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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的启蒙老师 我的启蒙老师姓闵，叫闵秀琴或者叫闵友琴的弄不清楚了，因为她是个城区下放的知青，在我们庄子上教了两三年就回城了，我们又小，记不住老师的名字。 说闵老师是我是启蒙老师，也不全对，因为在正式上学之前，我就跟姐姐和庄上已经上学的伙伴们那儿认识了不少字，甚至已经读完了长篇小说《刘胡兰》。但是，上学毕竟更有趣。记得第一天就闹了笑话。我们那时候没上过幼儿园，直接就一年级，第一课是《东方红》。这《东方红》太有名了，谁不知道啊！老师大概也知道大家对《东方红》的熟悉程度，没直接教大家认识字，就叫大家先读一遍《东方红》。话音一落，我们就整齐的唱起来了，对于《东方红》，我们这些娃娃只会唱，不会读。是的，貌似那会儿几乎所有人都会唱这首歌。老师苦笑笑，便给我们解释怎么齐读，而不是齐唱，这才知道原来歌词还可以“读”。 那时能让你放嗓子大唱特唱的机会多得是。记得有一天，闵老师要上音乐课，想教大家唱《南泥湾》，可她没有歌词，就让大家回家想办法找。我们几个小孩子屁颠屁颠地都回家找去了，我最先从我在村里上五年级的姐姐那里找到了整套的歌词，风一样赶去送给老师。第一名，那个神气啊，好像没有我，大家就永远也别想学会《南泥湾》了似的。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老师说有的同学将要加入少先队。一报名字，有个我呢，我当然很高兴。到了入队那一天，大家武装整齐，扛着小凳子到村小学去集中开会。到了会场一看，乖乖隆地洞，操场多大啊！教室多高啊！学生多挤啊！最厉害的是主席台旁边的杆子上居然绑着一个圆圆的大喇叭，播放的歌曲虽然我们都会唱，但由它的大嘴唱出来，我们还是第一次，用现在的话说叫“震撼”。大家没见过这阵仗，都规规矩矩的排队，跟木雕神似的不敢动。一会儿，喇叭又说话了，叫大家跟着老师到生产队去帮着拾稻穗。拾稻穗这行当我们都很熟悉，是那时学生的必修课。偏偏老师叫我和另一个女同学不要去，就留在原地替大家看凳子。我就有点不高兴了，再一看跟我一起留下来的小玉兰乌漆墨黑，鼻涕拖老长，一甩一大坨，就更不高兴了。勉强坐着等他们回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索性谁也不告诉，我一个人溜回家了。 第二天，一到学校，同学们把我团团围住，说我昨天跑了，人家主席台上喊我的名字，叫我上台接受老少先队员系红领巾，喊了几遍，没喊到我，主席台上的校长很生气，责问我们老师人到哪去了，弄得老师很下不来台。我听了，也慢慢的害怕起来。一门心思的想着怎么躲老师。上课也不敢抬头。到了第二课下，还是被老师看到了，老师竟然一点也没责怪我，只是说失去上台接受老队员系红领巾的机会很可惜。我也觉得很可惜，这么光荣的机会我都不知道珍惜！这个心结很多年都没有解开，但后来直到工作，参加活动再也不敢随便迟到早退玩失踪了。 闵老师的性格很好，但偶尔发起火来也很怕人。一次，她改作业，叫我们自习。娃娃们按捺不住，很快就叽叽喳喳起来，老师用她的小柳树棍子在桌上敲一下，霎时静了。一会儿又叽叽喳喳了，又敲一下，又静一下。如是者三，闵老师火了，拿着小柳树棍子从第一排的学生头上敲过来，眼看要到我了，我恐怖地睁大眼睛，要知道我可从没挨过老师打的。可这次老师什么也不看，像下冰雹一样，从我们这一列一直向后一溜敲打过来，挨了一“棍”子，竟然觉得并不那么可怕，不但头上没有隆起想象中的大包，连能让人喊叫的那种疼痛也没有。 闵老师很年轻，刚到我们庄子上时还没有结婚，大概过了一两年和不知什么地方的一个男青年结了婚，有时候那男青年不知从什么地方赶过来，就在我们庄子上闵老师住的小茅草屋里过夜。我刚上学时，老师叫我们把自己的生日告诉她，不知道的回家问妈妈。老师的话当然是圣旨，我一回到家就问妈妈我的生日，我妈妈说我是正月二十七生的。