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顾名思义一要“秘”二要“书”。书，是要能记点写点东西，能拿笔说话。秘，就不好说了。从字面上讲是要能保守秘密，嘴巴严，口风紧。但依我观察，在军区这个层面，开始还是讲究"秘"和"书“的，担当此任的大都能“刷两笔”。比如给秦司令员担任秘书的张兰贵，办文办事，精明干练，又为人谦和，行事低调。后期越来越不讲究，有的干脆用“马弁”的标准选人，只是收收发发，跑跑颠颠了。有的做秘书的人真本事没有，可狐假虎威、装腔作势倒挺在行，做了不少鸡鸣狗盗的糗事。
客观的讲，秘书不是一个好职业，也不是谁都能干又能干好的差事。特别是对我这种生性率真，散淡随意，不拘小节，还常常把公平、正义、人格平等视为追求目标的人更是如此。可你越不想干的事却要偏偏找你。来了不到半年，一位领导就找我谈话了。起因是某首长的秘书当处长了，正考虑接替人选，他们选择了我。觉得我做过参谋工作，来这里几个月编了几期杂志，改了几个二级部的材料，笔头子还行。可我对那位首长抵触大于敬重。此人确是一军事干才，当时仕途也很看好。只是为人严厉、尖刻、刁钻，用机关干部的话说是一天不训人、骂人，天就黑不了。因此，我直接说出了我的忧虑:不合适，假如这样安排，用不了一个礼拜，不是他退掉我，就是我提出不干了，二者必居其一。这位领导倒不以为然，说了一些宽解的话。大意是，做秘书嘛，只要对首长忠心，性格和说话办事方式不是大不了的事。我很惊讶，尤其是其对“忠心”二字的强调，心里觉得怪怪的。后来那位首长决定其秘书虽提了处长但暂不离开，这事也就过去了。但是，该来的终归要来。85年5月份，军区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大调整，这次也没人找你征求意见了，直接确定你去做秘书工作。开始办公室领导的安排是我跟一位C姓首长，某秘书跟Z姓首长，原因是我和某秘书分别来自上述两位领导的老部队，便于融洽感情。可在他们到京的前一天又进行了调换。某秘书和我碰面时还有些不好意思，讪讪的说:对不住啊。我一天军事工作没做过，怎么能给Z首长当秘书呢。实际上据我所知，人家是看到军区当时C首长担负的职位，将要分管干部，职要权重，就托曾服务过的首长说了话。谁知后来军区明确了对干部工作，政委亲管、主任主管，C首长一职倒没事了。好在C首长厚重敦良，不计较权重权轻，几年下来倒也相安无事。某秘书的工作自然也是轻松轻闲多了。但某秘书对自己的发展进步依然盯得很紧，没几时，就和党办的俩个秘书一起提前调了副团职，穿上了毛料服装。军区首长秘书的编制在司办，副团职的批准权限在司令部，说到底在参谋长手上。所以某秘书见到我说，水涨船高呀，以后你的事就好办了。看看，多么的精明圆融！这三人后来两人担任了大区副职，只有性情刚直且和我更相知相亲的信真，后来尽管当了政治部秘书长、188师政委，还是在石家庄警备区政委这个正师的岗位上退休了。至今想来为之惋惜。而我这边就有点乱套。一是我年龄尚轻，阅历尚浅，在师以下部队直来直去惯了，对做秘书工作没有思想准备；二是跟随的首长也是从军级单位主官跃升为大区领导，对军区的工作环境同样陌生 ；三是这边还碰上了个“狠角色”，某副司令从副参谋长、参谋长做起，经营司令部多年，对人和事把控很严；四是85年百万裁军，精简整编，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不减反涨，连炮14师、反坦克3旅等作战部队划也划过来了，团以上单位达到三、四十个，总员额比38军还多。面对这些情况，我所服务的Z首长的担子和压力可想而知。说我不是当秘书的料儿，是有充分根据的。首先是生性耿直，见不得龌龊。而官场又常有不平、不公和交易的现象。我这人又爱抱打不平。比如有一次司令部直属队团以上干部调整，涉及到二、三十人。其中一总站(驻京)参谋长孙某调石家庄二总站任主任，二总站主任到一总站任职。看似挺正常的调整，其实掩盖了不少问题:解决了一方的两地分居又造成了另一方的分居;二站这位主任本是野战通信出身，不熟悉一总站固定台站为主、门类齐全的业务，通信部对此调整颇有微词;更重要是(事后得知)这位主任是原军区军务部老部长的儿子，其在二总站口碑很差，曾有一说法“找主任办事不用见面，东西送到就行”。而此老部长与现任分管机关直属队的某副参谋长关系密切，照顾的成分多。我把情况直接报告了Z首长，自然阻止了这个不合理的调整，孙某直接当了一总站的主任。