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反复涌到唇边的是这句话，用在两个故宫上必须是倒过来理解的，毕竟台北故宫是从北京故宫迁移分支出去的。七十多年过去后，随着某党派不遗余力的整容、舍弃，台北故宫正在失去最初的被定义，我非常认同作者阐述的“文物基于文化土壤的存在，如果割裂与后者的联系，那文物只能称作艺术品……跟不少西方博物馆非法所得的中国文物一样”观点。 本书作者是日本的记者，凭了在台湾任职的一些经历，从自身视角出发，讲述了两个故宫的成因。文中的一些描述，暴露了他对中国文化认知的浅表性，他说到“中国人对于美感的价值观底层中，存在着独特的崇拜不祥的青铜器的价值观”，就是因为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我还想说和服腰间背着的小枕头看着膈应呢。他认为“在中华文明里，文化被定位成有特殊的意义，政治守护了文化”，所以“即使在战乱中，也能发生守护文物的奇迹”，他忽略了我们对文化的认同，对文化的热爱，对文化的传承，对文化的忠诚，那绝不是单纯的政治守护所能够完成的。 文中多次提到他对两个故宫相关人物的采访，这边强调北京故宫人的非政治性，那边通篇在写台北故宫人深陷政治斗争的尴尬，从而论证了他眼中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不能否认两个故宫的存在源于政治，始于1931年的文物南迁，从那时起，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物移转，文物们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然后再回南京，还没等到返回北京又被南迁台湾，由此产生了台北故宫。“这座建在山里的博物馆，原来在这个岛上应该只是暂时经过而已，但是命运却让博物馆留在这块土地上”。我最关注的文物南迁内容，作者写得很简单，这当然与南迁的原因有关，“如果没有日本，文物就不会流转，日本人等于改变了文物的命运”，文物们像是被安放到了命运的罗盘上，一旦开始旋转，就难再接触到踏实的土地般。 “文物有灵”，这是迁徙过程中故宫人的信仰，因为内心对文物们怀有如此崇高的情感，才会在那样的战乱时代舍命去守护它们，以保留国之文化命脉。也正因为此，退往小岛的人才会选择带着文物一起走，以拥有“正统故宫文物”来宣扬他的正统统治的合法性与唯一性，这里不得不说文物已经被政治所用。随着岛内党派的起伏，故宫文物被赋予的特性们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2015年底故宫南院的落成与使用，那些漂洋过海的故宫文物所代表的“中华”成了“紧箍咒”，“修正案希望把故宫的根切掉，消除古代中国文物的限制要素”，主张“应与其所地的台湾为中心，与亚洲及世界联结交织”，说白了就是离中华越走越远，恨不得彻底脱离。本文作者对于两个故宫只限于收藏本国文化的做法是不赞同的，所以对于台北故宫的变革，他从根本上是认同的。 基于此，对于我们坚持追回战争流失文物的做法，作者显然有异议。往大里说，他觉得文物只要能受到良好的保护，属于谁在哪里呈现给谁看并不重要；往小里说，就是不想把已经收入囊中的宝贝再交出去。对于北京故宫文物从清末就开始的各种流失行为，文中也有提及，不管他的看法怎样，于我而言，只想到落后就要挨打，在民不聊生的战乱时代，可怜可悲的岂止文物，而在祖国日益强大的今天，我们能够守护的又岂止是文物。于此，政治确实守护了文物。 文中大段篇幅在讲述台北故宫文物赴日展览的联络，直到文章结束后的2014年成行，可我们所企盼的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看到台北故宫文物一事，至今仍不可能。这几年不时爆出执政党用台北故宫文物为礼物，去巴结各路人马，还置两岸人民的骂声与反对声于不顾，将珍贵的颜真卿《祭侄文稿》送日展览。当文物为政治所用，它们的命运真的令人担心。 文物有灵。我想，在那座被形容为仓库的台北故宫里，诸多中国文物精品依然在等待回到真正的故宫来，让我们的后代可以自由的去看望拜访它们，去看见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根，我们的脉，然后，更好的去守护与传承。  记录是最长情的陪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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