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开篇的话，也是之后无数中国作者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就像此时我在这篇文章里引用一样。 我不知道年轻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跟他父亲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是冬天还是夏天，我想应该是冬天，因为冰块只有在冬天才会成形。可我的脑子里却总固执地认为是夏天，奥雷迪亚诺·布恩迪亚午睡醒后的三四点钟，马孔多被夕照染红了一大片，庄稼地里的风正在轻轻地抚摸仅有的几户人家。乡野的黄昏，岁月祥和，生活无限宁静。 和马尔克斯用了十年时间寻找这句话来创作《百年孤独》一样，1995年5月17日下午三四点钟，在几声枪声响起之前，张家冲也同马孔多那天的下午那般宁静，之后，就打破了沉默，画面由此储存进了我的大脑，再之后，就时常从大脑里蹦出来，让我回到那天下午。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让我痛苦的是，这幅画面每次蹦出来之后，我的呼吸就急促、胸闷、气短，全身颤抖，晚上睡觉必做噩梦。以至，接下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活在恐惧和不安中。 我知道，我的这种恐惧跟不安没有哪一个医生能医治得了，除了死亡，再就是像马尔克斯那样写一本“百年孤独”。 现在，我看着窗外面血红的夕阳宁静地铺在宽阔空旷的柏油马路上和庄稼地里，脑子里出现了马克尔斯的《百年孤独》里年轻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和他父亲去见识冰块的那个下午，紧接着出现的就是二十多年前在老家，我放学归来后放下书包坐在门外边的廊檐上摘金银花，夕阳静静地染红山野，除了风声，听不见一丝声响。突然，从河边路口冲进来七八个警察举着手枪一边朝天放子弹，一边大声地喊我父亲的名字，然后是几个小时激烈的搏斗。擒住我父亲押走后，一个警察用枪口顶着我的后脑勺，另一个警察让我回答他们的问题，并强迫我掏出JJ，用水果刀放在上面晃了几晃，若是我说了谎就割下来丢给狗吃。 那年是1995年5月17日下午三四点钟，在张家冲，我12岁，读小学五年级。 从那天下午起，这幅画面就在我的脑子里存储了起来，记忆一直清晰着。我清楚，它会一直清晰下去，只不过它不是我在这篇文章里要重点讲述的，因为讲完它工程浩大，需要几十万字甚至百万字。这里我只讲述完整故事中的一个小插曲，——1999年夏天和秋天，或者说，1999年夏天到秋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点故事。 1999年我16岁，上半年是一名在校中学生，下半年没有了任何身份。 那年的中考时间是现在的高考时间，我记得我是带着重感冒和扛着家人强烈反对意见走进考场的。中考是我最后的一线微光——考取了，家里人或许会心软，同意我继续升学，毕竟，母亲就我一个儿子，外公也只有我这一个会读书的孙子（外公没有儿子）。 记得那年的中考和现在的高考一样，所有考生都有家长守在考场外边陪考，只有我是孤身一人。因患了重感冒，入考场前我带着药和一个水杯，被监考老师反复检查后确认没有作弊资料才放我进考场。 那时教室里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阳历六月还不是很热，但对我这个重感冒学生，加上考场的严肃，教室里显得比平时要热一些。 考了三天。三天时间，我像是度过了三个孤独的世纪。紧张没有，我一向不怕笔试，只是身体太难受，头重脚轻、全身乏力，汗流浃背。其实最难受的是思想，看见所有考生进出考场都有家长陪同，递给他们不是吃的就是喝的，这种感受给我心里的滋味很不好受。 三年初中，每个周五下午放学、周日下午返校，离校远的住读生不是家长用车接送就是自己骑自行车，或是坐班车，只有我一个人是走路，从学校回家，要沿公路走2个半小时后看不见一户人家了，再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回到那个没有任何温度的家。 中考结束后，学校要求所有住读的考生必须当天离开学校。我收拾完行李后，因路途太远，东西多而且重，平生第一次硬着头皮求助一位同学，请他开拖拉机的父亲帮我把行李带回去放到路边，然后我再慢慢地搬回去。 到达同学家路边时，夕阳已经西斜快进了山谷，同学的堂姐跟我也是同学，关系不错，她说她送我回家，但她没有想到我的家那么远，而且还很偏。 太阳下山了，风呼啦啦地吹着树林子，吓得她全身打颤。到我家后，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座不堪入目的危房，惊得她目瞪口呆，看了看四周没有一户人家，得知还没有电灯后，她说她完全像是在做梦，她这几句无心的话和表情在当时让我的自尊心无地自容。 毕业后等成绩的心情和所有参加过高考的人等成绩的心情是一样的。那一个星期家人对我的态度尽管无比冷漠，但我并没有特别难受，因为我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反复测估分数上——成绩好意味着还有一点儿升学的希望。 分数公布那天，公告栏处挤满了老师、家长和学生，我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一进校门，一个在学习上受我帮助了三年的女同学跑过来说，你的分数超过了录取线，问我接下去怎么打算。