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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谷张村度过的童年 文/杨德全 编者按：10月5日，本号推送了《刚上了两年大学，我又回到富平》一文，受到网友的热赞。今天，本号再次节选该作者部分回忆，以飨网友，并藉此向作者和所有从苦难中走过来的老一代富平人致敬！ 图1：1939年10月30日（乙卯年九月十八日），我出生在庄里以北大约十公里的谷张村，老话说的谷张堡子。 我们堡子处在一个东西走向，宽约三四华里的川道里，南北都有山。从南山也就是田家山开始，由南向北，依次分布着田家、桐树壕、谷张堡子、太和和上窑几个村子，到了上窑，就已经快到北山，也就是邑山的半山腰了。 图2：从川道里北望邑山，它的形状很像一个椅子，也有人叫它椅子山。 图3：从邑山上南眺，远处是南山。 邑山上人烟稀少，直到1970年代，山里还有狼群出没。 邑山是个石头山，土层比较薄，树木很少。邑山的山脚，曾经有一座邑山寺，也叫北山寺。 北山寺在邑山中山梁的最前面，庙门坐北朝南，周围有围墙，围墙外是悬崖峭壁。从南门外的大坡上来，庙前有一片不大的平台，周围长了很多高大的柏树。 据明朝编著的《富平县志》记载，北山寺后面有目莲和尚塔和秦代永寿王撰写的石碑。唐朝至德元年，曾经在北山寺做过盂兰盆会。一直到宋朝，这里的佛事依然兴盛。 我小的时候，寺庙的建筑还基本保存完好。 每到过庙会，北山寺外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寺庙南门前的小广场上，有很多小摊位，有卖油麻糖，卖花鸡蛋的，有卖芝麻滚子，卖面眼镜(用小麦面做的眼镜)的，还有一些卖小玩具的。 到了元宵节，附近各个村堡的人都敲锣打鼓的去北山寺赶庙会，有的还在这里进行社火表演，跑竹马、游旱船、走高跷等。庙门外的小广场上，人生鼎沸，锣鼓喧天，热闹极了。 平时，我去北山割草或者砍柴，觉得枯燥了，也常去北山寺玩耍。 在北山寺周围层层叠叠的梯田上，除了庄稼之外，还长了许多的果树。其中以枣树、酸枣树最多；其次还有桃树、梨树、杏树、花杏树、梅梨树、石榴树等等。 到了夏末秋初，树上的果子快成熟的时候，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看见快熟的果子眼馋的直流口水。有时趁着没人，就偷偷的爬上树摘果子吃。 当时，北山寺的主持叫王传家，我们都叫他王先生，另外还有一个尼姑马大姐，他们住在寺庙西边山脚下的土窑洞里，只要发现有人摘果实，立马就呼喊着追上来。 有一次，我和杨争印慌乱逃跑中忘记了带走自己割草的草筐，结果被王先生给收走了。没有了草筐，回家可咋向家里人交代呀。思来想去，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去找王先生。 去之前，我们俩做好了挨打挨骂的准备。可是到了和尚窑，王先生不但没有打骂处罚我们，还让我们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给我们拿来熟透了的果实，让我们吃。 王先生说，不是不让你们摘果子，而是果子还没有完全成熟，半生不熟摘下来就糟蹋了。他还给我们讲了许多与人为善，多做善事，行善积德，乐善好施的道理。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上北山寺偷摘过寺庙的果子。 有时割草口渴了，我们还到王先生那里去要水喝。王先生见我们来了，高兴地给我们引经据典，讲些善恶报应的故事。 古老的北山寺，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善良的种子。可惜的是1960年代，北山寺残存的建筑，被彻底损毁了。后来我在北京的西山碧云寺，发现那里的建筑形态格局，与北山寺非常相似，感觉很是亲切。 图4：没有亲历的人，已经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有过一个香火旺盛的寺庙。 谷张堡子的城墙，当年又高又厚，他们把谷张堡围成一个四四方方的斗城，城内只有一条横贯南北的大巷子，顺着这条巷道，有四条平行的东西巷子横向排列，各家各户的庄基，就在这东西向的巷子里，坐北向南依次展开。 