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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4月，郭嵩焘正式就任清廷驻英国公使。 这是清廷对外派遣的首位驻外国公使。但郭只做了三个月，即遭到国内官员的集体弹劾。随后又连续被副使刘锡鸿密奏“举报”。最后，在公使任上不足两年，即匆匆辞职回国。 个中原因，梁启超当年说得很明白： 所谓“游记”，实名叫做《使西纪程》，是郭嵩焘自上海乘船到伦敦50天的日记，不过两万余字，由他本人整理出来之后，抄录寄送给总理衙门刻板刊行（这是晚清出洋使节的惯例）。结果，这本小书引起了满朝士大夫们的极度愤慨。李慈铭就骂他写这种书，是心肝坏掉了： 王闿运也批评说，通过《使西纪程》这本书，可以知道郭嵩焘这个人，“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3]。 郭原本计划在驻英公使任上，每月编成一册日记，交给总理衙门出版，用作讨论研究洋务之用。这是他在出国之前，应对慈禧召见时，就已做出的工作定位：“英国无多事可办，专在考求一切，此是最要紧事。”孰料第一本《使西纪程》就犯了众怒，落了个举国痛骂、毁版销毁的结局。他逐月编写出版日记的计划，自然也就流产了。 其实，在今天看来，《使西纪程》里并没有什么奇谈怪论。 比如，光绪三年四月初二（据旧历，下同），郭嵩焘参观了伦敦邮政局之后，在日记里说，“英国行政，务求便民”，百姓花钱买邮票，就可以利用邮政系统将信件寄到数万里之外，政府也可以通过邮政系统每年收入“千数百万磅”，这实在是一种既方便民众又对国家有利的事情，“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4]对于这一“便民与利国关系”（也就是今人所谓的公共服务与国家发展）的发现，郭嵩焘颇为重视，进而还生发出了学习近代经济学理论的兴趣。他曾多次向伦敦的英、日学者和官员请教这方面的问题。 再如，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郭嵩焘、刘锡鸿与一干中、英友人讨论英国税务，得知英国官吏月薪300磅以上者都必须同等纳税后。刘锡鸿感叹道：“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这真是一项好制度。可惜在“非民主之国”是没办法推行的。郭嵩焘对刘锡鸿的这一看法高度赞同，评价称“此论至允”。[5] 带着这种对“君民兼主国政”制度的欣赏，郭嵩焘兴致盎然地参观了英国下议院的运作，旁听了议员们与英国“兵部尚书哈尔谛”之间，就国家政务展开的种种公开辩论[6]。他还考察了英国的两党制度具体如何运作。 到了1877年底，郭嵩焘已俨然成了一个“英国通”。他与日后出任驻德公使的李凤苞讨论英国政治的运作逻辑，李提出一项疑问：英国在朝、在野两党平日和谐共处，遇到国事则各持己见，互不想让，最后投票以人多者为胜，败者平静接受结局，并无愤懑不满继续为难者，“不知何以能然？”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李凤苞 李凤苞的这个问题，显然是以中国历朝历代朋党倾轧必以一方将另一方完全吞灭为结局，而生发出的疑问。对此，郭嵩焘的回答是： 这段话的大意是：据我所见，没有一位西洋君王的德行，可以与中国上古三代的贤君相比；他们甚至连伊尹、周公这样的人物也没有。但他们有一种好的制度，那就是“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国家是民众的国家，非君王私有；政务是百姓的政务，非君王独裁。他们的官员选拔制度，讲究阶级和资格（大约是指对投票者和参选者在资产、学历方面的限制），所以选出来的官员多是贤能之人。朝廷（指的是以首相为领袖的政府，而非女王）没有办法依照自己的爱憎行事，百姓若有不满，该届政府就没办法连续执政。自设立议院开始，英国就形成了两党制度，通过各自表达主张、向对方提出质疑，以及回应对方的批评，来确定事情的是非，进而决定谁成为“秉政者”（也就是大选获胜的政党出面组织政府）。如此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稳定的风俗，英国民众也因为这种制度，变得直率实诚，不搞那些“谦退辞让的虚文”。国家设立的法律规章，也严厉打击欺诈与伪造（“语言文字一有诈伪，皆以法治之，虽贵不贷”一句，当是指英国法律对商业合同欺诈之类行为惩罚甚严）。他们的教育也提倡这种风气。再加上政府将政务向民众公开（一公其政于臣民），国家言论自由（直言极论，无所忌讳），连底层庶民也可以批评政府，政府也会有所回应。如此种种，可以知道，他们的政教风俗的形成，是日积月累、由来已久，有着深厚的制度文化渊源的事情。 郭嵩焘没有掌握太多今人熟知的近当代政治术语，但他的认知，显然已触及到了近代政治非常关键的部分。他对“君王之治”和“制度之治”所做的区别，对制度建设与文化、风俗乃至国民性之间关系的理解，显然已远远超出了他的同时代之人。这种超越，在1870年代的中国，除了将他自己推入“已中洋毒”的批判大合唱之中，不会产生别的效果。 在英国上下求索，让郭嵩焘的认知日新月异。光绪四年五月二十日晚，他与李凤苞、罗稷臣等人聊天，又说了这样一段“大逆不道”之言： 大意是：上古三代，中国以有道制服了夷狄的无道。秦汉之后，中国与夷狄俱为无道，全凭拳头说话，中国拳头硬就兼并夷狄，夷狄拳头硬就侵略中国。如今，大清与西洋通商已有三十余年，倒很像是西洋以有道在攻击中国的无道，所以实在是一个很危险的局面。