孙本人和一总站很高兴，殊不知我却无意中得罪了人。另一个事是85年一位副司令休息，其秘书李某的安排成了问题。我当时对李并无多少交集，只是觉得此人人高马大，不苟言笑，爱写点东西而已。可是当听到他对安排不满意、有怨言时，我又挺身而出了。我把情况向Z首长一说，Z首长也有怨气：给他安排了呀，到军训部当参谋，可他不去呀!而我直接点明要害：他不是不去军训部，可把他安排在训练保障处，整天和仓库、器材打交道，是不是难以接受?自然李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留在了司办新成立的研究室工作了。事后得知对李如此安排是有原因的。李在给副司令当秘书时，不懂圆融，讲话生硬，引发了某领导的反感。看看，好心办好事，一不留神又得罪了人，而且是行情看涨、权势日重的人。其次，是蔑视权贵，低不下头、受不了气。86年六、七月份军区要在承德召开机要工作会议。机要工作历来是政委亲管、参谋长主管，因此Y政委要亲临会议。Y本身是军区主要首长，又有和上层某大首长的亲属关系，声望如日中天，炙手可热。这可忙坏了我们这些办事的人了。我和作战部彭部长、保卫部警卫处陈处长多次研究方案，仅出行的交通工具就考虑了三个方式:飞机、火车、汽车，最后确定乘汽车。那时不像现在，军区领导没有配专用越野车，需要时在机关车队临时调用。因时值暑期，休息的首长去北戴河把司令部车队的越野车调空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警卫处长陈国亮主动提出把本部的"三菱"车让Y政委坐，我负责给他调个卧车就行了。为此我专门陪他到司令部车队挑车，他相中了一辆新的“伏尔加”。我特意提醒，这个车没空调，天气这样热受得了吗?他爽朗地一笑:没事，车跑起来玻璃一摇就有风了!我以为此事很圆满，谁知下午一上班，Y政委的L秘书的电话就接过来了，劈头一顿连珠炮：“政委是军区的政委，司令部是军区的司令部，政委为什么不能坐司令部的车?!”前两天为车的事我还在电话里，听了原军区政委、开国某上将夫人李阿姨的一通牢骚怪话：“你们这是看我们家那位老了，没用了，也就不管不问了”。这哪跟哪啊?想到老革命、老功臣、老首长的不易，我话到嘴边也就忍了。可这次无需再忍，我当即反击：“政委是军区的政委，政治部是军区的政治部，政委坐政治部的车有何不可?!"L秘书这人其实不错，山东人，比较实诚。只是处在那个人见人捧的位置和环境，说话比较冲，显得牛气而已。L秘书哪见过这样针锋相对的顶撞，一时哑口无言。当然随后我也向他进行了必要的解释，他还是接受了。此事我也报告了Z首长，一下午无事。可晚上司机把我拉到了山上驻地，Z首长略加思考后下了决心:“这样，你通知管理局杨局长，让他把新到的‘皇冠`调一台让保卫部的人坐"。我知道有五辆新“皇冠”作为接待用车放在招待所。我还坐过，静音好，几乎听不到噪声；悬挂好，感觉不到颠簸；车速稍快即自动锁门。可这样的轿车，在当时崎岖不平的京承山路上跑一趟，会糟蹋成什么样子?我没再多说什么，我想到的领导能想不到?等我把电话打完后，Z首长很高兴，说保卫部的人跟政委下去，就是首长的随员啊，不能慢待啊。他为此事的处理而得意，可我的情绪怎么也调整不过来，他谈兴勃勃，我坐一边不搭腔。Z首长觉得无趣，赶紧打发司机送我下山回家了。再就是，眼里看到的是“事”，而忽略了“人”。那时司令部十三丶四个部、局、办，另带一个庞大的直属队，事也确实多。每天呈批件一大罗，文件一大堆，电话响个不停，搞得人晕头转向。一些文字材料还要独立或主要由自己去完成。比如像85年那样的机关、直属队大整编，Z首长的总结性讲话竟无业务部门准备，那些人都围着某副司令转去了。司办给我配了个助手，是个和我一起调进来的原炮五师的干事，此人没做过一天军事工作，热衷于写小说，编什么"溯源"、“钩沉”一类的书，对起草司令机关的公文说不上话。我也没抱什么希望，略胜于无，总还是有个人做伴啊。白天忙事务性工作，只有晚上加班写材料。当时天已炎热，又没有空调，只有开电风扇吹。这一忙、一吹不打紧，一份总参的《三部要报》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后来机要局回收时发现少了文件就演变成了一个问题。当时我随Z首长下部队不在家，不少人都关心起来。某副司令惊动了，某老副参谋长过问了，司办主任架不住劲，也为了尽快找到文件，组织一些人翻箱倒柜弄了个底朝天，也没见这份《三部要报》的踪影。