我问她考的怎样，她说很差，准备报读卫校。我祝福她，然后苦笑了一声，说，我毕业了。 我把成绩报给外公和在广州幼儿园工作的母亲后，外公说他只替代母亲照顾我跟妹妹的生活，没有责任和义务抚养，升学的事让我问母亲。母亲回信说广州有多么的好，那边有钱的人都是不读书的，叫我在家里等半年，春节后带我去广州。第二年跟她去了广州，她让我去到中山市的一家灯厂进车间做流水，每天上20多个小时的班。我连续上了四天实在受不了跑了出来，她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 从三岁半到初中毕业，除上学外，其他时间我一直在这座与世隔绝的山里待着，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完全不知道。我想继续读书，将来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老师讲过书中自有黄金屋，尤其是英语老师，他留过洋，去过很多国家，我英语好，他很喜欢我，希望我长大后也能去很多国家。 不管我怎么说怎么哀求，母亲就是不同意我继续读书，外公也帮母亲更加冷淡我。99年的下半年，他不准我出到山外去，也不和我说话，说话就是讽刺、挖苦、阴阳怪气，甚至经常拿出走威胁我。饭每天我也只能吃一顿。16岁正是青春叛逆期，身体发育的高峰期，憋着难受的痛苦我实在忍无可忍，但没有任何办法，还是得忍。我的身体就这样垮掉了。 那个暑假，我每天的工作是放牛，孤寂的深山除了我跟牛外，再能见到的活体动物就是天上的飞禽和地下的走兽。为了不让神经失常，放牛时，我在山上挖草药、捡蘑菇，有时也带上早就看烂了的教科书再看，有时候也带一支笔和一个本子，看着天空和山林，写点什么，画点什么。 初二上学期，母亲给我寄了2本书，20年多年，这是我对她最大的感激。一本是张艺谋前妻肖华写的《往事悠悠》，另一本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这两本书是99年夏天和秋天给我浮躁、孤独、寂寞、无助的心每天打的镇定剂。两本书我反复地看，少说也看了十几遍，尤其是《第二次握手》，因为尾声残缺，让我对主人公最后的命运牵肠挂肚了十多年，直到2012年再版后才放下。 我写作最早的动机来自外公。那年9月的某天下午，天气特别好，就像我幻想《百年孤独》里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跟他的父亲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一样美。只是，外公跟外婆在吵架，俩人又蹦又跳扯破嗓子骂双方的祖宗十八代，我光着上身赤着双脚拿着一把铁锨在晒谷场上收谷子，忽然见一行人朝家里走来。外婆见有人来了就停了吵，外公没有罢休，见有人来他骂得更起劲，还跳起舞来。 来的一行共9人，是二中老师和镇里的干部。他们问我外婆这里是不是冯刚（我最初的名字）的家。外婆说是。他们说他们是某某学校的老师和干部，开学好多天了没见冯刚去报到，特来家访了解情况的。 外婆是我们大家庭里最会做人的人。我清楚记得，家里总共只有四把椅子，其余人都蹲在地上，喝水的杯子也只有3只。外婆很难为情，不断赔礼解释。外公在气头上，对他们说，农村人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老人是国家干部，与我们农村人不一样，我家里杯子椅子就只有这些，不怕脏你们就轮着坐轮着喝，怕脏你们就走。 现场除公外，所有人都尴尬至极。他们说蹲着没关系，水也不喝，因为不渴。其中一个人对低着头站在晒谷场上一声不吭声的我问道：“你是冯刚吗？”我不抬头，蚊子般的声音回答是。他又问：“录取通知书收到没”？我说收到了。他接着问：“收到了为什么没有去学校报到呢？”我说没有钱。他问：“你的父母呢？”这时，我很难堪，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合理。顿了顿，说：“母亲在外面打工，父亲不知道哪里去了。”那个人奇怪地问：“你的父亲你怎么会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呢？”话音刚落，外公接过话，他穿着一双从来不洗的胶鞋边跳边用手舞，用非常大的声音说：“什么不知道哪里去了呀，他是不好意思说，怕丑，要面子。我是他母亲的爹，是他的外公，他喊我爷爷，他的爸爸是我的女婿，是个野蛮人，还是一个强盗，四年前偷人家东西判刑抓去坐牢了，真是丢了我这张老脸。这是他儿子，读书不错，他也想读，都快想疯了，但想读就可以去读的呀，没钱呀。他还有个妹妹，他母亲一个人养不起两个孩子，强盗的儿子，就是去读了书也没有什么用。 外公的这一席话让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我的脸烫得比夕阳还红，真想立刻死掉。一行人相互嘀咕了几句，然后对外公说：“您老人家不能这样说自己的孙子，大人犯再大的错，孩子是无辜无罪的。我们看了您孙子的档案和成绩单，老师写的评语都很好，成绩也不错，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他本人，若是再让他读几年书，将来会有出息的。现在你们掐断了他的学业，他人这么年轻，身子骨又这么单薄，马上就21世纪了，各行各业都在飞速发展，一个初中生，除了认识几个字，会算账外，其它什么知识都没有，农村活儿他肯定是吃不消的，你们这样做不是害了他一生吗？”外公说：“我也想让他多读几句书呀？但没有钱怎么读呢？”其中一个人说：“有困难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嘛。”