以南北巷子为界，我们又把东西两边分别叫东堡子和西堡子，农业合作社的时候，在这个基础上分成了东队和西队。 整个谷张堡子，只留了南城门一个出入口，整体建筑显得严谨内敛。 堡子里最高的建筑，就是南城门。南城门的门洞是用石头砌的，门洞正上方，嵌有一块石匾，上面刻着 “依山永宁” 四个大字，寄予了祖辈们对堡子的美好期待。 城门洞上方，有城门楼，里面有楼梯可以上下。城门楼上前后有两间房子，都有门有窗，一个里面还有土炕，一旦有什么意外情况，堡子里的人就轮流在这里值班守夜。 老人们讲，同治年间闹回乱的时候，三原、蒲城、富平一带人员损失惨重，几乎十室九空。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骑马挎刀，见人就杀。他们来到谷张堡的时候，只见城门紧闭，城墙高大厚实，一时半会也杀不进去，就匆匆离去了，我们堡子因此躲过一场灾难。 在南城门楼东边的城墙上，还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36个人的名字，那是修建谷张堡城墙时，所有参与修建城墙的劳动者的名字，村里的人尊崇他们为“三十六名夫”。 随着这块碑和“依山永宁”匾的遗失，这些人的名字已不可考，但是他们都是我们村的先祖，他们的深明大义，最少护佑了堡子一百年的平安。 修建堡子的时候，考虑到躲避洪水等因素，堡子所处的地势比周围都要高。出了南城门就是一个大坡，到坡底下后，再向南走到不远处的东西大路边上，有一个涝池。涝池里一年四季都有水，经常可以看到有妇女在涝池边洗衣服。 涝池最醒目的标志，是南岸边有两棵高大的白杨树，树干很粗，几个人都抱不过来，它们不知道经过多少辈人才流传下来。过路的人经常到树下乘凉、休息。 可别小看了白杨树下这条东西方向的大马路。 沿着它，向西经三条沟，过石马岭，经药王洞南天门，就到了耀县东门外的南北大马路上，沿着大路，向北可以去铜川，向南可以去三原、西安等地。 向东过杨家堡和丑家堡之间的土桥，再经雷村、美原，可以到蒲城、大荔、白水等地。 这条路至少在乾隆年间之前，就是从大荔、蒲城经流曲、丑家、谷张，再经耀县直达甘肃的一条重要的官道，也是渭北到甘肃的一条重要通道。 在三条沟村，有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分别刻制的《重修三条沟继述桥碑》，记载了从明隆庆六年(1572)到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188年中，四次重修三条沟继述桥的经过和它勾连陕甘交通的重要作用。 丑家村，也有一块清乾隆年间的《重修青龙桥碑》，记述了在丑家堡老路北边修建青龙桥的经过，佐证了清代以前这里是同(州)朝(邑)通往甘肃大道的必经要隘。 图5：建国后，在原来的大路南，拓展整修了 “旗路”。如今，又将“旗路”拓宽整修，走在这么宽敞的路上，人的心里都是敞亮的。 快解放的时候，这条路上经常有军队经过，我们叫作“过队伍”。 一般“过队伍”的时候，大家都要赶紧疏散隐蔽，除了青壮年男女外，粮食和大牲口，特别是骡马之类都要藏起来。 有一次，听说又要过队伍，家里人赶紧给毛驴戴上笼头，把它牵到北山脚下一个废弃的窑洞里藏了起来。村上的一些妇女来不及跑远，就躲进城北的一个倒塌的地窖里，还有的钻进城东的烂窑里，只剩下个别的老人和小孩还在村里。 我那时候人小胆大，没有跟大人一起躲起来，反倒和几个小伙伴跑到涝池边的大路上去看热闹。 只见大路上黑压压的来了一队人，一个接一个的由西向东快快的走过去，有的还向我们打招呼，说“小朋友好”。看他们不抢粮食也不抢人，我的胆子更大了些。 这时候，队伍里一个个子不高的人在我身边略微停留了一下，给了我一截铅笔头，我高兴极了，赶紧把它装进口袋里藏了起来。拿回家后，我想写写画画，可惜找不到纸，只好在烂瓦片上乱画一阵子。随后又把它藏了起来，想着等以后上学了再用。 但是实际上，当时想上学，谈何容易。 原来，在我出生前后堡子里曾经有过一个学校，就在南城门外的一片高地上，后来因为战乱频仍，村民大多缺衣少食，学校年久失修，慢慢地倒塌了，堡子里的孩子已经好多年都没有地方去上学了。 我家里也没有条件送我去庄里上学。 说起家境，还得从我祖父说起。我祖父杨俊秀在本族的同辈人中算是一个秀才，早年间读过书，当过学徒，经过商，后来才回到村子里。 