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兴冲冲地跑到老师屋里告诉她：“老师，我生日是张月二十七。”老师头一抬，笑眯眯的说：“是正月，不是张月。”这时我看见她脑袋旁边多一个脑袋，诧异得很，问老师这是谁？老师还没说话，那颗脑袋歪过来，附带一只手将我的脸蛋拍拍，说：“谁家的？怎个起这么早啊！”我不敢说话，一溜烟跑了。后来才知道那是闵老师的丈夫。 我在闵老师那只上了一年，就到附近的一个更大的学校上二年级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年幼的我哪还记得一年级老师！一直到闵老师调回城区、到现在，我都没再见过她。不知道她有没有继续做老师。推算一下，应该早就退休了。 教师节写这篇文字，祝她节日快乐，永远健康！（2015年9月1日） （二）我的老师孙宝俊 自家庄子上的学校只有一年级一个班，二年级就得到东边三里地外一个更大的学校上了。 刚去，不适应。娃娃大多不认识，本庄上的几个人到了那儿，像是一碗水倒进了一桶水；更惊奇的是语文这个老师教，数学（那时应该叫算术？）竟然换了一个老师，还有音乐、画画……；老师也不再叫老师，而是叫张老师、孙老师……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所有课只有一个老师，我们一律叫她“老师”，从未在“老师”前面冠一个她的姓，叫她“闵老师”。这个称呼问题，被“张老师”“李老师”们纠正了几次，才慢慢适应过来。 现在的语文老师姓孙，叫孙宝俊，是个幽默、神气、有本事的老师。 孙老师教学有一套，我们虽然只是二年级小孩子，多动、注意力不集中，他却总是能说得大家跟着他的节奏听课，在我的印象里，几乎找不到他对学生动气打骂的例子。班上有一个调皮大王，巧的是也叫“孙宝俊”（但愿我这个同学别看到这篇文字说他调皮的）。有一次，孙老师喊他起来回答问题，不会，接着问，又不会。要叫有的老师就火了，可孙老师不，他说：“孙宝俊哪，你跟我是弟兄，你做小弟的无所谓，可我做大哥的要脸面呢！你可不能老是这样下去，丢我们姓孙的人家的脸啊！”其实，我们当地姓孙的人很多，他们两人不是一宗，八竿子打不到一块，但是被孙老师这么一说，学生孙宝俊踏实了很多。 孙老师还兼我们的体育课。体育课是孩子们的最爱，但条件所限，往往没什么实质内容。孙老师却总能想出办法来让大家玩得高兴。有一次，他领我们玩个游戏，叫“找地雷”。他把写有地雷字样的硬纸片预先藏在干涸的河道里、村民的打谷场上，说谁找得多，谁就有奖励。这个可够刺激的，大家呼一下就散开来，到处翻到处找。枯草下面、石磙子下面、甚至狗粪下面，统统被翻了个遍。老师也讲信用，回到教室立马兑现奖励。这下好，每到体育课，大家就盼着能找地雷。可这样的活动要事先做不少工作，特别是埋地雷，要瞒着别人，也费工夫，所以，并没有搞过几次。 还有踢足球。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当时的足球是不是真的了，因为那时那地能有一个足球可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孙老师确实带着大家踢起了足球。没场地？怎么可能！麦子刚收割完，整垄的竖着短短谷茬的地块足够大。每人都有分工，一边是15人还是17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有一个追逐的目标。我个子小，单薄，怎么办？守门。你要问个子小怎么守门？告诉你吧，个子小守门最好。因为这个门没有高度，只有宽度，两块大点的土块往两边一摆就是。球从头顶飞过了咋办？一边说进了，一边说没进，吵个不停。孙老师叫我把手举起来，问大家刚才球飞过去时有这么高吗？都说有呢。那这个球不算进，用孙老师的话说叫“放了高射炮”。看看，我的手举起来就是球门的高度。你还纠结于守门员的高矮吗？ 孙老师对我有着格外的关照。记得那时我的作业因为写得工整、正确率高，经常被老师作为范本在全班展览，甚至还会拿到高年级班上展览。