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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传统中的自私自利基因源远流长，不知是人之天性，还是地域风情使然。 《三国演义》七至九回中出现的人物，个个都是自利之人。 在第五回中曹操说：“袁本初四世三公，门多故吏，汉朝名相之裔，可为盟主。”袁绍“慨然而上”“辞气慷慨”致使众人“涕泗横流”，可见气势非一般庸俗之辈所能比。可惜的是在屯兵河内，困窘之时，听了谋士逢纪的计策，欺骗公孙瓒欺负韩馥，“就中取事”。以利骗友与仗势欺人，如此刁钻油滑之辈岂能掌一国之朝政乎！公孙瓒骂袁绍：“昔日以汝为忠义，推为盟主；今之所为，真儿狼心狗行之徒，有何面目立于世间！”袁绍无言以对。忠义在自利面前不堪一击。 袁术听说兄弟得了冀州就来借账，这种心理颇有分一杯羹的无赖味，无赖心理也是国人必备元素。结果袁绍滴水不漏，“术恨之”，哪里有什么兄弟情谊，一利不得就生至人于死地的狠辣之心，这还不如村妇农夫呢！仅是恨一下，也许还可说得过去，个人私情吗！可是，袁术编谎言，修密书，为一千匹马竟借孙坚之刀杀兄，只见利字不见亲情德义。 孙坚私藏国玺，并且指天发誓“吾若果得此宝，私自藏匿，异日不得善终，死于刀剑之下”。一语成谶，三十七岁于岘山被乱箭射死。藏匿玉玺，谋求大位，私利之大，使孙坚不惜以命相搏；以利生隙，斗狠之心，又使他忘乎所以。于是，急匆匆走上了黄泉路。 王允，乍看去，是一心为汉，长于忍耐、谋划，貌似有国士之风。可是王允真的是治国之才吗？且看蔡邕为董卓一哭的说辞：“邕虽不才，亦知大义，岂肯背国而向卓？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自知罪大。愿公见原：倘得黥首刖足，使续成汉史，以赎其辜，邕之幸也。”一介书生，真纯之语，作为治国之士，当见其真；在内外混乱之际，当以大业为重，可是王允愤恨的是蔡邕站队站错了的政治错误，政见不同，不能容其生。这就是政治上的自私与偏狭。当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四人上表求赦的时候，王允却“独不赦此四人”。其实，那个朝代，各为其主是行为的核心，每个人并没有明确的主张立场。王允执意不赦，导致朝廷再次陷入混乱，自己也葬身于敌手。由此看来，王允并不是能为朝廷主张大事之人，而只是一个以朝廷为己利之载体的自私之徒而已。罗贯中说他“英气连霄汉，忠诚贯斗牛”，其“英气”“忠诚”在掌握政权之后变成了颟顸之气。 吕布如何？吕布心里并没有情感与立场，“三姓家奴”，是对他最好的概括。他悦貂蝉之色，并未有可许之情；他尊董卓之权，也不存在父子之义。吕布，在人格上既卑鄙又龌龊。“大丈夫生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每每在背叛之际以此语为自己打气，这是背信弃义之人为自己找到的最好借口。 除这些男子之外，唯一女流之辈貂蝉却别有他样。她身为王允养女，确实抱着捐躯赴义难的决心立意行事的，有智有谋，玩弄董卓与吕布于股掌之上。与他人相比，貂蝉只有报德之心而无欲求之想，这是她与众男人的根本区别。 私利大于德义，恩怨强于亲情，没有底线原则，混乱中的三国人物，哪里有英雄本色！读三国，若匍匐于其脚下，真的把这些人物当作了英雄，其对中学生的价值观建构危害甚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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