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每到抗战胜利周年纪念之际，我自然会想起旧社会的苦难，想起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暴行，更会想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战的民族大义，想起我的父辈...... 我家在河北省景县龙华镇台辛庄村，紧邻石德铁路线。日本全面侵华后，龙华镇是日军的一个主要据点。我父亲兄弟5人，父亲行二。当年家里很穷，主要靠给地主扛长活和打短工度日。父辈们均生于20世纪之初，全面抗战时正当年富力强，血气方刚，他们都英勇地参加了抗战，大都为国捐躯。我为我这个“抗战之家”由衷自豪！ 父亲李春元，1906年生，秉性耿直而刚强。因生活所迫，经常到各地打工，接触的人自然就多。30年代初，他结识了一位南方人（后来知道是共产党员），就是我父亲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这位南方人经常到我家，二人在我家南院屋子里，把窗户蒙住，在炕上与我父亲密谈，向父亲讲解我党宗旨。在这个人的教导下，父亲深刻领悟了革命的真谛。后经此人介绍，1933年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景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从此，他为崇高之理想奋斗终生。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父亲懂得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怎么剥削穷人，要想改变广大劳苦大众世代受剥削压迫的现状，就得把劳苦大众团结组织起来。因为父亲本身就是农民出身，他了解农民的一切，因此，他就利用农民打工的身份，在周边几个县的农村广泛传播革命的火种，介绍了不少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历任景县农会主任、景南县委委员、社会部部长、抗联主任兼区委书记。据母亲当年回忆，1943年初，我父亲曾任地委书记，负责附近8个县党组织的建设工作。 地道战是全面抗战中冀中人民伟大的创举，父亲在外打工期间知道了地道战的神威，于是就向外村的同志学习怎样挖地道。他回到台辛庄后，就立即组织同志们研究施工方案。我们县也是平原地区，台辛庄距离龙华日伪军据点只有5里地，距离龙华火车站才3里。因此，挖地道必须解决：第一要绝对保密，第二挖出大量的土如何处理，第三遇到紧急情况如何逃离，第四地道怎样使用。经过党组织周密的研究，最后决定把该地道建成“无极政府”的办公地。 据我村老人回忆，“无极政府”即我冀南行署、五专署和县、区党政领导办公之所，位置在我家东屋和北屋，两个办公室。桌子和凳子都是原地的土做成，长方形的，由东屋往北就比较窄了，两人对面走得侧身弯腰。到了北屋又是一个长方形的办公室和单人床（也是土做的）。洞口就是院内西边牛棚的牛槽。地道一直向北通李华亭家，再向西北到孙家，再向西北到村边的道沟（紧急情况下的逃生出口）。从我家向东还有一条地道，这就是景县“无极政府”所在地。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一场大雨，我家整个北院的房子都倒了，“无极政府”的遗址从此不存在了。 卢沟桥事变之后，我父亲和其他同志在景县王千寺领导农民武装暴动，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我父亲时任农会主任，后任景县组织部部长，我三叔任战委会主任。当时有一支农民自发武装，他们都是穷苦的农民，本着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原则，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这支队伍并人民兵抗日大队。 1938年，日军在景县龙华建立了据点，还组建“皇协军”。侵略者和汉奸们无恶不作，欺男霸女，强征粮食，捉拿和杀害革命志士。同时，日军和伪军还召集许多探子，他们分布在许多村子里，到处活动，致使许多革命同志遭到速捕或杀害。 1942年，日军进行“五一”大“扫荡”，之后又对冀南地区进行了残酷的“铁壁合围”，革命力量遭到极大的牺牲，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到处都有同志牺牲。我的父亲和三叔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坚壁清野”。