平时大家就都会高看我一眼，在那之前的我胆小、自卑、不敢和人说话，而自此，我的自信慢慢的长成了，这都是发端于孙老师的鼓励。 我幼时丧父，家贫如洗。孙老师和其他几个老师都知道，明里暗里都帮过我。记得上到三年级下学期，开学了，我又没钱缴学费，不好意思到学校去。在家赖着。忽一天，有同学跑到我家说老师叫我明天去上学……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学期的学费孙老师帮我“垫”了，而他从来没和我说起过这件事。一直到现在我也没还上这笔钱，时间越久越不好还，还不起了。 现在孙老师一家住到了扬州，很少见面了。2008年，我做了开颅手术，孙老师回家听说了此事，还特意看望了我。这个情意也没法还。等什么时候到扬州，请孙老师喝一杯老酒，算是还个利息。孙老师你看可否？ （2015年9月17日） （三）我的老师郝珍凤 郝珍凤老师是个狠角色。 刚上三年级，她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暑假作业做的不全的、有错的、不工整的，还有作业交得迟的，统统给我站到外面去。一报名字，大家伙乐了，咋地？全班一个不剩，都站到外面去了，教室里就剩老师一个人。“光杆司令、光杆司令。”大家都小声嘀咕，既有报复的成分，又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 哪知道老师好像不是太在乎她的囧境，一个人在教室里不知道翻看些啥，一点也不着急。半堂课的时间过去了，外面的队形有些乱，其实是大家的心有些乱，说话的也不说话了，胆大的伸长脖子朝里面看。“老师还坐在那里呢，没有动。”他们小声宣布。 “都站好的。”突然一声大喊。大家都吃了一惊，老师能透过墙壁看到外面？嗨嗨，那时候的我们真是太胆小了。 是的，郝老师的绝招就是罚我们，用各种方法罚我们，而且不分对象，一视同仁。我上学十几年，受到的最大的“屈辱”就是郝老师给我的。记不得是什么原因了，作为班长的我被罚让同组同学每人刮一个鼻子。心里一万个不痛快，但没有办法。那时候的那种屈辱感无以复加，羞、愧、恨，五味杂陈。但是从此我却不敢仗着有点小聪明自视甚高，做作业即使是偶尔的小马虎也没有了。 郝老师不但管她教的语文，还管数学课的事情。数学老师在我们班遇到什么问题，她一会儿就知道了，消息灵通得很。准确的说，什么事她都管，那一两个月我们跟大人们提到她，都抱怨说被管的“直手直脚”，不能动弹。 到了秋天，最怕下雨。下起雨来，那乡村小道，泥泞不堪。从家到学校有很阔大的一片农田，田间窄埂，更是难行。小伙伴们大多肩上㧟着书包，手上拎着草鞋，挽起裤腿，光脚前行，到了学校，随便找一条小河，把脚涮涮，穿上草鞋上课。有条件稍微好一点的，穿着凉鞋，就更讲究，更要光脚了。这个时候大家都一样，可秋天越往深里走，我的窘迫就越显露出来了。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那一年好像是我家历史上最难挨的一年，要啥没啥，吃饭都不周全，喝稀粥是常态，而且粥里没有几粒大米，大多是大麦片。鲁迅喝过难以下咽的芋梗汤，不知道他老人家有没有喝过大麦片，闻着香，吃起来寡味得很，而且糙得刮嗓子。 至于后来超市里卖的麦片，那可跟当年的不是一个概念。有一年，我大姐在超市买了一包麦片带去给老母亲尝尝，其时母亲她老人家的眼睛已经盲了，手里摸着那一包麦片，问是啥？大姐说是麦片，母亲下意识的把麦片朝前面一撂：“拿远些拿远些，还没被这东西吃够了呀！”跟她解释此麦片非彼麦片，就是不听。这是后话了。 回到那个秋雨连绵的时空。天渐渐冷了，光脚已经不合适，但是对于我来说没有合适不合适的问题，只有是不是还要接着去上学的问题。要去，就得光脚。再三犹豫下，还是踏上了去学校的路。已经不记得路有多滑，也不记得走了多久，更不记得水有多冷，只记得那天迟到了。郝老师的厉害早已刻骨铭心，心里自然怕怕的。 果然，郝老师的脸跟那天的天空一样沉，一进教室就问怎么迟到了？我坐在靠墙的位置上，嘴里不知道嗫嚅些什么，却什么理由也说不出来。“你——”空气僵了许久，老师显然不耐烦了。