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由于公社广播站所用的信号是县广播站通过邮电局的电话线用载波的形式发送的，传输质量很差，隔三差五地发生故障，偶尔还会出现信号突然中断的情况。因为电话线是用木杆、铁丝、瓷瓶架设的架空线往下传输的，接收到的信号很微弱，稍微有点儿漏电、短路，信号就很微弱或者干脆接收不到。我们对村里的广播，也是利用公社分机的电话线作为载体的，漏电、短路更是“家常便饭”，好在公社广播站到各村的距离都在 1 至 5 里范围之内，距离短，线耗少，各大队又都有扩大机，经他们再次转播，倒也说得过去。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每天三次广播期间，电话就没办法打了。无法打电话，社员们倒也无所谓，他们一年也打不了几次电话。但是，对于战备连、冶金部建筑研究院“五七干校”、北京钢铁学院“五七干校”三个县直或中直单位来说，就“遭殃”了，离开了电话，他们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完全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络。为此，他们没少向公社党委会、革委会反映，要求另外架设一条有线广播线路。单独架设有线广播线路，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简直是“镜中花水中月”。那年月，各个村子连一根像样的电线杆子都拿不出来，通往各村的电话线已经连续多年“带病运行”了。
作者与李栋营合影如何才能有一条自己的广播线路成为我们一直苦思冥想而又无计可施的难题。1971 年，公社广播站又增添了一名新成员，他叫李栋营，东程干村人，是我在社办高中和县“五七干校”时非常要好的同班同学。李栋营中等身材，留分头，一副中国人特有的国字脸，浓眉之下，闪烁着一双大眼睛，高鼻梁，阔海口。除了身高有点儿欠缺之外，俨然一个帅小伙。或许是没有干过多少庄稼活，他皮肤细腻，尤其是那一双不大的手，柔若无骨，爽爽滑滑，与大姑娘的手没有什么区别。李栋营为人忠厚、善良、谦和、正直，和睦亲朋，与世无争。李栋营大我一岁，上中学时，却低我一个年级，是“小三届”中的 67 届初中毕业生。他爱好广泛，喜欢京剧，特别是说快板书那叫一个绝。他天生一副好嗓子，那带有磁性的男中音，为他赢得了许多“粉丝”（虽然那时还没有这个词汇）。李栋营是西两洼公社乃至全县的公社协助员中干的时间最长的一个，从风华正茂、激情飞扬的青年一直干到花甲之年，有三十七八个年头，陪伴了十五任公社党委书记。这也反映出他对革命工作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哪怕世事沧桑、人事更迭，他就像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一样，心无旁骛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从不为金钱、地位、名 利等所诱惑。他把工作和自己的生命画了一个等号，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发出了虽然微弱但却是拼尽自己全身力量而发出的那份光和热。就像古希腊著名思想家、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主要是如何让它发光。”
作者（左一）与李栋营（后排站立者）等合影李栋营的到来，不仅使公社广播站增添了一名生力军，让我们这支队伍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三驾马车”，而且在播音的类型、音质音色方面形成了“强强联合”，我的男高音，张小妥的女高音，李栋营的男中音，形成了和谐的三重奏。不少来西两洼公社下乡的县直干部听了我们的播音，都啧啧称赞。我本家的一位叔叔李奎府的姨表弟王中卯，在县法院工作，那年到我们公社下乡，住在公社里，听了我们的播音，将我们三个人分别形容为“小夏青”、“小葛兰”、“小方明”。他还热心肠地把我推荐给了县广播站播音员邢老师。邢老师以前是安平中学的语文教师，成立县广播站时调过来当了播音员。虽然她没有教过我，但是我一直称呼她为老师。邢老师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因为一般学生都忌讳提老师的名字。有一次，我到县广播站开会，会议一结束，邢老师就神秘兮兮地将我拽进播音室，递过一张《人民日报》，让我朗读其中的一篇文章，她则打开录音机，一边录音，一边静静地听着。原来，她还真的把我当成“小夏青”啦。录了大概有十多分钟，邢老师说：“好了，就录到这里，你先回去吧。”