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怪，我这里丢了一份文件，大家浮想连篇，兴师动众，而没过两年另一主要首长的秘书丢了密码电报，人们默不做声，哑口无言，机要局主动从“技术层面”做了处理。更耐人寻味的是此事在七、八年之后竟有人翻旧帐、炒冷饭。某日军区某党委秘书打电话让我去一趟，进办公室一看，纪检部岳部长也在场。他俩很和气的问我：“老李，你好好回想一下，那份《三部要报》是怎么丢的、在哪个环节丢的?”我当即明白了其中的意味，干脆利索的予以了回复:“秘书的首要职责是保管文件，不管在传送过程中经过多少环节，但丢了自然负主要责任，此事当时已有定论，和首长没有关系”。俩人见我这个态度也没有了再问下去的兴趣，说了几句闲话也就各自散了。这事过后不久，大哥从武汉来京，我和他闲聊时提起此事，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我:你也太实在了，完全可以圆润一点，没必要把责任全揽下来呀。是的。我是太实在了，所以干不了也干不长“秘书”这个行当。我看了看，这么多年下来，在军区这个层面做秘书的大体分为三类人。一类勤勉敬业，谦和为人，基本得了善终，做到副军职的位置。比如秦基伟司令员的秘书张兰贵，傅崇碧政委的秘书徐立发等。第二类为精明过人，官场机巧娴熟，且善于保护自已，为自已争利益。这几人大都做到了大区正、副职的位置。第三类为“马弁”式的混混，领导休息后也就离开部队，跑到社会那个“大江湖”去混世界了。说到此，有两个“原型”式的人不得不提。一个是X姓秘书，跟着领导从外区过来，我们为其首长起草讲话时他来过几趟，对材料也说不出个子午卯丑，端的玻璃水杯里泡着厚厚的西洋参片。时值初冬，室内温度也不高，可X姓秘书头上直冒汗。一日我发现我住的楼下一层叮叮当当，又吊顶又装水晶灯的，营房处长亲自上阵，既布置又监工的。我想装修搞到这个份上，住的肯定不是凡人。一打听方知，X大秘书来京住招待所没几天就和女理发员“粘”上了。装修的房子名曰他用实则是“她”住。X过来时即便一楼也不进楼口，而是把车停在一边，像个幽灵似的从前面的阳台门溜进去。这个状况能不冒虚汗吗?再多的西洋参也补不了超量消耗的阳精阳气啊!还有另一位Z姓秘书，不干正事也干不了正事，但很会装样摆谱，油嘴滑舌，活脱脱一个痞子。一次我有事找一个二级部长，推开办公室一看，这家伙屁股坐在部长的椅子上，两腿架在了办公桌上，让人瞠目结舌。我见不得这个，也不说事了，掉头走了。说起来我当秘书的时间并不长，总共不满两年，仅仅是人生的一个插曲而已。但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和反思。秘书是一个很传统的职业。历史上这方面的正反例子和教训比比皆是。三国时曹操手下的杨修，唐朝李世民身边的魏征，清朝雍正的红人张廷玉，以及民国初期的汪精卫，等等，都做过秘书性质的工作。但诚如前面所述，这不是一个谁都能干又能干好的差事。秘书的层级不同，有高低之分，但共同的特点是办文办事，组织协调，为领导服务。这个性质决定了秘书职业的复杂性、多面性，以及对人的素质的独特要求。正面的，不少人从这个岗位上，锻炼了宏观思维，增长了见识才干，积累了领导工作经验，以至后来发展为名臣、名君。反面的，则在这个位置沾染了骄奢淫逸和飞扬跋扈的恶习，甚至乱权干政，祸人害已。被杀头、被入监、被贬罚的也不在少数。能不能干好，关键看一个人的本质和造化，以及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反正我是不堪此任。别的且不论，围在你身边的那些人你就受不了。今天送你一瓶酒，明天拿给你两条烟，可天下那有免费的午餐?后天他就会找你办个事，或托你帮着他在某个问题上说说话。看似风光无限，其实不胜其烦。很多年前，我曾听说一战友因调任某重要部门任职，干扰更甚，其爱人不得已想了一招，门上贴一字条：某处长已搬家，勿再敲门打扰!听后不由得会心一笑。而最可悲的是你头上的光环不是靠自身的能量发的光，是别人给你戴上的。这让人很不舒服。总之，对不当秘书了，去研究室鼓捣点文字，心里是乐呵呵的。也正应了元朝词人马致远的那句话:"本是懒散人，又无甚经济才。归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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