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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新社主笔｜冯璞 “每个人都与残障人士有关，我们不是在关心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群体。” “他终其一生都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永远停留在单纯的年纪，永远跟纯粹心在一起。我每天回家都会看到一张无比灿烂的笑脸，让我能瞬间从名利和纷繁的世界中脱离，回到内心的宁静。” 公益究竟与每个人有多相关？ 1月19日上午，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年度论坛于宝华大厦举行，由律新社协办并全程媒体支持，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公益法律服务与社会创新的新趋势”，近百人聚集于此，共同探讨公益法律服务在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和机会，分享中国律师在不同公益领域Pro Bono的实践经验。 尊严的实现不是靠某些人的善念 “公益领域一直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就是要向精致利己主义的社会传达公益与每个人的关联究竟在哪里。” 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合伙人、上海有人公益基金会残障项目总监 蔡聪 蔡聪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已经通过《奇葩说》第四季听说，身为残障人士，他在荧幕上分享的切身体验让人深受触动，而普通观众可能不了解的是，蔡聪还是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合伙人、上海有人公益基金会残障项目总监，一直致力于为残障人士争取权利。 残障人士一直被视为弱势群体受到社会的保护，公众对残障人士长期保持着救济和怜悯的态度，但在蔡聪看来，残障是一种生活状态和特点，每个人可能都是残障人，环境和态度的阻碍都可能阻碍我们权利的实现，残障人士遇到问题和阻碍的缘由并不是残障，而是社会不完备的物理状态。 “孩子会遇到很多与残障人同样的障碍——灯的开关够不着，高处的东西拿不到，跟人说话总要抬头，孩子也会觉得压抑，所以总想往高处爬。因此除了身体障碍，文化态度也会导致很多问题，每个人都与残障有关联，我们并不是在关心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群体。”蔡聪说道。 从利他主义来说，我们无法看着同类陷入苦境；从利己主义来说，我们不想落入同样的境地，所以我们一直在保护和帮助残障人士。但如今思路开始转变，法律和公益、残障产生了关系，法律援助不再仅限于为残障人士打官司。 蔡聪提出，从扭转立法理念扭转、制定规范制度到落实，每一环都要注重。他举出了盲人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却无法在地方免费乘坐公交、银行特意用盲文通知盲人不能在没有陪同的情况下办理业务等案例调侃，却让现场的人陷入沉思——尊严的实现不是靠某些人的善念，而要靠让每个人都平等的制度保障。 “要让残障人士意识到自身的权利并作为主体参与制度的改进，由替代性决策向自主型决策转型，由最大利益原则向意思自治原则转型，从根本上尊重权利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蔡聪说道。 我的孩子是公司的笑容总监 上海瑰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 黄金 上海瑰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黄金同时也是一名唐氏综合征孩子的妈妈。 “九年前，我跟我先生商量，今后要为这个群体做一些事情，不再让这个选择变得如此困难。”黄金无不感慨地说道，“九年后，再看这个选择，我觉得无比自豪，因为我给了自己一条路去看另一个世界。” 唐氏综合征的孩子终其一生都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他永远停留在单纯的一面，他永远跟心在一起，永远跟这个社会最淳朴的部分在一起。“我每天回家都会看到一张无比灿烂的笑脸，让我能瞬间从名利和纷繁的世界中脱离，回到内心的宁静。机器人可以做很多事，但是这样的笑容没有机器人能做到。” 据保守估计，中国有2000万心智障碍的儿童，6000万心智障碍儿童的家人。黄金在现场说道，这个群体在隐身，他们不在周围人的朋友圈里，而是在公益慈善的现场。 