他和我祖母生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在儿子中，我父亲杨耀清是老大，在族里排行老三，二儿子叫杨耀忠，排行老四，三儿子叫杨耀成，排行老六。 我祖母赵芝贤身材高挑，为人宽厚，勤劳朴实。但是由于孩子多，年龄小，给家里帮不上忙，日子一直过的很紧张，有时候甚至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民国十四年，也就是1925年，我祖父在村里遭遇意外身故。那一年我祖母39岁，他们的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才11岁，我六大和我小姑才两、三岁。我四大和二姑也不超过十岁。祖父的意外离去，让本已艰难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我祖母只好一个人带着六个未成年的孩子，艰难的谋生。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四大杨耀忠刚一成人，就出门当兵去了，可能在我出生之前他曾经回来过一次，此后音信全无。 我小时候在祖母的房子里见过四大的照片，他穿着军装、扎着裹腿，看起来庄严威武，我祖母几乎天天都要擦一擦那个相框。 1980年代两岸关系缓和后，同样失去联系多年的桐树壕吴云杰的弟弟传来了消息，他人在台湾。这让我对四大的消息多了一丝幻想，后来我通过吴云杰的儿子吴文厚，也是我的小学同学曾经打听过，可惜吴云杰的弟弟也没有我四大的消息。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11岁的父亲和我祖母一起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我祖母无论做家务还是做农活，都带着我父亲，他不会的，就手把手的教他。我父亲慢慢地学会了几乎所有的农活和家务活。每天从早到晚，像个大人一样和祖母一起操持着这个家。 农闲时节，他和村里的大人一起，骑上毛驴，背上褡裢，到十公里外的庄里去赶集，卖掉农副产品，买回油盐酱醋、火柴之类的生活必需品。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父亲渐渐地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帮着祖母把家里的里里外外打理的井井有条，不光分担了我祖母的很多劳动，还和我祖母一起，手把手的教弟弟妹妹们干活，他们一起不分昼夜的苦干，希望改善家里的境况。 为了给家里多添一个人手，我父亲还不到16岁的时候，我祖母就托人给我父亲说了一门亲事。 我的母亲姓温，是离谷张堡子不远的温家壕人，性情温婉贤淑。我父亲十六岁的时候，他们结婚了。家里的日子也逐渐从我祖父刚去世时的艰难中缓过劲来，不再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天天的好了起来。 可惜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我们的家道再次中落，我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母亲就与世长辞了。 我母亲去世后，抚养我的重担落到了我祖母身上。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不是推磨，就是出去挖野菜。当时家里连玉米面也没有，祖母从家里的石头磑（wèi）子上扫下来一些麦麸和糠皮，磨了又磨，碾了又碾，最后熬成稀糊糊，拌着一点野菜，喂我吃。 我不到两岁的时候，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加上肠胃不好，经常拉肚子。 当时我和祖母睡在一个土炕上，每天晚上她都要在我们的炕边备上几锨黄土，从天黑到黎明，我常常是刚拉完一会儿，又要拉，祖母一晚上都难得睡一个囫囵觉。 由于营养不良，加上长期的慢性腹泻，有好几次我都上气不接下气，危在旦夕。有一次，我足足昏迷了三天两夜。看着奄奄一息的小生命，有邻居劝我祖母赶快扔出去算了。祖母却不甘心，一直守在我的身边。 在那三天两夜里，她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到了第四天，我终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祖母惊喜的叫着我的名字，眼泪又从她的脸颊上不停的流下来。 