可她竟然没有再说什么，转头出去了。我心里松快了一些，以为逃过了一劫。 很快，老师又进来了，抱着一捆乱稻草。在大家诧异的目光下径直走到我的座位前，放下稻草，叫我把脚放进去。“这么冷，怎么不穿鞋？！”也不记得是不是回答了老师的这个问题，只是感觉整个人霎时暖和起来。 郝老师变温和了。有一次放学，她不让我回家，叫我跟她回去吃饭。那一顿午饭也是煮粥，只是那种大麦片放得少一点，白米多了一点，还放了一些红豆。豆香掩盖了郝老师也并不宽裕的家境，掩盖了我的惶恐与不安，成为此生永不会磨灭的美好记忆…… 随着年级的升高，我离家越行越远，偶尔在路上会见着往昔的老师们，打个招呼也都匆匆别过。后来听说郝老师不再做老师，再后来听说郝老师的老公因车祸去世，她被安置到老公生前的单位做了工人，再后来就没有郝老师的消息了。 前不久，省里搞了一项工程，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辞退的民办教师进行经济补偿，我参与了这项工作。打开那个时代的档案，郝老师的名字赫然在列……在我的办公室见到了她，容颜没变，但身材没有印象中的那么高大了；填了表，请她签字时，那认真的神情没变，可字没印象中的那么娟秀了。或许，郝老师本就这么高，字也本就这个样，只是时空转换，我自己长高了，见识的东西多了一些而已。（2015年10月13日） （四）我的老师董正梅 上了初中，真是眼界大开，不但要走更远的路，见到更多的人，还接触到更多的学科，而最重要的是我遇到了董正梅老师。 董老师瘦瘦的，高高的，很少看见她笑，但也不是那种一看就让人害怕的严肃。提到她，我的记忆闸门一下子就打开了，往事历历在目，一时却不知从哪儿说起，一直停在这儿，顿了好几天，今天决心继续写下去。 董老师当我们班主任，学生们自然更怕她一些，但背后该玩还是玩，该打还是打。班上有一个玩角叫梁兆军，用老师的话说叫推倒三个撞倒两个。一次，兆军兄和另一个同学在讲台附近激战，上课铃响了，董老师的身影已经在教室门口，兆军好像没讨到多大便宜，奈何老师已至，恨恨不平的向座位上走去，边走边回头冲那位获胜的对手发狠：“你别屌……”言下之意是下课再见分晓。这或许也是战败一方常用的一招，在精神上求得一些安慰而已。但董老师不干了，她用很平静的语调对梁兆军说：“你站住，来，到黑板这儿来，把”屌”字写给大家看看。”梁兆军傻眼了，全班同学都傻眼了，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字大家都不会写，更是因为董老师是个女老师哎。你懂的。梁兆军挂了两分钟黑板，粉笔捏在手里，不敢写，当然也不会写，更让大家傻眼的事情是董老师竟然拿过粉笔，端端正正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屌”字：“我来告诉你，这个字这么写。本来这也是一个正常的汉字，但到了你的嘴里怎么就变味了，变得那么低级、那么不像一个中学生呢？”你说说，遇到这么一位拿得出的老师，你还不心服口服，还敢调皮捣蛋吗？ 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梁兆军进了的老师的“黑名单”，有事没事就“关照关照”他，反正上学期间，这家伙一直规规矩矩，没惹出什么大乱子。几年前，我在办公室，手机响了，一看名字“董正梅”，当时没想到是老师打来的，以为是我一个和她名字很像的同学打来的，这位同学在局里当班，平时跟她就随便一些，领导领导的叫，开开玩笑。说了好几句话，董老师问：“你知道我是谁啊？”我这才醒过来，原来是老师打的电话，闹了个大红脸。董老师跟我问梁兆军是不是开饭店了。我告诉她此梁兆军非彼梁兆军。心里为老师还记得这个梁兆军而感动。为了不再出这样的笑话，我手机通讯录里特地在董老师名字后面缀上“老师”二字，董老师再打电话来，绝不会出洋相了。 我家离学校最远，有十几里路。每天很早就要起床，家里没有计时的工具，不知道时间，有月亮的时候，母亲会问月亮在哪了？我出去看看，月亮挂在屋子西边韭菜地上面，或者已经飘到西边小广子家屋头，母亲根据农历日子，推算大概是什么时间，说可以走了，我便动身出发。