在选择做父母时，遗传变异的概率一律平等。“我的前半生拥有了很多知识、资源、理念和价值观，这些都能够养育一个正常生活、读书、运动的孩子，而无法养育一个特殊的孩子。”黄金的笑容中带着苦涩，“本质上，我们面临一次人生危机，要痛苦而压抑地重构整个人生，我们会觉得自己矮人一等，只因为我们做出了这个选择。” 社交是人能找到尊严的最好方式。因此，黄金希望能将这些父母们聚到一起，同时引入商业合作而非公益救助的力量，因为黄金切身地感受到，公益环境下的被服务和被支持是附加的，作为商业主体比公益主体尊严感强很多。“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选择，帮助孩子拥有教育和生活的资源，也帮助父母重拾信心和希望，成为一个普通人。” 法律和Pro Bono只是手段 温暖和连接才更亟需 深圳市福田区维德法律服务中心自2013年7月创办至今，志愿律师总数增加至844位，他们来自241家律师事务所，2017年全年向社会贡献的无偿法律服务时间达到创记录的9454.5小时。 深圳市福田区维德法律服务中心创始人、执行主任 李严 创始人、执行主任李严表示，一种行为的背后有没有文化支撑，直接影响到这种行为是否可以持续和发展壮大。而由于有了Pro Bono这样一种文化，一代又一代的律师将志愿法律服务视为律师职业本身所附随的责任，认为Pro Bono就存在于每一位律师的DNA当中，因此理所当然地要做，而且不是只做一次，而是要做一辈子。“然而，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只去唤起律师的社会责任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解决了‘为什么做’的问题，而更加重要的是‘怎么做’。” 李严向律新社说道，如果律师仅仅想着尽一点社会责任、完成一个公益承诺、满足一下自己的善心或马斯洛的更高层次需求，那么这种行为是单向、居高临下的，律师与受援人之间并没有连接，更谈不上心与心的交流。如果抱着“我给你就好了，免费的！”这种态度去做援助，对律师来说只是一个案子，但对受助者来说可能影响到他们的整个世界甚至生命。 公益慈善的价值和目的在哪里？是不是只是通过为弱势者提供免费的物资和服务，从而减少贫富差异、降低基尼指数？如果只是这个目的，那么最适合做这件事的是政府。政府通过税收分配和财政转移支付而提供给弱势者的资源何其庞大，只要在使用效率上稍做提高，就足以抵销所有的社会慈善捐赠。 那么，我们为什么又将公益慈善、将Pro Bono看得如此重要？李严语重心长地表示，政府的援助案件数量很多，但援助者和受助者之间大多时候是隔膜的，彼此之间缺少心与心的交流，缺少温暖的传递。“假如我们能够抱着‘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你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兄弟姐妹，我们就是一家人’的态度去为受助者服务，哪怕只做一点点，我们所带来的温暖和力量也会超出想象。”李严说道，“而只有当这些东西流动起来，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才能重建，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地变得和谐。” “互联网＋法律”，让科技为公益赋能 除了投入人力，还要投入科技！ 华东政法大学科研处副处长、“互联网＋法律”数据平台服务中心副主任 童潇 华东政法大学科研处副处长、“互联网＋法律”数据平台服务中心副主任童潇表示，华东政法大学的“互联网＋法律”大数据平台以学校为中心，整合校内外优势，汇聚法律产品、信息、数据等，进行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法律问题研究，并服务学校学科发展，服务国家法治战略公众法律需求。 一直以来，“互联网＋法律”数据平台都以华政为中心，聚合精英、资本、智库等，成为法律信息的网络集散地、法律流量的网络接入口、法律产品的网络体验馆、法律数据的网上交互地。 基于此，童潇同时表示，华政希望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结合了学术领域和科技领域的优势，为法律公益做出贡献，让互联网和大数据为公益服务添砖加瓦。 一个人可能走得很快，但更多人才能走得很远。律师所承担的责任不仅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更是利用自身的专业能力，让法律的力量帮助每一个人获得尊严、获得更美好的生活。 专业成就更完美的公益，公益成就更专业的律师。衡量律师行业的发展不只是规模和创收，公益也是律界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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