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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班主任接到体育老师反映，班上的学生随意进入体育器材室，偷拿了器材室里的十多副乒乓球拍。这位班主任的第一反映是：凭什么说是自己班学生拿的呢？当体育老师提供了证据，且自己班有学生证实确有其事后，班主任采取了行动。首先，班主任找“关键人物”之一了解具体情况，结果“关键人物”说不知道谁拿的；接着采用迂回策略：“听说我们班同学进体育器材室拿了乒乓球拍未还……”，结果是一个接一个声称自己没拿。怎么办呢？班主任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班级荣誉”受损，便给出了以下解决方案：一，促请“乱拿”者归还，既往不咎；二，班级同学可以捐献自己的乒乓球拍，为他人服务，维护班级的颜面；三，第二天如果没有凑齐十副球拍，用自己的零花钱或班费补上这一缺口。事后，一些家长表示孩子回家觉得“背了黑锅”义愤填膺，还有家长直接发信息表达不满。这位班主任便向家长耐心解释，说这是为了让孩子“意识到班级荣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家长的情绪平复了，第二天丢失的球拍凑齐了，还有十多个孩子承认自己进过体育器材室（没有承认自己拿过乒乓球拍）。班主任觉得事件算是得到了“圆满解决”，班级荣誉得到了维护。不过，这位班主任事后也感到有些迷茫：“用孩子来教育孩子，用孩子影响孩子，利用集体效应这种方式解决好吗？其产生的效应又会持续多长时间呢？”读完这则案例，笔者心中满是担忧，觉得以下问题值得一线老师深思。面对体育老师反映的情况，班主任的“本能”反映是“护短”；在没有学生承认自己拿了球拍的情况下，班主任以“维护班级的颜面”为由，要求学生“捐献”球拍；接到家长的“投诉”，解释说是为了让学生意识到“班级荣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梳理下来，可以发现，班主任最关心的是“班级荣誉”，而不是让学生从事件中真正受到教育，反思自己的行为，提升道德认知和品质。一旦出发点错了，教育就会偏离正确的轨道，学生的成长就会受到负面影响或陷于无序状态。种下什么样的因，收获什么样的果。教师眼睛盯着空泛的“班级荣誉”，以“班级荣誉”绑架学生的行为，忽视学生个体的真实体验，最终只会“两头空”——班级荣誉会一损再损，学生的责任意识会越来越淡薄，自我要求会越来越松懈。首先，班主任所追求的“班级荣誉”定位捉摸不定。到底是学生都做到行为规范、遵守规则就维护了班级荣誉，还是这一次“还”了器材室丢失的十副球拍就维护了班级荣誉呢？如果是前者，班主任班的学生已经违反了学校器材室体育器材管理规定，班级荣誉已经受损，要重新赢得班级荣誉，需要的是学生认识到了自己行为不当，今后不再违反行为规范，“还”球拍仅仅是改正错位的第一步。如果是后者，班主任可能认为“还”了球拍，就能让体育老师等人看到他们班的学生勇于承担责任，但是，同时也会让别人“认定”，球拍都是他们班学生拿的——这是不是事实，还没有定论呢。其次，当有人为“班级荣誉”买单了，那些真正拿了器材室球拍的学生就会感觉自己是“安全”的，是不用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负责的，“班级荣誉”就成了他们继续犯错的“保护伞”。想得更深入一些，还会发现，那些为了“班级荣誉”而积极“捐”球拍的“好学生”，其实做了一件“助纣为虐”的事情。从维护班级荣誉出发来解决这件事，显然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还会留下更多的后患。儿童虽然处在成长进行时中，道德认知和行为需要成人的正确引导和环境的积极影响，但儿童从小就要学习和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让别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儿童的责任意识就是在一次次承担自身行为后果（好的和坏的）的体验中萌芽和生长的。自然后果原则，往往能给儿童带来真切深刻的体验。例如在这件事上，如果有规定没有得到允许随意进入器材室的学生，在一定时间内就不得从器材室借用任何体育用品。违反规定，承担后果，合理自然。但案例中的解决方案，与自然后果原则无关。班主任让班上学生“捐”球拍，“捐”是自愿的，“捐”是奉献的，“捐”是针对帮助对象需要的，显然，这里的“捐”已经远离了本义，实际上是“强制”，是“诱导”，是虚幻的功利意识的体现。“捐献”者很难明白行为的价值和意义，更不会想到他们的“顾全大局”会纵容“偷拿者”的不当行为，会剥夺“偷拿者”为自己错误行为负责的机会。从班主任的叙述中可以知道，班上一直有学生重复着类似偷拿球怕的行为，用过说教和惩戒的方式实施教育，效果都不理想，所以这一次就用了“连坐”的方式。为什么以前的方式会没有效果，可能是教师对儿童缺乏研究。儿童偷拿东西，很小的时候可能是缺乏正确的行为认知，一旦心中知道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仍然犯错，一般可能存在这样几种心理状况：侥幸心理、从众心理和病理性心理（冲动控制障碍）。