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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在史学界开创了许多传统，譬如把本不是皇帝的吕雉和项羽都列入到了帝王本纪中，这两人虽没有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但司马迁并没有拘泥于俗套，通过考察两人的生平事迹，最终还是将他们列入帝王本纪中。尤其是破天荒的把吕雉这位女性也列入帝王本纪，除了彰显他个人较为开放的女性观以外，实际上也反映了汉代对于女性的价值观念是颇为开放和尊重的，至少在汉代，女性们并没有后世人们在传统想象中那样地位低下。 那么汉代的女性观和地位是怎样的呢？下面就来聊一聊。 自由开放的婚姻观——改嫁之风的盛行 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传》中特别记载了“文君夜奔”的爱情故事，卓文君因爱上司马相如，因此不惜采取私奔的方式和司马相如离开，这段爱情故事许多年来也自此传为佳话。不过，司马迁的这一记载也逐渐引起史学家的注意，因为在古代讲究惜字如金和严肃的史学界，司马迁为何要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刻意记载到史书里呢？而且整件事的过程和细节都描绘的十分充分。 清朝经学家和文学家王闿运对此推测说史公欲为古今女子开一奇局，使皆能自拔耳，所谓“奇局”自然是指司马迁希望通过记载这件事，让后世的女性意识到在追求自己的婚姻时她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屈从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说明司马迁对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之间的爱情故事是推崇的，认可的，所以他刻意把这件事载入史册，就是希望能够让后世的女性拥有可借鉴的故事。 王闿运的弟子对此表示了赞同，他说读《史记》，疑相如文君事不可入国史，推司马意，盖取其开择婿一法耳，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本是不可被载入史书的，但司马迁这样做显然带有一定的动机和目的，既然司马迁愿意花费笔墨记载这件“天下事”以外的寻常小事，自然表明他对这件事是充满欣赏之意的，否则也不会这么做。 钱钟书后来对这句话继续评注说目光如炬，侈谈‘自由婚姻’者，盖亦知所本，意思就是说在那些奢谈自由婚姻的人看来，司马迁记载的这件事自然一下子就能让他们知道其用意，给予他们鼓励和启示。说明钱钟书对于以上两位学者的看法也是的。不过，司马迁刻意记载这件事或许也表明在汉代人们的婚姻并不像今天一样是完全自由的，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意愿择取丈夫，父母之命到底才是真正的决定力量。 但是历史的记载往往又让我们有新的看法，汉代的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掌控自己的婚姻，但是也并非全然如此，一段婚姻是否还值得延续下去，她们其实拥有相当自由的决定权利。汉武帝时期著名的九卿朱买臣早年间因为过于贫穷，最终导致他的妻子对他心灰意冷，因此主动要求和他离婚，朱买臣苦苦挽留不得，最终只好和妻子离婚。而他的妻子和他离婚以后，很快便再嫁人。 离婚再嫁在汉代几乎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种婚姻观念在汉朝并不明显，尽管在择取夫婿上女性的自主权并不大，但是她依然享有离婚的权利。而离婚之后她们也不会被歧视和耻笑，而在明清时代女性的婚姻逐渐被工具化、操纵化，《清律》中规定说：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其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 在明清时代，不管是结婚还是再嫁，全都是由父母主持才行，若没有得到父母的认同则等于是无效。另一方面在明清之际除了特别因为丈夫的一些犯罪行为之外，女性基本上没有权利提出离婚，这一权利掌握在男性手中，另一方面明清之际的女性一旦被离婚，往往也会沦为被宗族耻笑的对象，其地位将会变得更低，更变态的是明清之际的男性还拥有将自己的妻妾卖掉的权利。另一方面明清之际的婚姻也变得物质化，如《吾学录》中记载说：择妇必问资装厚薄，装厚矣，女虽不淑，亦姑就之。嫁女必计资之丰俭，苟丰矣，婿不佳，亦利其所有不恤其他。 而在汉代，女性还是拥有一定自由的婚姻权利，她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要求和丈夫进行离婚，如朱买臣是因为过于贫穷，迫不得已之下他的妻子只好和他离婚，随后再另嫁他人。可以说汉朝的改嫁之风十分平常，官府也不会对此过度干预，社会也保持较为宽容的态度。《汉书·陈丞相世家》记载他的妻子是一个改嫁了五次的女性，其余男性由于害怕不吉利不敢娶她，陈平不在意这些，于是就娶了这个女性。 甚至就连汉武帝的母亲王皇后都是改嫁给汉景帝的，她起初是嫁给一个普通农民金王孙，还生了一个女儿，后来王皇后的母亲因为去看相说她的女儿将嫁给天子，于是就逼迫她和金王孙离婚，随后把她送进皇宫里成为太子妃，汉景帝即位后她就成了皇后，并生下汉武帝，后来汉武帝还把自己在民间的那个姐姐接到宫里来封为修成君。