评，宣扬他的“蚁负一粒”观念： 要救国家，国人都要有“蚁负一粒”的责任感。短短几个月，李静之几乎凭一人之力，促使这份报纸面貌一新，销量大增。 4 随后，李静之先后两次离开南阳，分别出任洛阳专署秘书和河南省建设厅秘书主任。但他两度离开，《宛南民报》两度停刊，令他感到很痛心。1941年9月，李静之辞去河南建设厅秘书主任之职，回南阳全力办报。 李静之聪慧谨慎，为人慷慨，多年从政生涯，在政商文化社会方面人脉深厚，尤其与宛西地方自治上层人物私谊更笃，这为他办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奔波数月，1942年元旦，一份全新对开型的两版报纸终于问世。据南阳市档案馆张怀珍介绍，该报地址在南阳西城墙外的梓潼庙（现南阳市粮食局院内），李静之自任社长。 为了保持报纸的真实性和人民性，李静之另起炉灶，资金完全自筹，不接受官方经济补贴。他将这份报纸定名为《前锋报》，“前锋”二字，取自孙中山“咨尔多士，为民前锋”之语；该报报头选用岳飞《请停止班师奏草贴》中的字，借以表达抗战决心。 1942年元旦的创刊号上，李静之撰写的发刊词提出“仗义执言，为民前锋”的办报宗旨，随后的社评《再自策励》进一步申明：“……以商业报纸，公民资格，站在人民立场，从事新闻事业，为国效忠，为人民服务。无论何人，其言行有利于国家，造福民众者，拥护之，扬誉之；有害于国家人民者，批评之，纠正之……” 5 《前锋报》创刊半年后，河南普遭大旱，赤地千里，《前锋报》以新闻人的敏感，率先意识到这次战乱中的灾情异乎寻常，自1942年7月24日起，在近一年的时间内，连续刊发社评《灾象已成迅谋救济》、《豫省府应速统筹备荒救济办法》、《敬向中央勘灾委员贡献两点愚见》《哀鸿遍野》、《战斗中的河南，饥馑中的河南》、《严刑峻法督导救灾》等70余篇，并刊发该报记者孙良田的长篇通讯《重重灾难下的豫北》、特派记者李蕤的系列报道《豫灾剪影》，其报道内容之丰富，持续时间之长，在众多媒体中均堪为第一。《前锋报》忠实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人们的情绪、市场的波动、天气的变化、农作物的长势等信息，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如果说，1942年河南大饥荒因为历史材料的缺失而成为一个难解之谜的话，那么，这些《前锋报》社评，堪称破解河南大饥荒之谜的黑匣子。它们的价值是非常珍贵的。而唐河赈灾功德碑的发现更是一个有效的佐证。 当时的其他河南媒体，也都多少对灾荒进行了关注，但都受到严厉压制，如位于洛阳的《中原日报》、《行都日报》因报道灾情，均被责令停刊三日；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机关报《河南民报》因转载了《大公报》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被勒令追回当天报纸，不准发行。《前锋报》也曾因报道灾情被勒令停刊三天，但李静之却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避过了惩处，也保护了自己的记者免受处罚。 李静之不仅与南阳自治派关系密切，还与河南省保安处中将处长南阳名人罗震交情深厚。罗震是南阳南召人，曾任南阳、郑州专署专员，李静之曾长期担任他的秘书，创办《前锋报》时，聘请他出任董事长；此外，李静之还利用驻守南阳的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参谋长郭寄峤等人对《前锋报》的好感，说服他们出资，成为《前锋报》印书局的大股东。有着这些背景，《前锋报》“仗义执言”才有了底气。 《前锋报》抗战热情昂扬，勇于为民众代言，在社会上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吸引当时文化界名流向报社投稿，李静之趁势聘请嵇文甫、任访秋、孟宪章等专家学者组成社评委员会，将“社评”、“前锋副镌”打造成具有文化底蕴和名人效应的强势栏目。经多方努力，该报办得有声有色，当时《前锋报》不仅在南阳，也在湖北、陕西邻近地区产生广泛影响，发行量有六七千份，最高时上万份。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据，即使到抗战之后，河南报纸发行两千份已属不错，三四千份已可称“大报”。 6 《前锋报》筹办时，河南省教育厅印书局经理张警钟主动找上门，请求李静之代为印刷中小学教材。 当时河南半壁河山沦陷，安阳、卫辉、开封、信阳等地的中小学大多迁到南阳，使南阳成为河南中小学校最为集中的区域。河南出版印刷业本来就很薄弱，抗战后又大多停业，中小学生教材的印刷成为难解的问题。张警钟知道李静之曾在南阳十三县倡捐铅印机的事，因此请求他代为印刷急需的教材，李静之当即承担下来。 这次合作，既为教育厅解了燃眉之急，也为《前锋报》筹到了一笔启动资金，更让李静之看到了报社生存和发展的机遇。他审时度势，决定不拘常规，把前锋报社办成一个书报兼营的文化实体。他在报社下设了印书局，主营图书出版。印书局独立核算，实行股份制经营，向社会公开招股，为争取更多资金和政治上的支持，为报社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他千方百计地争取当地军政要员投资入股，孙连仲等人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投资10万法币，成了印书局最大的股东之一。 随着战事日紧，河南省政府及其办事机构数次迁移，教育厅印书局形同虚设，南阳一带的中小学教材实际上由《前锋报社》的印书局独立承担，这些学校能正常开课，该报社功不可没。 有了印书局，《前锋报》定期把报纸刊发的重要言论和报道结集出版，巩固和扩大影响。李蕤报道河南大灾真相的《豫灾剪影》单行本，即是当时结集出版的报道之一。1984年，《河南文史资料》想刊登一批反映1942年大灾的资料，该刊主编袁蓬请李静之给李蕤写信，李蕤“翻箱倒柜”，找到了《豫灾剪影》单行本仅存的一个“孤本”，那32 开本白麻纸的印刷品，虽已“像衣服褴褛的灾民一样”，却成为珍贵的史料。 7 前锋报社印书局还出版了一些珍贵的学术著作，如张嘉谋的《校注嘉靖南阳府志》、嵇文甫的《新说书》、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这些著作当时是难得的高层次、高品位之作，至今看来，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现在《嘉靖南阳府志》是张嘉谋在北京买到的孤本，张先生不顾年迈，在抗日烽火中对其加以校注，在张先生去世后的第二年，李静之将这本珍贵的志书出版发行。现在南阳益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地名专家郭文学正在做这个校注再注工作，我想南阳从来在求实的道路上未止步。 《新说书》是嵇文甫抗战后期的学术随笔集，虽是“小文章”，却功力深邃，颇有学术价值。 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则是中国较早的一部现代文学史，其价值至今仍为学者看重。当时任访秋30多岁，刚成为副教授，这部书的出版，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意义重大，后来任访秋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大家。 鹤壁淇河文化研究的一位老师来信，在八十年代听过李静之老师讲课，也修改过他的文史稿。还有杜汉华老师对李静之老师生存的土壤做了一些精辟的论述，环境变了，就很难生存。但历史没有如果。 南阳晚报记者李萍曾问我南阳问我为什么南阳文脉这么昌盛，我感觉南阳的这方水土养育了这里的人们，人们求真务实探索的脚步从未改变。就像现在，我们缺的不是文化，我们有足够自信，那些历史的遗存，就在某个地方，或被遗忘，或遗忘，但他们一直都在。 这，应该也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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