大概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的父亲也去世了，去世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 我父亲的去世，对我祖母打击很大。她中年守寡，晚年丧子，心中的悲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这时候在她身边唯一的一个儿子，就只有我六大了。 我六大，也就是我的小叔父杨耀成，1923年生人，是我祖父和祖母最小的一个孩子。他天资聪慧，为人忠厚，一生勤劳，有着惊人的意志和毅力，特别能吃苦。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刚刚二十出头。 我六大自打懂事的时候起，就和我父亲一起劳动，和我父亲一道，齐心协力使我们家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他亲眼目睹了我们家由贫变富，又由盛变衰的全过程。 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六大没有气馁，反倒是信心十足，他坚信通过自己的顽强努力，一定可以改变眼前的一切。 六大虽然性格平和，但是骨子里是个争胜好强，永不服输的人。他和我祖母对我一生影响很大。 为了重振家业，他带领全家人没日没夜的干活。 图6 从地里看西山 早上天还没有大亮，我六大就已经到了地里，晚上星星都出来了，他才从地里回家，村里人都说他干活不要命了。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他全部还清了家里的外债。 还完外债以后，我六大并没有让自己喘一口气。接下来，他又为赎回典当出去的土地更加勤奋的劳作。 有一年忙罢一算，全家当年收获的小麦一共有30石，相当于300斗，大约有9000斤。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一个数字，全家人高兴极了，想着这一下终于可以吃上一个白面馒头了。我六大更是难得的露出了笑容。 谁也没有想到，他在默默的思考了几天之后，出人意料的决定，这些粮食一颗也不留，全部用来赎回我们家在支家埝的16.43亩土地。 很快就过年了。过大年的时候，全家人连一口白馍也没有吃上，把粮食全都给了别人。但是大家都没有抱怨，因为我六大终于扫清了压在全家头上多年的阴霾。 为了过上好日子，我六大起早贪黑，天天忙碌在自己家的土地上。他精耕细作，地里几乎不许留一个大一点的土疙瘩，不许长一点杂草，杂草刚长一点，就被他除掉了。为了侍弄好家里的地，他连直腰的时间都舍不得。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侍弄的庄稼总是比别人的长的好，粮食产量也一年比一年高。 记得收麦之后，他在麦场的西南角垒了几个麦囤，把麦子都放在囤里，自己每天晚上睡在麦囤上看守。遇到天阴下雨，赶紧爬上麦垛遮盖。麦子被雨淋了，又从麦垛上一担一担地挑下来，摊在场上反复晾晒。 为了扩大再生产，小麦晾晒干净之后，不是入仓，就是拉到集市上去卖了，然后不是买农具就是买耕牛，连一块布头也舍不得买，全家人一年到头都吃着粗粮，穿着自己家织的土布。 这时，我祖母已经六十多岁了，对稍重一些的农活已经感到有些吃力，家里的主要劳动是靠我六大、六娘和我哥。 我六娘叫黄玉琴，1925年生人，娘家在三条沟，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型的人。虽然她和我六大比我只年长十五六岁，他们结婚的时候，我还站在一旁看热闹，但是除了我祖母之外，他们是我最亲近的长辈。 我和我姐当时主要负责割草、给牛饮水、喂草、铡草、晒土、垫牛圈、砍柴禾等零碎活。 我第一次拿着镰刀，提着筐子去给牛割草的时候，很激动，也很兴奋。到了地里，见到草就割，累了也不休息，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割了满满一大筐草，特别重，自己挣扎着背回家里。满以为会受到家里人的表扬，谁知道却换来了一顿批评。 