而王皇后的母亲在其父亲死去以后，也再次改嫁。 再譬如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原本被匈奴人抢走，随后被迫嫁给左贤王，后来被曹操重金赎回后，她又改嫁给了董祀。再譬如那个被困在匈奴那里十九年的苏武，他的妻子后来也改嫁，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汉朝时期的女性改嫁的例子可谓不可胜数，由此可见汉代女性享有一定高度的地位，她们对自己的婚姻也拥有一定的决定权，而且整个社会观念对于妇女再嫁也是习以为常。 这些固然都是因为儒家学说还没有完全盛行，影响到整个社会，所以汉代的女性显然在那个男权社会得到更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即便在宋朝时妇女改嫁都还普遍盛行，如李清照就曾改嫁，随后又离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宋代的儒学伦理已经日渐完善和成熟，女性的地位也随之开始慢慢降低，封建伦理逐渐成为约束他们的锁链，及至明清时代发展到巅峰。 汉代女性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地位 汉代女性在政治上的地位是所有朝代都无法相比的，纵观历朝历代只有汉朝是女性临朝称制最多的一个朝代，足足达到9位，从吕雉首开临朝称制的风气以来，女性就在汉朝的政治中十分活跃。从此以后，皇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几乎就成为了一种惯例。汉朝的官僚们虽然心系刘氏，但是也接受了这种政治现实，说明汉朝时期对于女性干政抱有一定的接受态度。 尽管必须意识到女性从政并没有形成风气，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一点，这些男性们能够俯首帖耳于一位女性的管理和指挥，可见他们对于女性干政并没有歇斯底里的反感和恐惧。相反，他们在礼制上维护了临朝称制这一制度，并最终为后世王朝所效仿，当然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其血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汉朝是一个外戚势力极为庞大的朝代，不管是窦氏、卫氏、霍氏还是吕氏，这些政治集团无不都是以某些女性的政治权力而随之上位的。 但终汉一世，并没有那位官僚站出来反对后宫中的女性干预朝政，要求皇帝打击外戚集团，实际上不仅是皇帝承认了外戚集团的存在，就连官僚们也承认了外戚集团的存在。而外戚集团又依附于后宫中的某位女性，他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些女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启用外戚集团，这些都反映出了汉代女性在政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由于汉代较为开放的女性观，这也导致汉代女性被封侯封爵不是少数，如刘邦封兄伯妻为阴安侯，萧何的夫人在他死后继承了酂侯这一爵位，樊哙的妻子吕媭封为临光侯，包括像汉武帝把自己的丈母娘臧氏封为平原君，汉宣帝把自己的外祖母封为博平君……号称“古代第一女神相”的许负因为善于相面被刘邦封为鸣雌亭候，汉初十八侯之一的奚涓死后由于没有儿子，于是他的母亲继承了他的爵位。 汉朝女性封侯封爵在历朝历代也算是一道奇特的风景，既可以反映出汉朝人较为开放的女性观，也展现了汉代女性在政治上享有较高地位。再譬如班固的妹妹班昭不仅协助编写了《汉书》，而且因为其优秀的才能被汉和帝征召入宫成为皇后和贵人们的老师，因此又称她为曹大家。邓太后临朝称制的时候，还把班昭召入宫中协助自己处理政事，而邓太后也因为出色的政治才能和治理，被史书评价为“兴灭国，继绝世，录功臣，复宗室。” 由此可见汉朝时期对于女性干政不仅采取接受的态度，对于她们的政治功绩也是充分肯定的，并不会因为她们是女性而故意贬损。汉朝时没有所谓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社会观念，汉朝时期不仅有班昭这样的才女，还有蔡文姬这样的才女，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是中国古代十大名曲之一，至今依然还在传唱。再譬如汉成帝的嫔妃班婕妤也是汉代著名的才女之一，又或如卓文君。由此可见汉朝时期的女性学文之风是十分盛行的，条件较为优越的家庭都不会阻止女性学习文化。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班昭虽然是汉代杰出的女性，但是她自己本身却是“三从四德”的倡导者，这也表明到了东汉以及末期，儒学观念中的女性观已经在汉代社会有所影响。但终汉一世来看，女性的总体地位是极高的，在历朝历代中都享有极高的地位和典范作用。综上所述，这也就不难怪司马迁会把吕后列入帝王本纪了，其实反映的都是汉代人对于女性较为尊重和包容、开放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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