这也保不准，尤其遇到阴天就麻烦了，往往跑到学校天还没亮呢；也有时候迟了，到了学校已经上课，最离谱的是一次到学校时，第一课已经下课了。如是三番，没少被老师问怎么了。 那时候，每天都在家里烙一块饼带着，算是午饭。有一次中午放学了，正在教室里啃硬得像石头的大饼，董老师不知怎么没有回去，看见了，问了问情况就走了。忽一天，有同学有点嫉妒地跟我说：“老师对我们那么凶，对你好呢，昨天你还没到校，她在班上说全班只有你可以迟到……”我没有听到这句话，但从此以后，董老师确实没再叫我去办公室问迟到的事。而且，还时不时从周边农家要点锅巴、热水什么的叫我中午吃。 转眼两年过去了，到了上初三的时候，照例我是凑不齐学费的，好在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每到开学都厚着脸皮找老师帮我减免。可这次不同了，我到了学校竟然没看到董老师。有同学说董老师不教我们了，现在班主任换了一个人。换了人我也得等董老师来，不然没人给我去找校长减学费。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我急了，在校园里转来转去，找我的董老师。当时那种见不着老师的失落和上不了学的恐惧到现在还存在心里，一想起来就有点堵。 前年，听同学说董老师也做了开颅手术。忙打了个电话问，确实。但老师的开朗是一贯的，听不出有任何抑郁和恐慌。告诉我说每天会到中医院转转，第二天我特地赶了个早，骑着摩托车从乡下跑到中医院，可也真是怪，满医院转遍了，没看见老师，心想是不是来早了，等会吧。可左等右等还是不见老师。打个电话，嗨，老师说她今天没去。我接着电话，心里忽然就闪出30年前十五岁的我在校园里遍寻老师不着的失落。只是那个时候我真的寻不着老师，而这一次，老师不会再离开我的视线……（2015年11月16日）
曾经看过一个段子，说小时候上学，把English读为“应给利息”的同学当了银行行长，读为“阴沟里洗”的成了小菜贩子，读为“因果联系”的成了哲学家，读为“硬改历史”的成了政治家，读为“英国里去”的成了海外华侨。而我读成“阴沟里洗”的竟然没有成为小菜贩子，也算是一个奇迹了。 其实没上初中之前就知道英语这个玩意了，庄子上有“前辈”呢。他们去离家十几里地的初中学校上学了，回来说他们学会了说外国话，叫英语。我们这些小屁孩就跟在他们后面讨教。看见大树，问这在英语里怎么说？他们一努嘴，说出一个稀奇古怪的发音；又问猪怎么说，狗怎么说，蛇怎么说，一概一努嘴一串怪音。过几天，他们回来又吹起来，说学英语的人都有一个英文名字，又引得我们一帮屁孩跟着跑，一个个报上大名，问自己的名字在英语里怎么说，一旦获得示下，则奔走相告，庆贺自己有了英文名。 后来，自己上了初中，那几个前辈倒不知什么原因，早早打道回府，不上了，用现在的话说叫辍了学。那时候，学上不完就回家的很多。等到后来我工作了，为了动员这一类学生回到学校上学，真是差点就把腿跑细了，还会受一些白眼，这是后话。等到自己接触了英语，发现我们被庄上的“前辈”们忽悠了。不但他们不可能那么短的两三个星期里就知道那么多动植物的名称，就是这中国人的名字问题也没有那么复杂，只是变了一下语调而已，譬如“小沈阳”那样的。 第一课，一个年轻的老师走进教室，呱里呱啦说了长长一段，大家听得云里雾里。然后老师把刚才的话解释了一番，什么跟同学们问好啦，什么英语学科的特点啦等等，这些都统统忘记了，但却记住了老师的自我介绍，知道这位老师叫杨学平。再仔细看看，这人高高大大的，身材比较瘦，脸却显得很胖，在那个众人皆瘦的时代显得有些特别，要是弄个卷毛假发戴起来，还真的像个外国人呢。 接下来就是学着读写字母，真是作怪，明明是熟悉的汉语拼音字母，非要读成另一个音，别扭得很。好在没两天就开始把这些字母编在一起，学单词了。第一个单词是“bee”。后来，26个字母学到哪，就编到哪，学完O时，就知道狗是“dog”了。学得多了，又作怪，这些单词会打架，我们有办法，用铅笔在单词下面标汉语。dog就标着“倒勾”，cat就标着“卡头”。