原来，这些草里有不少是牛不吃的猫眼草。 辛苦了大半天，结果一多半的草都扔了，力气等于白费，自己心里也感到特别委屈，暗自责怪自己以前没有注意到一些草是牲口不吃的。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的出了门。这一回我就比较仔细了，边割草边问割草的大人，哪些草是牛喜欢吃的，哪些草是牛不喜欢吃的，哪一些是有毒的。慢慢的我可以清楚的分辨出各种草，镰刀也用的越来越熟练，从此我就承担了给家里的牛割草的任务。 为了给家里多分担一些活计，我早早地就跟着大人一起下地干活。 第一次犁地的时候，我的个子还没有犁把高，人家犁地是用两个胳膊超下，左手拿着鞭子吆喝牛，右手轻轻地扶着犁把顺着犁沟向前走，我因为个子还没有犁把高，就把两个胳膊向上举起来，用双手抱着犁把。 因为老是怕犁头跑出犁沟，所以我不是往下压，就是使劲向上抬，但是向下一压 犁头就冒出了地面，犁尖在地表上滑行，地翻的很浅，向上一抬，犁头入地太深，牛拉起来很费劲。 由于掌握不好深浅分寸，干起活来很费劲，一晌午下来，累得腰酸背痛，两个胳膊发麻。后来，我边犁地边琢磨，体会犁头在地里的深浅和犁把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钻研，慢慢的掌握了犁地的窍门。 大多数的农活，我都是跟着我六大学的。 六大上学不多，大概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给我的印象是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我们一起在地里劳动的时候，他经常给我讲天文、地理和各种日常生活的知识。我上学之前，他就给我教珠算口诀。我的启蒙教育，可以说是在他那里开始的。 临近解放时，我六大用全家人拼死拼活积累下的财富，又买了些地，从东到西连成了很大的一片，再加上我们家在南川道里的地，一共有47.7亩。 土改的时候，家里的固定资产除了这些土地之外，还有一头毛驴，两头耕牛。单从字面上看，好像很是殷实。实际上，全家人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天天起早贪黑，用一滴滴的汗水才换来这些财富。自己吃的、穿的、用的一点也不比其他人家强多少，甚至还不如人家。 我六大是村里土改的积极分子，跟村里的贫协主席杨海青关系不错。有一次杨海青在我们家和我六大拉闲话。他半开玩笑的对我六大说，要是再迟解放几年，你们家就成富农了。我六爸笑着说，我们家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过日子，学不会剥削人，也享不了福。 也许是因为平日里过的太清苦了，我当时最大的盼望就是“过年”。 “过年好过年好，吃白馍炸油糕，穿新衣，戴新帽，挑灯笼放鞭炮，你说热闹不热闹”。 “过年”是从腊月二十三，给灶神爷送坨坨馍拉开序幕的。尽管日子都很清苦，但是从那一天开始，堡子里到处弥漫着“过年”的喜庆气氛。 图7，大概从1960年代开始，大家逐渐向堡子外面发展，现在大多数人都已经住在堡子外面了。 送走了灶神爷，各家开始扫房、磨面、买年货，日子过的好一些的人家还要杀猪宰羊，大家都忙的不亦乐乎。 到了大年三十，各家开始贴对联，供奉祖先牌位，准备年夜饭。 各家供奉的祖先牌位、挂幅，我们那里叫“先人神轴”，实际上就是简单的家谱，上面有上几代人的名字排位和顺序。到了除夕晚上，家里的男丁先在祖先的牌位前烧香、烧纸钱、磕头，然后就是放鞭炮，吃年夜饭。 正月初一一大早起来，除了放鞭炮、敬祖先、吃“煮馍面”、给长辈拜年，各家各户还要派人去庙里给神上香磕头。 谷张堡子城墙外一共有三座庙，堡子西南角上是关帝庙，东南角是土地财神庙，堡子南边涝池岸边是娘娘庙。从腊月三十一直到正月初五，另外还有正月十五，每天早晚各家都要派人去庙里给神上香磕头。 当时，大家还暗暗地比赛看谁家去的最早。我是我们家的代表，有几次争到了“烧头炉香”，很是兴奋。 过了大年初一，最热闹的就是元宵节了。 元宵节吃罢早饭，堡子里的人便在南北巷子中心集合，敲锣打鼓准备去参加北山寺的庙会。 在北山寺的社火表演中，我最喜欢的是走高跷。走高跷在社火表演中难度最大，很少有人敢上去学，我偏偏不信这个邪，可是家里没有木头腿子，没有办法，我六大就把家里一付耧地的耧腿子锯下来，让我学习走高跷。 为了走好高跷，我不知道摔了多少跤，有好几次把膝盖都摔破了。