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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重启发掘之际，再谈“夏都四川说”。 目前学术界有关夏文化起源的观点主要有豫西说(邹衡、李伯谦)、晋南说(刘起釪、王克林)、河济说(杨向奎、沈长云)、良渚说(董楚平、陈剩勇)、齐家说(易华）、关中说(丁山、吴锐)、四川说(罗香林、姚政、林向)、安徽说（胡悦谦）等。 以上几种观点，以洛阳二里头代表的豫西说在这些年最受学术界重视。然而，从文献来看，二里头说却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1）二里头立论的基础是《史记》的三代体系，断代工程确定夏代纪年终于公元前1600年，但二里头的考古报告却显示该遗址毁灭于公元前1530年。按照《史记》体系，夏的终结之年如果移动，整个商文化都无法解释，这是二里头夏说无法解决的第一个问题。（2）按《竹书纪年》的说法，太康、后羿、夏桀均曾居斟寻，而若视二里头为斟寻，则太康居斟寻之说无法落地。这是二里头夏都说无法解决的第二个问题。（3）按《左传》、《天问》的记载，斟寻本为氏名，不是夏都名称，此为二里头夏都说无法解决的第三个问题。（4）从先秦文献来看，《墨子》、《吕氏春秋》明确提到夏代初年，豫西地区居住的是伯益；夏末则是伊尹部族居住的地方。根据文献的记载，商汤灭夏后，伊尹曾建立夏社，这说明豫西夏文化的出现应与伊尹立夏社有关，而并非因为夏人曾建都于此。 反观以上诸说，这些年最不受重视的四川说，其实从文献、考古、民族等各方面来看，事实上却是最有说服力的。根据《国语》、《吕氏春秋》等文献的记载，在夏人的祭祀系统中，颛顼为夏人之祖，出生于蜀地若水；大禹为夏人之宗，出生于蜀地汶川。同时，夏人禘祭黄帝，而《史记》明确记载蜀王为黄帝之后。所有这些材料都表明，古代四川与夏文化具有密切关系。在《归藏》中，黄帝曾居空桑，而“空桑”与《华阳国志》的“瞿上”古音相通，今研究者已经指出，三星堆就是《华阳国志》的“瞿上”。 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年出现的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表明，原来被认为与夏禹大致生活于同期的皋陶、季连其实都生活于盘庚、武丁时期。按这样来说，则夏与商当为曾经并行存在的政权，由此可以发现，大禹生活的年代与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年代一致。同时，彭县竹瓦街出土的“牧正”青铜觯在时间上与清华简、郭店简进行年代系联，正好可以与《左传》中记载的少康曾担任“有仍氏牧正”的说法吻合。目前，研究夏文化的各种观点，除了四川的这条青铜铭文材料，其他各说均未从地下材料中得到证实，这进一步说明了夏都四川说具有相当的可靠性。 从历史语言学来说，四川地区的嘉绒语被历史语言学界视为汉藏语系的活化石；从基因研究来说，占有东亚70%以上人口的O3人群也是在中国西南地区开始出现的。而三星堆考古材料的集成性，更充分体现着传说中的“禹贡时代”特征；这都说明夏都四川说绝不是空谈，而是有扎实的基础。 研究夏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跨地区的合作。这里，附上本人对三星堆以及整个中国古史研究的一些理解，希望能供大家参考，并欢迎各位朋友转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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