外公说：“想办法？好！你们把他现在就带走，学费、生活费全部由你们垫付，我们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的，等他毕业工作了还你们。” 一行人见和这个老人无法沟通，知道再说下毫无意义，就站起来告辞，其中一个人走过来摸了一下我的头，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再好好想想吧，跟爷爷和妈妈好好地说，还是再读几年书吧，别让自己以后辛苦。”我低着头不说话，眼泪流到了地上。外公说：“有什么好想的，几年前他就想好了，空想。” 送走那行人后，我躲进房子里闩起门来哭了一场，然后给母亲写了封信，准备用一瓶农药结束生命。当拿出母亲的一摞照片一张张看时，脑子里总回旋着父亲打她的那些镜头，最终因舍不得母亲，我放弃了轻生。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枕头边的《往事悠悠》，把它翻到首页，肖华在题记里写：“我始终认为真诚地生活，默默地奉献是一种洒脱，是一种炽热和善良，是我们这个民族应该记住和弘扬的一种精神。我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在《自序》的开头她又说：“我从来没有生过写书的念头，但现在却拿起了笔，追寻我逝去的从前……” 晚上吃饭时，外公笑嘻嘻的对我说，你为什么那么怕丑啊，直接告诉他们你的父亲就是强盗，在坐牢，这是事实啊。以后再见有人问起你的父亲，你直接对他们说实话就行了。 外公那天下午的表现和肖华的这本书，让我有了提笔写文的念头。最先，我是模仿肖华的《往事悠悠》来写的，题目叫《枯萎的绿叶》，但由于时间、环境等许多因素都不允许，加上自身文化不够，还因为没有钱买墨水和纸笔，以及许多我出生前的事情也不是很了解，还有打工的日子每天两班倒十几个小时的辛苦、南北辗转不断失业、换工作等，写写停停最终没有坚持，到最后底稿也弄丢了，就索性没有再写，但写作的习惯保持了下来，只是改成了写一些不伦不类的诗歌散文，目的是用来打发孤独。再后来，当我越来越了解到这么多年来家里的事情不是外公和母亲说的那样后，我庆幸那时没有把它写完公开，否则，对父亲的误会，我死后都不敢去见他。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开头写到：“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可我说了这么多，故事却只开了个头，如果接着写，一定有《百年孤独》那么厚，可我不想写了，我想歇下来，找准机会了再写。因为，我的故事远没有常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像认识我的人怎么也理解不了我怪癖的性格一样。我写这篇文章也是冒着很大的思想压力、鼓足了很大的勇气，做好了很大的批评后才动笔的，因为我知道，文章公开后，会有很多人骂我，说我不孝。 尽管这样，写这篇文章我写得还是很坦然，虽然是回忆，但没有一丝伤情。我写出来不是博取谅解和同情，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完全的了解，同情更是一种对对方的侮辱。我之所以写，是因为我无法欺骗自己。去年外婆去世下葬还未结束，家里就地动山摇，互相残杀，今年春秋两季我一直大病，网上不少朋友担心着我，但他们无法理解我，总是用断章起义的语言试图救我，这让我的思想压力更大，导致我无法正常生活。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关心是一种幸福，但不吻合自己的思想，这种关心就变成了闹心的痛苦和孤独。 我对任何人都恨不起来，因为过于慈悲，所以得罪了不少朋友，更是下贱了自己。作为一个是因写字被人认识的人，我只有继续用写字的方式来解救自己，当我的生活被打破宁静，仍是一个人时，我别无其他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公开秘密。我知道，秘密一旦公开，浪就会卷的更大更高。 我的书桌上放着三本书，《第二次握手》、《往事悠悠》，还有一本是洪峰的《东八时区》。《东八时区》也是1999年那个夏天我从一位同学处借的一本《收获》杂志上看到的节选，小说讲述的也是一个家族几代人的秘密，我很有兴趣，想看全文，却不知道去哪里弄，所以，20年后的夏天我在旧书网上淘了回来。以及这些年我写诗，也是因为那年从从这篇小说里第一次知道了普希金和叶赛宁。 玩文字是个危险的活儿，不管你成名不成名。曾多次为写私人的东西让我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受到过有很多人的批评，叫我做阿Q，不要做祥林嫂。可我不是阿Q，也不是祥林嫂，我只是我，我有话就想说。最近看了史铁生的散文集《我与地坛》、卢梭的《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陈忠实的《好好活着》、巴金的《随想录》，以及读了不少普通作者的文章后，我认为，一个真实的作者，必须写他真实的文字，他才会在不安中活得坦然一些。 写作是为了遗忘，留存是为了销毁。我相信这两句话没有问题。 2019.8.29-31 杭州 2020.9.9-10改 杭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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