为配合革命斗争形势，我父亲和三叔又组织领导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夜晚破坏敌人的公路和铁路，把敌人的公路挖了许多沟，把铁路的道钉起下，把枕木抬走，把铁轨推下路基，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器张气焰。我小的时候，在家里东屋就看到好几根道钉。 我父亲是一个多面手，会木匠活儿。那时子弹非常短缺，他用旧弹壳换上底火，装上药，填上弹头，就是一粒子弹。他枪法很好，一次有个同志向他报告，村边发现一个可疑人。我父亲和那位同志马上一起去找，老远看见了那人，我父亲抬手一枪，那人当场毙命。在那残酷的环境下，这是必须采取的措施。 1938年后，由于我们家多人参加抗日斗争（我三婶是党员，母亲是情报员），敌人经常进村抓人，再加上我家是“无极政府”所在地，没法在村里生活，便投亲或借住别人家，我家就把门垒上了。 1943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天下着小雨，傍晚，我父亲为开展对敌斗争，和他的警卫员来到张枫林村，住进一户人家。不幸被敌探发现，给日伪送了信。日军和汉奸把这里给包围了。我父亲对警卫员说：“他们是来抓我的，你快进洞。”警卫员藏了起来。父亲向敌人连打两枪，但两枪都没有打响，因自制的子弹受潮了。我父亲把枪一扔，对敌人大喊：“你们进来吧。”敌人把我父亲五花大绑起来。敌人叫嚷着：“可逮着个大官啦！可逮着个大官啦！”父亲被绑在大车上押往龙华日伪军据点，一路上敌人打他，父亲一路大骂。之后，父亲被关进了龙华宪兵队。 敌人知道我父亲是“共产党的大官”，想以高官厚禄劝他投降。一个汉奸来劝降，被父亲一脚踢掉两颗门牙。日军一看劝降不成，就动了刑。先是皮鞭蘸凉水打，接着就是老虎凳，父亲仍是大骂。敌人又用煤油和着头发灌我父亲，然后再用脚踩我父亲的肚子，把液体给踩出来，父亲仍然是破口大骂。敌人把烧红的木炭放到我父亲脚板下，还夹在父亲的腋窝烧烤他。父亲多次昏死过去。敌人对我父亲连续进行三夜两天惨无人道的法西斯酷刑。冀南军区领导得知我父亲被捕后，迅速组织了营救，队伍都集结了。父亲闻讯后，用自己的鲜血写了一封血书送了出来。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他抱定必死的决心，谢绝了组织营救。敌人对我父亲多次施加酷刑不起作用，最后用刺刀把我父亲的肋骨挑出好几根。 农历五月二十九，也就是1943年7月1日，正是龙华镇大集的日子。敌人押着我父亲游街，我母亲看见了父亲，父亲也看见了母亲，二人对视却默默无语。我母亲赶紧往家走，还没有到家，就听说我父亲已经牺牲了。亲历者告诉她详细的情况：敌人把我父亲押到刑场，父亲高呼：“誓死不做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敌人放出狼狗，狼狗扑向我父亲，一块一块的肉被撕咬了下来。后来，敌人把我父亲推进一个深坑，一点点儿往上埋土，直到埋到胸部，我父亲一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军举起屠刀把我父亲的头颅砍下。父亲大义凛然，慷慨就义。后人有诗云：“日月旦夕胡不醒，血溅龙荒冀区惊。台庄健儿今何在，泪掉扶桑奏凯声。” 父亲牺牲后，组织上请人收拾他的遗骨。我父亲被日军杀害后，野狗一块一块地叼着父亲的遗体跑向四方，父亲的头也被一只野狗叼跑了。我姨夫一直跟着这只狗，狗一停下就轰它，这样，到了很远的地方，我姨夫打跑了狗，把我父亲的头颅放到筐里，等到傍晚，把头颅送到我家。我母亲先把头颅埋在院内。几天后，把收拾来的骨头和头颅拼凑在一起，入殓，悄悄安葬了。我父亲死得太惨了，这成为全家心中多年的痛！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和1950年，我们逮捕了一大批汉奸和敌探，进行了公审，当时高喊口号“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报怨”，最后把汉奸和敌特执行枪决。这是我亲眼所见。 我三叔李占一，原名李春峰，1909年生，20世纪30年代初，在亲戚的帮助下，有机会到沧州泊镇（今泊头市）后师就读，毕业后留校任教，教音乐和体育课。在校期间，他思想活跃，积极上进，是该校的体育健将。他善于团结师生，在师生间有很高威信。由于校长腐败，我三叔和其他同志组织和领导全校师生对校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赶走了校长，学潮取得胜利。 大约在1937年某月的一天，有人对我三叔讲“晚上敌人要抓人”。