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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亲率大军一举消灭吴国，报了当年会稽之仇；并乘胜北渡淮河，大会齐、晋等诸侯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市），连周天子也专门遣人送来一块祭祀过祖先、象征尊贵和荣誉的大肥肉（雅称“福胙”），以示祝贺，越国终于从失败与屈辱中崛起。可就在这样的鼎盛局面下，上将军范蠡却郑重其事地交出了一份辞职报告，越国朝野为之震动。尽管越王勾践一方面说“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另一方面又以杀头相威吓，再三挽留这位中兴元勋。然而范蠡决心已定，他毅然带着财宝珠玉和私人随从，浪迹江湖“变名易姓”，干起了买卖货物、经营产业的行当。 为什么范蠡不做宰相当商人?范蠡退政从商，据说是由于他厌恶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尤其是看透了越王勾践这个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同安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曾专门写信告诉文种说：
意思是功成国定，战场上的骁将对君主来说已失去价值，他们若继续留居高位，必将大祸临头。文种不听其言，后来果遭谗言被勾践赐剑自裁。而范蠡深知功高震主的道理，所以能及时隐退，终保平安。他告別了那块曾挥戈驰骋的疆土，来到滨海之邦齐国，“苦身戮力，父子治产”，没过多久，便积聚了数十万财富。齐国人“闻其贤”，送上宰相大印，希望他出来主持齐国政事。范蠡思虑再三，认为“久受尊名，不详”，于是将相印归还给齐国，将大部分财物分给当地百姓，第二次辞官远行，继续念他的生意经去了。 范蠡两弃高官、自愿从商，决不仅仅是因为他惧怕仕途的凶险，而是与其个人气质、价值追求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的。 《会稽典录》称范蠡在家乡时，常常“佯狂倜傥、负俗”；其好友文种评价他外似佯狂，而“内怀独见之明”。可见范蠡是一个很有个性、不拘于世俗且才华出众的人。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危，大国争霸，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趋于保守的人们痛斥现实社会的污浊，呼吁恢复古圣王时的盛世佳境；急于进取的人们致力于各种改革，积极谋求称霸天下；还有一部分人既不怨天尤人，也不海阔天空大谈“普度众生”，他们能比较平静地对待现实中的各种冲突，知道怎样在这个纷乱的社会中寻求自己的价值世界。范蠡正是这种人中的典型代表，他豪放不羁、追求洒脱自由的生活；他洞察社会厌恶官场的虚伪和争斗，向往通过一种公平而激烈的竞争来证实自己的意志和才能。 当时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为范蠡弃官从商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尽管诸侯林立，列国称雄，但不辞辛劳的商贾们或囤积居奇或肩挑背扛，赶着牛马大车，长年跋涉在山川原野、穿行于大江南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的热闹场面、构成了这个战乱时代特殊的一幕。那些重商富贾坐着金玉装饰的车子，穿着刺绣华丽的衣服、频频交往诸侯大夫。他们的社会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像士林出身的子贡，
的确是够风光体面的了。连那位高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孔丘老先生，也多亏了这个背师离门弟子的经济资助，才得以使其名扬天下。 既然社会不再鄙视商贾，既然范蠡崇尚潇洒，那么信马由缰且能淋漓尽致地发挥个人潜能的商旅生活，自然就成了他的最佳选择。早在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的时候、范蠡就已经跟大理财家计然学会了许多经商之道， 诸如依据市场价格“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波动原理；适时地抛售或买进货物；囤积商品“务完物”，资金周转“行如流水”等。 越国迅速中兴这一事实大大刺激了范蠡。他认为“计然之策土，越用其五而得意”，故决意“用之家”。凭着敏锐的目光，范蠡选择了齐国和陶（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附近）这两个工商业中心作为搏击之地。齐自西周太公望受封建国以来，就一直奖励工商，发展渔盐之业，“故冠带衣履天下”；陶由于吴王夫差凿通运河而成为南北水陆交通要道，成为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三大经济区的一个货物聚散中心，所谓“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范蠡在这样的地区如鱼得水、左右逢源，19年内“三致千金”，成为赫赫有名的大富商，人称“陶朱公”。 结束语“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范蠡曾无不自豪地这样评价自己。从一个政治家、杰出的军事统帅，转变成为善于观察行情、能准确捕捉时机、具有丰富经商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商业巨头，他实现了人生的一次飞跃，不贪恋高官厚禄，也不沉迷于金银财'宦，只求释放全部能量以贡献于社会，这就是范蠡对生活的终极追求。史书上也因此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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