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老远就看见了延安的标志——宝塔山上的那座宝塔,可心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股子激动劲。 比不上坐在车里远远的看到天安门,或是跋山涉水后瞧见韶山冲里那著名的几间屋。 按说它们的位置在我们心里是一般高的,都是供在心里多年的圣地。 天安门会让人想起纯真的《我爱北京天安门》的童声,那里面有我们带着“红小兵”标牌的笑脸。 那个时代最嘹亮的男高音李双江,讴歌朝霞在天安门城楼升起的华丽而高亢的音色。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面色凝重的挥动着手里的军帽,下面的百万红卫兵潮水般的随之涌动。 几个镜像交错着。 中国现代史发端更重要的事件五四游行的队伍,或是影响了中国当代命运的一九七六年清明节那次人民的发声,都没有在脑子里浮现。 韶山冲的那几间房屋的印象,是伴着《火车向着韶山跑》的歌声,混搭在一起的。 激动,还是激动。 他老人家的历史是非功过皆被情感屏蔽,我的童年在歌声和镜像中走来。 几年之后又去了韶山老屋,消退了情感大潮,会去想一些成长故事。 毛主席之前的毛泽东是如何在这里长大的,那个顽皮的娃,有没有经历中国传统父亲的棍棒教训;而作为家中的长子,为何他一直都没有书写关于父亲的文字。 他又是一个那么喜欢舞文动墨或是动感情的人啊。 当年去看韶山,只想着一个伟人在这个屋出生,是从这屋里走出去的。 心潮淹没了心思。 算是一种很有研究价值的教育现象。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近乎两代人,被一种看似很简单的灌输类的革命传统教育给凝固了感情。这种教育极其有效,有效到了它是大写着镌刻在少年儿童心里的,北京天安门、湖南韶山、延安宝塔山就是圣地。 我们在那些年月里对它们甚至都有一种宗教般的狂热。 它和你的理性思考和历史定义无关,有其独存的情感磁场。 革命教育深深的埋藏在了我们的心里。 所以,能亲眼见到宝塔山,心潮渐渐有些波澜,时光瞬间倒流几十年。 耳边还是李双江声带抖动的歌音:延河的水呀...... 歌名想不起来了。 尽管初秋还算是多水的季节,但我们想象中的滚滚延河水却干涸成溪流、沟壑。 我们心里的延安形象,是一排排窑洞,应该能紧贴着河沿,站在东去的延河水边眺望着高大的宝塔山。 可如今我们无论选定哪个特殊的角度,都很难复原想象中的那个场景。 翻天覆地的变化还不仅于此。 延河边已成宽阔大街,随处可见的现代建筑,早已将作为文物保护的革命圣地旧址旧貌削弱在时尚繁华的潮流里。 站在这样的地方,曾经的那个革命的圣地一会清晰一会模糊。 延安能成为革命圣地也是偶然,长征路途几个领导人想找块有革命根基、群众基础的栖息地,看国民党的旧报纸才知道陕北这个地方有个叫刘志丹的带队伍扎根于此已多年。 从地域文化来说,虽然延安它现在辖黄陵县,和中华文化发源地很近,但三千多年前,延安属独立的方国鬼方之域,商帝武丁曾发动大规模的讨伐鬼方的战争,《周易·既济》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春秋时期时,延安是白狄部族所居住的地方,这是一个游牧兼狩猎的少数部族;晋公子重耳曾流亡白狄12年,就居住于延安一带。 即便到了三国,延安仍为羌胡所据。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四十年前最走红的歌曲。最初,据说它来源于一个延安农民的首创。 是的,延安住过毛泽东,他在这里卧薪尝胆,运筹帷幄,把一支历经二万五千里艰难奔波的几万人的军队,变成了几百万。 他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中国的政治版图已经改写。 毛主席与中共在延安的一切都是令人感兴趣的,循着这些遗迹,你能够看到一个政党,是如何在最为艰辛和困难的扼杀与反扼杀当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之所以有名,就因为中共七大。 这是毛主席确立了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一次大会。 遵义会议还只是转舵,毛主席还仅仅是负责。 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七届一中全会选举出13名中央政治局成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中共因为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根除了不务实际的教条主义、理想主义,扎扎实实的握紧枪杆子,壮大自己的力量,迅速成为能够改变中国历史的一支极其重要的政治与军事力量。
由于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甚至在国内找个地方召开这样的大会都有困难。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 出席那次大会的各地代表142人,代表全国党员4万多人。 七大时中共不仅有了自己的地盘,可以毫无顾忌的轰轰烈烈的开近五十天,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已是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 作者相关文章 关注马尔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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