虽然可以从道德认知角度来分析问题，但不宜对儿童偷拿东西的行为进行道德定性评价，帮助学生纠正行为的办法，是“对症下药”，工作要细腻入心。说教和惩戒，实际上都是先将儿童行为置于道德定性评价的高度，然后采取理性教育，忽视了情感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当然，如果是属于病理性心理造成的行为偏差，就要交给更加专业的人士来引导和帮助了。教师在学生道德行为的引导上，情怀自然很重要，但方法同样重要，盲目地采用一厢情愿的做法，不仅收效甚微，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显然，案例中的班级学生面临的问题是“被解决”的，学生的道德认知并没有随着问题的“解决”而得到发展，反而更加感到迷茫。再来讨论一下班主任所说的“用孩子来教育孩子，用孩子影响孩子，利用集体效应这种方式解决”，到底好不好。前面已经分析过，号召学生为了“班级荣誉”进行“捐献”，不仅维护不了班级荣誉，更不可能促使偷拿球拍的学生反思自己的行为并积极改正。这是不好的第一个理由。不好的第二个理由是，教师处理这件事的做法中，根本就不存在“用孩子教育孩子，用孩子影响孩子”的要素，这仅仅是教师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教师以为，号召了学生要维护班级荣誉，有学生为了班级荣誉自愿捐献了球拍，就可以影响和教育其他学生。影响和教育的点实际会落在哪里呢？显然，是也参与积极捐献，而不是“知错就改”，不是反思自己是不是有错误的行为，是不是给别人带来了麻烦。这样的落脚点，显然不是教师所期待的“用孩子教育孩子，用孩子影响孩子”。如果教师以为，那些拿了器材室球拍的学生会因为看到同学“捐献”球拍而心生愧疚，而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基本上是缘木求鱼。不好的第三个理由是，教师错误地判断了“集体”的价值和意义。集体之所以被身处其中的个体人所认同，是因为集体能够为个体人的利益或发展提供帮助和服务，而不是集体可以压制或惩罚个体人。只有当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一致时，来自集体的奖惩才会起到积极作用。对于儿童来说，集体只有是一个安全的所在，它才具有正面教育和积极影响的力量。以集体的名义对成员进行道德绑架，只会催生虚伪、应付和内心的疏离。况且，班主任在这件事中的做法，无异于是采取了“连坐”的手段，让同处一个班级的学生为同学的错误买单，实际上就是告诉那些没有犯错的学生，他们也“被犯错”了。“连坐”带来的是内心的不满和恐惧，有些儿童之所以愿意为同伴的错误承担责任，不过是为了出让自己的利益换取安全罢了。教师看不清这一点，对学生的成长而言，是极其可怕的。案例中，班主任在没有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就“大方”地为班级学生包揽下偷拿球拍的责任，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法律有“疑罪从无”的原则，其实体现的是公平公正的原则，是对具体人负责的表现。对学生是否有错误行为进行判断，更应该谨慎，这不仅关乎学生心灵的成长，还关乎学生对原则的认知和态度培养。认识到这些，也就是认识到在道德教育中，教师专业素养才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育人智慧。那么，在这件事上，班主任应该怎么做呢？一是要冷静。无论是第一时间的想护短，还是紧张于“班级荣誉”，都表明，班主任的行为更多是被情绪所左右的。班主任应该冷静下来，对这件事做出多方面的分析和思考。二是要谨慎。体育老师说的，哪些有真凭实据呢？似乎都没有，只是“疑罪”而已。班主任应该根据体育老师提供的线索，做一番缜密的调查了解，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再来针对性采取教育引导的措施。三是要讲策略。的确，可能班主任的调查会陷入僵局，那就需要教师运用教育智慧了。首先要让学生有安全感，然后晓以利害（对自己成长的利害关系），循循善诱。如果的确有学生承认了错误，不是简单地批评，要鼓励和表扬承认错误的勇气，要引导学生进行自我反思和教育，要陪伴学生积极成长——这时候，有必要的话，就可以发挥集体的力量，积极温暖的力量。如果没有学生承认错误，就事论事，组织一次主题班会，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对器材室球拍丢失现象的看法，鼓励学生想办法积极参与器材室物品的管理。教育无小事，操作需谨慎！同学的错，我不应该承担；老师的错，更不能让学生承担！（发表于《教育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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