中国上古三代的圣人，西洋是没有的，即便是本朝康熙皇帝那样的“仁圣”，在西洋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中，也几乎找不出来。遗憾的是，我们以圣人治国，西洋以制度将政务向民众公开（公之臣庶）。圣人不能常有，连续四代是明君就算奇迹了，以制度维系将政务对民众公开，却可以无限延续，时间越久国家的人文水平就越鼎盛。所以啊，我甚至怀疑上古三代的“公天下”，与西洋现在的制度相比，也还要差一些。 对清王朝那些终生沉浸在四书五经中的在朝士大夫和在野读书人来说，郭嵩焘的这些话，岂止无法认同，简直匪夷所思。但郭却是越走越远，光绪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他又在日记中说道：“秦汉以后之中国，失其道久矣。……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9]——中国自秦汉以后就失去了“道”，有些人非要猥琐地说我们才算“中国”，其他都是夷狄。这种狂妄自大，我实在不能同意。 郭嵩焘 这些话，很自然地引来了朝野士大夫的群情激奋。连友人王闿运也批判他：“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指郭)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10]王坚决不肯承认西方人是“人”，坚持认为他们仅仅是“物”，因为通了些人气，于是变得奸诈虚伪。 郭嵩焘深知王闿运这类看法才是主流，早在光绪四年他就感叹过：如今政教风俗，欧洲诸国远胜大清，他们看待我们“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就像上古三代的我们看待那些没迈入文明的夷狄。然而，“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11] 1876年11月离京赴英、在上海侯船期间，郭嵩焘也曾给两江总督沈葆桢去信一封，里面说：“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英使且以谢过为辞，陵逼百端。衰老颠沛乃至此极，公将何以教之？”[12] 天下议论汹汹，已不将郭嵩焘当人看待，这是时代的主流意见。郭问沈葆桢“公将何以教之”，其实只是在倾吐内心的苦闷，并非真的期待沈有什么妙策可以提供。郭还在信里说，“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能认知到“洋患”的由来并不仅仅是洋人的骄横进逼，也有“天下人心”过于荒诞、朝野上下举国愤愤而无理智的缘故，这是郭嵩焘领先于时代之处，也是他的悲哀之处。 举国的谩骂之声外，只偶有一二回应能带给郭嵩焘一点安慰。李鸿章的来信就是其中之一。总理衙门在刻板印刷之前，曾将郭的日记抄了一本寄送给李鸿章。李于光绪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给郭嵩焘写信说： 注释 [1]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收录于《饮冰室文集》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页。 [2]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下）》，（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1年版，第665-666页。 [3]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69页。 [4]《郭嵩焘全集》（十），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197页。 [5]《郭嵩焘全集》（十），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170页。 [6]《郭嵩焘全集》（十），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172页。 [7]《郭嵩焘全集》（十），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376-377页。 [8]《郭嵩焘全集》（十），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523-524页。 [9]《郭嵩焘全集》（十一），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64页。 [10]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2页。 [11]《郭嵩焘全集》（十），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420页。 [12]《郭嵩焘全集》（十三），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266页。 [13]《李鸿章全集32·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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