最终学会了走高跷。从此以后，经常参加村上的社火表演。 时间过的飞快，转眼之间，我已经八岁了，可是还是没有学上。这时候，比起盼望“过年”的心情，我盼望“读书”的愿望更加强烈。 就在我为了上学而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惊人的好消息突然从天而降。丑家堡的伍新书，一个比较开明的旧军官，和保长一起，召集临近的丑家堡、谷张堡、杨家堡、三条沟的甲长们商量修建一座学校，学校的校址就选在谷张堡子的紧南边。 建学校最重要的是筹款和劳工。除了伍新书和乡绅们筹措一些资金外，丑家堡、谷张堡、杨家堡和三条沟四个村，每村负责出力出资修建一个大教室，并且还按照各村的人头，出动劳力承担建校的其他任务。 我们谷张堡子为了修建大教室，把涝池岸边那两棵又粗又壮，非常高大的白杨树砍了，作了教室的房梁和檩。堡子里的青壮劳力几乎都参与了修建学校的劳动。 经过近一年的紧张修建，谷张学校终于建成了。新学校坐北朝南，最南边是学校大门，大门口的横额上刻着谷张学校四个大字。我记得还有一块石匾，上面好像写着“重学力行”几个字，下面还有落款年月日。 图8，进了谷张学校的校门，先是一个行政办公小院，这是小院旧址。 小院的左边是校长办公室和会议室，右边是教导主任的办公室，中间是一个小花园。再向里走，是学校的二门，进了二门才是教学区。 教学区内从东向西依次排列着四个村出资修建的四个大教室，两边还有两个小教室。教室的西边是操场，东边是餐厅和灶房。 教学区再向北是一排长达几十孔的土窑洞，也就是学生和教职工的宿舍。 每个教职工一孔窑洞，既是宿舍，也是办公室，学生则是七八个人住一孔窑洞。学生的窑洞里没有床，只有一个长长的土炕，学生们就睡在这个土炕上。 这些土窑洞修建在一个土崖下，用来开挖这些窑洞的上下土地，原来都是我们家的。这些土地被占用以后，保长从北山寺的土地中，给我们家划拨了相等亩数的土地作为补偿。 当时，这些窑顶上还有我们家的柿子树和软枣树，我记得总共有11棵。这些树一直到1980年代初才被砍伐。被伐之前，每一年到了秋季，家里人还去树上摘柿子和软枣。柿子有圆的有尖的，特别甘甜，软枣则是酿醋的好原料。 图9,谷张学校旧貌。 1948年8月，谷张学校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我和村上同龄的杨红军、杨争印、杨栓、张武、谷潮等纷纷前去报名。这一年，我们都已经九岁多，虚岁十岁了。 走进崭新的学校，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待领到课本以后，就更加兴奋，期待已久的上学梦终于实现了。我六大也和我一样高兴，他把麻纸和白纸用面糊糊粘起来，做成书皮纸，给我包好书皮，写上我的名字。 开学那一天，学校里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热闹非常。 伍新书特地从外地赶回来，参加开学典礼。他人很胖，挺着大肚皮，听说卫兵给他牵了两匹马，一路轮换着骑回来。同学们都抢着去看他的高头大马。 谷张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叫安增第。 安校长高高的个子，留着大背头，戴一副眼镜。他和一些老师陪同伍新书、联保主任、保长、甲长还有县上来的人把学校视察了一遍。 开学典礼上，伍新书讲了话，他勉励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为家乡争光，为父母争气，长大了报效国家。 我们班的第一个班主任叫张士云，是庄里张家河人。后来的班主任还有赵学贤、陈兴民等，我对他们的印象都很深。也有一些老师因为没有给我带过课，不太熟悉。 记得一年级的时候，有两位年轻的老师是从外地来的，他们说话我们听不太懂。有一天早上，县上突然来人把他们抓走了，后来听人说，他们是共产党。 1949年5月，富平县解放了。5月4日，富平县人民政府成立，全县被划为13个区，96个乡，谷张学校改名为富平二区四完小。