听到这个消息，三叔迅速转告了王任重（解放后在中央工作）、王勇修（解放后曾任中国有色金属研究院书记）、刘建章（解放后曾任铁道部部长）、刘辉（解放后曾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等10人，商议立即离开，一切生活用品全部丢弃。我三叔奔赴太行山，在根据地学习近一年，返回景县，任战委会主任。后负责3个县的民兵组建工作，组建起民兵抗日大队，为地区的革命武装打下坚实基础。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在民兵大队的基础上，又组建了锄奸队。当时我们民兵的枪支弹药十分匮乏，一粒子弹需要3斤小米。大刀、红缨枪、斧头都是战士们的武器，因此经常被敌人追得到处躲藏。尽管如此，三叔革命的斗志仍非常坚强。尤其我们的锄奸斗争非常活跃，杀了许多汉奸和敌探，给敌人以很大的威慑。伪军的头目徐占魁，强取豪夺，欺男霸女，杀害革命志士，我们几次掏窝（堵他家里）都没有成功，因此人非常狡猾，他有几处住宅。此人在1950年在龙华镇被人民政府枪决。 三叔组建的这支强悍的锄奸队，根据掌握的情况和群众提供的线索，利用夜晚掏窝，当夜处死探子，拉到荒地埋掉，不能留痕迹。因为日军和汉奸找不到探子，就会到处找，如发现新坟，就会问，新坟有没有主儿？如果没有主儿，这个村子就要倒霉了，日军和汉奸就会杀害这个村的无辜百姓。一天夜晚，我四叔和其他几个同志，把日军的一个探子堵在家里，堵住他的嘴，拉着他到大门口。这个小子打坠不走，情急之下，我四叔轮起斧子，劈向这小子的头，脑浆和血流了一地。为了不留痕迹，三叔、四叔把地上血迹清理干净，重新把地面整理好。死尸埋掉后，三叔向领导回报，说地点不合适，此死尸一夜换了3个地方，最后埋在红荆树林中才算完事。我们抓到的日军探子也不是一律弄死，有作陪绑的，事后放回，让他们改过自新。 我三叔李占一所领导的民兵抗日大队，始终和父亲协同作战，并肩战斗。部分同志参加了百团大战，攻打德州、徐州，一直战斗到大西南。三叔去世后，被追认为烈士。 我的四叔李春荣，1910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在我三叔的领导下任县民兵队队长，兼情报员。四叔有过人的勇气和胆量，前面提到他斧劈敌人密探即是一例。此外，他还对乐曲很感兴趣，善长吹拉弹唱。他每次到敌人据点执行任务归来，大都会捉一个汉奸，在半路上把那个汉奸给活埋掉。如果那个汉奸还比较老实，就让他脸朝着天，然后埋掉；如果不老实，那就让他脸朝地埋掉。 有一次执行任务，四叔打扮成农民模样，背着粪筐，手中拿若粪叉走着。这时隔着一垄地，一队日军走来。我四叔见状，沉着冷静，不慌不忙，像没事人似的，暗暗数起人数和装备。日军发现后，就追他，我四叔拼命地跑，日军向他开了枪。事后，人们发现他的衣服和包头的毛巾上共有7个窟窿（枪眼）。还有一次，他骑着自行车到某村执行任务，车梁上有个褡裢，手枪放在褡裢里。他刚到这个村的过道口，不巧，村里已有日军，并且发现了他。他机智迅速地从褡裢里拿出手枪，速向道沟奔跑，敌人向他射击......事后人们发现他的衣服、头巾共有9个窟窿。 随着形势的发展，上级指示，需要有人打入龙华敌据点，摸清敌人的动向。四叔果敢地接受了此任务。在卧底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四叔向我方传送了许多情报。一天，他得到一个重要的情报，事关重大，情况紧急，不得已亲自归队，向领导汇报。在他归队时还带回一支烤蓝“马牌”手枪。 1944年，四叔李春荣不幸在本村被捕，被敌人押送到龙华据点。后被敌人移送他处，从此再无消息。有人说被送到石家庄做人体试验，也有说他被敌人活埋了，至今情况不明。 我的大伯在家务农，因受不了地主的窝囊气，一气之下，当兵去了，后来有消息说，他战死在火轮（轮船）上。 我五叔李春魁1937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后任县民兵队干事。 我的父辈们，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中国，为了后人过上幸福生活，在抗战中出生入死，不懈奋斗了一生，多人把自己的鲜血永远地洒在祖国大地上。作为后来人，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过去的苦难，要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为民族的崛起和复兴贡献力量。烈士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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