一时弄得书上花花绿绿，煞是“好看”。哪知道这可犯了杨老师的大忌了，他发现后，进行了严厉批评，责令大家统统擦掉。 字母学完了，杨老师专门教大家唱字母歌。字母歌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别扭和困惑，突然发现还可以用歌唱的方式来表现字母，大家兴趣很高，很快就学会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到同学家玩，听了几次收音机里教唱字母歌，发现杨老师教的和这个还是有些区别。哈，杨老师到底不是教音乐的哦！ 第二位英语老师叫刘启胜。这位大爷和杨老师完全是两个做派，嗓门大得出奇，读课文或者句型，嘴型夸张，声音沙而不哑，很是与众不同。此公讲起课来激情万丈，任你堂上有人小声说话，都一概被他的声波覆盖，掀不起大浪来。刘老师对学生很严厉，调皮的不调皮的没少被他整饬过，乡野农村，那时候老师叫你罚个站甚至用书扇你几下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往往家长还大赞：“老师，你给我打，这小炮子仔就记个打，不打不骂他不成人。”不少人遇到刘大爷上课都战战兢兢的，头不敢抬。记得有一次，一个平时不咋样的小伙竟然被老师点到名上黑板听写几个单词。大家都知道，悲催的一刻又要到来了。没想到，这位小哥竟然全都写出来了，全都写正确了。大家松了一口气，以为喜剧上演。又一个没想到，刘大爷拿起书照着这位小哥的脑袋就是一下。都蒙了，咋回事？不会写挨打，会写也挨打，还有木有天理了？却听刘大爷开口了：“你看看你，平时吊儿郎当，漫不经心，只要认真一点点不是都会了吗？你还是可以的嘛！”这位小哥挨了打心里还暖烘烘的。 初三又换了一位英语老师。和前两位比起来，这位算是学院派的，最文雅了，说话很慢，和声和气的，调门低，叫你不得不屏住气听他讲。大家背后都议论说陈老师是个高手，不用大声呵斥，就都不敢课堂上讲话了。是的，这位老师姓陈，叫陈景海。 据班主任介绍，陈老师甫一上任，就和校长立下军令状，说他这门学科绝不拖中考的后腿。班主任李景程嗓门大，大声问我们：“陈老师有信心，你们有没有信心？”被这么一渲染，大家激情高涨，齐声高喊：“有信心！”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总是那么骨感。激情过后，还是沉寂。陈老师显然有些着急，但他从来不骂人，说话的语调语气却让你感觉到他的情绪。一次测验之后，照例要通报每人的分数。大家都低着头，竖着耳朵。老师站在讲台前，不急不慢的读着各种分数。读到我时，我感觉明显的顿了一下，然后“***，六十，”又顿一下，“挂零。”市场上流行着一个段子：“多一分累赘，少一分受罪，六十分万岁。”但此时我却“万岁”不起来，因为老师的语调透着浓浓的失望。 我这人吧，没别的特点，就撞上了一个字“笨”。初中做了留级生（跟留学生只差一个字，意义却相去十万八千里），而且，英语这门那时怎么看怎么重要的学科，到了我这儿，就是硬皮疙瘩，怎么啃都啃不动，要不是那时候年轻记性好，最后一年，硬是把初中五六两册英语书从头到尾给背下来，说啥也不会过了关。不过这些东西除了帮我考试过关，貌似也没啥用处，上了师范就没有英语这门学科了。第一次看见外国人是在南京，我刚读师范。其时，我正在路边行走，感觉有个阴影罩住了我，抬头一看，哎呀妈呀，一个高大的黑人正盯着我看，眼白有葱根那么白。我吓了一跳，所学的英语，什么“哈罗”，什么“娃子要奶名”，统统忘记了，赶紧跑了。最近一次是前两年，被朋友拉着参加一个派对，竟然有几个外国人也参加了，和他们打牌、喝啤酒，所学的英语也没有派上用场，因为这几个家伙都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 （2016年1月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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