究竟朗诵的是好还是不好，行还是不行，邢老师没有明说。我心想，肯定是砸锅了，事先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拿起一篇文连看一眼也没看就念，就是老播音员也不行啊，何况自己是个还没上路的毛头小伙呢！要邢老师怎么着也得有个态度吧。后来，我从广播站张副站长那里得知，那天邢老师很高兴地向他推荐了我，并连声说：“好苗子，真是个好苗子呀！”张副站长是部队转业干部，为人热情、坦诚，在下属面前没有一点架子。有一次开完会，他见我头发长了，非得给我理发，一边理着，见我的头发长得很硬实，根根直立，后脑勺的头发长得有些靠下，便开玩笑说：“你小子的头发长得挺少见，挺拔直立，我猜你是个‘花椒布袋——材料兜’。”这样一个和善的领导，说话肯定钉是钉、铆是铆。或许是与广播员没有缘分，那次录完音之后，我很快就被领导安排到了公社分机当了机线员兼话务员，而邢老师也随其丈夫去了天津工作，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广播站人多了，力量大了，那个萦绕在我们心头的单独有一条自己的广播线路的话题，重新提上了我们的工作议程。或许是以前没有认真思考过，总觉得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等到真正作为一个议题提出来讨论后，反倒一下子有了主意。我联想到社员们浇地时，有时水要经过马路，为了不影响通行，就通上一根粗胶皮管子埋在地下，既解决了浇地问题，又不影响交通。这个一举两得的办法，我们何不用来仿效呢？我刚把浇地的事例摆出来，还没有说下文呢，张小妥反应得很快，立刻就猜到了答案：“你是说要把线埋在地下吧？”“是啊，既然地上行不通，我们为何不在地下想想办法呢？”我说。“对呀，这可真是个好点子。”心直口快的李栋营说。“我也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但是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想办法解决。”毕竟是老大姐，又是公社党委委员，张小妥经得多，见得广，她不紧不慢地说完前言，而后，把她想到的实际问题一五一十地摆了出来。这些问题主要有：一是线路是走田间地头还是走大路？二是用电缆还是胶皮线？三是如何解决老鼠啃咬线路问题？四是这么大的工程如何才能完成？围绕着张小妥提出的四个现实问题，我们用了两天时间进行讨论，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经过认真思考，深入研究，最后难题一个个被攻破了。我们共同的思路是：将胶皮线深深地埋在道路的一侧。用胶皮线，主要是考虑可以节省一大笔经费；深埋，是为了有效防止老鼠啃咬；埋在道边，则是为了在施工期间不影响人们出行。思路有了，方向明了，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在几十年形成的坚硬无比的道路上如何开挖沟槽？用人工，显然不行，既费力，时间上也耗不起。正当我们再次陷入僵局的时候，怎么那么巧，窗外传来“突突突”的拖拉机的声音。“对，用公社拖拉机站的大型拖拉机带深耕犁！”我们三个人想到了一块儿，几乎同时说出了口。那时，公社拖拉机站有 50 马力的履带式和轮式拖拉机各一台，并配有深耕犁。为了促成这件事，由张小妥和李栋营口述，我执笔，起草了给公社党委的《关于埋设地下线，解决广播电话分离的报告》。在报告中，我们详细阐述了埋设地下广播线的好处，提出了具体实施的意见。这份报告契合了领导的心思，赵恒印书记和两位副书记合计后，认为这件事切实可行，马上召开了各大队党支部书记、社直单位负责人（主要是拖拉机站）会议，对埋设地下广播线进行了动员和部署。又一场新的有关有线广播的战役拉开了序幕！会议结束后，我们三个人做了内部分工，张小妥负责值班和对外联络，我和李栋营负责买线、布线，监督埋线质量。我们先到县五金公司采购了几十捆“胶皮线”，那时所谓的“胶皮线”，名为胶皮，其实材质是塑料，不过是在十几根像头发丝细的铜线外包裹一层塑料而已。那线是双股的，黏合在一起，用时再拆开。等我们把胶皮线买回来，我回村里借了两个“线拐子”。“线拐子”，也叫绕线器，是过去农村织粗布用来拐线的一种木制用具，其形状多为“工”字形。我们村过去织粗布的人家不少，那时不少农户还保存着织布机以及织布用的工具。我和李栋营把买来的胶皮电线缠绕在线拐子上，缠着线又发现一个问题，一盘线缠完之后，与另一盘线之间必然出现一个接头，接头处都是裸露的线头，裸露的线头肯定是不能直接埋入地下的，否则会导电，必须想办法加以解决。怎么办呢？我们很快就想到了点子。那时，医生给病人打针用的青霉素还是粉末状的，这些白色粉末装在一个拇指大小的玻璃瓶子里，上面用软橡胶盖封严。