图10：作者1954年7月摄于谷张学校，胸前佩戴的校徽写着，富平二区四完。 同村上其他同学一样，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洗罢脸就背着书包去上学，天刚麻麻亮就赶到了学校。 到教室以后，一放下书包就赶紧去操场，在操场上和同学们列队操练步伐或者跑圈圈。早操完了，如果碰上星期一，还得参加周会，听校长或者教导主任训话。 接下来就是早读，学校里到处都是朗朗的读书声。早自习结束之后要上两节课，大约到十点钟放学回家吃早饭。 早饭后再次回到学校，先写毛笔字，然后做作业，完了再上两节课，大约到下午三、四点钟回家吃晚饭。晚饭后，高年级的同学回校上晚自习，晚上就住在学校里，低年级的同学就不去学校了，或者和小朋友一起玩耍，或者帮助家里干点活。 我虽然上学了，但是帮家里干的活却一点没有减少，特别是遇到大忙季节，更是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一放夏忙假，我就和大人一起去收麦。无论是割麦、拉麦、装车，还是碾场，样样都干。 暑假过了，学校开学了，别的同学都按时去报到开学，但是因为家里人少地多，又不能误了农时，我不得不留下来帮家里人一起种麦子。 看着别人高高兴兴地去上学，我非常失落，却又无可奈何。 当时农村还是普遍用耧来播种，播种的时候需要两个人，一个人在牲口后面摇耧，一个人在旁边牵着牲口拉着耧往前走。牵耧相对于摇耧要简单一些，没有什么技术难度，一般就由我来完成。但是尽管简单，牵着牲口走一天，也很累人。 40多亩的土地，就这么一行一行的走下来，需要三四十天。眼看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开学那么久了，自己还在牵耧，我心里也一天比一天着急。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种不上小麦，地一荒可就是一年。我只能盼着早一天种完麦子。 为了避免落下太多的功课，我只好在晚上自学。可是，白天干了一天的活，到了晚上骨头都快散架了，看书的时候很容易打瞌睡。没有办法，我就不断敲打自己，让自己保持清醒。 一个又一个晚上，煤油灯点完一盏又一盏，笔记本也写完了一本又一本，我坚信，会追上他们的。 好不容易，家里种完了麦子，我终于又重新回到了学校。 这时候，学校已经开学四五周了。我一边学习新课，一边补习耽误下的功课。经过几个星期紧张的补习，我又追上了学校的进度，学习居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但是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忐忑煎熬和为此留下的汗水。 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我多次被班上评为学习模范，受到表扬和奖励，也多次被同学们选为班长，为全班同学服务。 当时，谷张学校的社会活动很多，比如植树造林、宣传土改政策、查田定户、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我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秧歌队和宣传队，在秧歌队里我被大家推选为排头兵，带领大家一起摆出各种队形。 秧歌队和宣传队经常到农村去宣传演出。 有一次，我们在将军山的半山腰上组织了一场宣传教育活动，组织附近几个村庄的农民实地参观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的一个藏身洞。 记得这个藏身洞的入口在一个农民家的柜子里，从那里钻进地下后，弯弯曲曲，上上下下，饶了好多道弯子，最后从喂牛的槽子里钻出来，和我们后来看到的“地道战”里的地道差不多。这个藏身洞让大家都很惊叹，不仅我们深受教育，一起参观的农民也深受教育。 1951年10月，我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后来又担任了中队长、大队长，到了五六年级，还当上了全校的学生会主席。 1954年7月，我小学毕业时，由于学习好，劳动好，为同学们服务热心，还被评为全校的三好学生，受到了谷张学校的奖励，奖品有笔记本、钢笔、书籍等等。 谷张学校奖励我的那个笔记本，我一直保留了很多年。
图11：作者在谷张学校旧址 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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