打针之前，把针头扎进瓶子里，将针管里的生理盐水注射进去，用力摇晃小瓶，直到粉末充分融化后再吸出来，给病人注射。打完针以后，这小瓶子就没有用了。在公社卫生院的角落里，这些废弃的小瓶子堆得高高的。在他们那里是“废物”，在我们眼中却是“宝物”，我们化废为宝，将这些小瓶子全都捡来，将电线裸露的接头焊接好以后，放到小瓶里，然后灌上溶化后的松香和蜡油，凝固后既绝缘又结实。这样，接头漏电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这些说起来很简单的事，做起来其实一点儿也不轻松，多少个夜晚，我和李栋营都在“点蜡”鏖战。看着燃烧的松香和蜡油一滴滴地滴进小瓶里，直到滴满凝固，我们心里快乐极了，深深为自己的小发明而沾沾自喜！前期准备工作做好了，公社党委会、革委会一声令下，铺设地下广播线的战役开始了，说起来那真是一场“人民战争”。可惜的是，当时没有照相机，更没有录像机，没有能够将那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拍摄下来，作为历史资料好好地珍存，真是可惜可叹！这里，只好借用笔墨来描述一番了：每天清晨 6 点，随着小喇叭，特别是高音喇叭里传出的《东方红》乐曲响过之后，大队党支部书记就率领着各小队长来了，后面是长长的扛着铁锨的雄赳赳气昂昂的青壮年队伍。因为铺设地下广播线是一项政治任务，那些出身不好的、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黑五类”，是绝对不允许参加的。公社拖拉机站的拖拉机“突突突” 地开过来了，履带式拖拉机在道路一侧碾轧着地面前行，轮式拖拉机带着深耕犁在后，第一遍先将硬地面的土翻起来，第二遍将更深层的土翻出来，等社员们将沟槽里的覆土清理好，我和李栋营的工作便开始了，一个人牵着线头在后面蹲着，一个摇着线拐子倒着走放线。等线放好了，社员们开始往沟槽里填土。土填满之后，履带式拖拉机开始来回碾压，直到基本恢复道路原状为止。每一天，我们和拖拉机手、村里的青壮年们都重复着上述工作。只不过，村里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拖拉机手换了一个又一个，我和李栋营却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也不知过了多少日子，这条深埋在地底下的广播线终于就位了，我们从此有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广播线路！这条广播线至今还在地底下埋藏着，也许它早已腐烂，难觅踪迹，但是按照“物质不灭”定律，它已经和朝夕相伴的大地融为一体，而且永远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可爱的地下广播线，你是永恒的精灵！那一年，县广播站表彰了两个先进典型，我们是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是袁营公社广播站的武赞卿。武赞卿以前是中学的物理教师，对广播机原理了如指掌。那时，农村里没有电视机，为了活跃公社所在地的社员的业余文化生活，他到北京购买了组装电视机用的各种零部件，按照电视机线路图，自己动手组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晚上没事，放在公社大院供大家观看，一时间，三乡五里的社员们就像赶大集似的蜂拥而来。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个喜欢看曲艺节目，那个喜欢看新闻，为了争自己喜欢的台，一些人便由打嘴仗发展到动手动脚，不仅伤了和气，还影响了众人看电视的热情。这件事被武赞卿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经过反复实践和摸索，创造性地研制出了一台两面都能看且互不影响的黑白电视机。一时间，武赞卿名声大震，他被老百姓视为“神人”。武赞卿被县里看中了，调到了县城，后来被提拔为科技副县长。武赞卿的故事，长久地在安平县人民群众中传颂着。自媒体时代✅我们要打造精品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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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不认得我，我就说：你的茶凉了，我再去给你续上。你便知那人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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