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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信陵君窃符救赵》，让学生自读一节课，下课的时候，我听徐心蕾同学给同位说：魏公子让我恶心。我暗暗地记在心里，窃喜不已，正愁没找到破解这篇文本的入口，她就给我送来了。 第二课，我的问题是：徐心蕾同学说魏公子让她恶心，而明代的茅坤却说：“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请研读课文，说出自己的观点及理由。 先请看徐心蕾同学的观点。 1.魏公子之贤不过在于“好客”，其谋略远见无多大体现。且其“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也无法体现其识人之才。而就“救赵却秦”一事来说，在“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的情况下，并未有对公子救亡行动的描写，公子不为所动，直到使者以“公子之高义”劝说，才有所行动。所以我认为，他也不是出于亲情的考虑。且其“不能得之于王”后，“欲与赵俱死”，实为莽夫，谋略均出于侯生。 2．其请侯生一节，虽多写其谦恭之状，而为什么一定要铺排这么大场面，过市，大宴宾客，为使其贤名世人皆知？“从骑皆窃骂侯生”“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公子是否就满足于这么一种人皆以为其贤的好名声？他为什么不待侯生事情结束得差不多了，再吩咐人安排宾客准备开宴？亦或者连车驾都不准备，直接徒步上门拜访，这样不显得更有诚意吗？或许有人会说，车驾是为迎接侯生而备，公子是为了接侯生入宴，事先并不知道有没有空，愿不愿意参宴。若真为有心，为什么不先使侯生成了门客后，在他愿意的情况下开宴，他也有个准备，也可使其衣冠整洁地在众人面前亮相，虽然侯生不在乎衣冠，而公子若能为其考虑到这一点，才真为爱士。我认为，可以合情合理猜测，魏公子是个爱名之人。“窃骂”，从骑应该距离不是很远，那还是被太史公知道了，可以想像魏公子在众人目光中执辔，耳边时不时传来从骑的骂声（固然是为公子鸣不平而诉侯生无礼），他是享受的。他用这样一种有作秀成分的方法，满足自己的虚荣。 3．公子最后留于赵国，而开头“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此虽为太史公极意描写之笔，并无史料可查，而亦说明了当时的魏公子具有一定影响力，他救了赵国没错，而这对于他的母国魏国是否就招致祸患？魏国因此得罪了秦国，而又失去一员大将晋鄙，公子又留在了赵国（势必公子的势力都大部分转移到了赵国）即使没有太史公写的那么有夸大成分，对魏国利益无疑是有损的。 4. 最明显的必然是“公子闻之，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虽然经客劝说，他改正了，而他口口声声说“以负于魏，无功于赵”，也没见他对魏国提出什么请罪之说，无功也在赵国安享“以鄗为公子汤沐邑”的待遇了，不是自相矛盾么？ 5.“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一句就够了，他为什么还要加上一句“天下莫不闻”，令天下闻，是否可以理解为这也是他“待侯生备”的目的之一？ 这种解读方式可能极具代表性，当然也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我们稍作分析。 首先，魏公子是一个只图礼贤下士之虚名的人吗？司马迁的得意之笔，为什么在学生的眼中，没有产生反响，反而被解读成做秀虚伪呢？其中的原因，是学生的阅读意识偏差，还是司马迁的叙事本身存在问题，这需要弄清楚。 史传作品是以史的眼光读，还是以文学的眼光读？如果以史的眼光读，做实那些细节，无可厚非；如果以文学的眼光读，虚构则成为合理。如果说兼顾二者，史、文结合，那么又该如何拿捏其分界？ 其次，徐同学提出的疑问，基本是按照“现实性”这一前提来质疑思考的，如果反过来，真的按照她所提出的“应该这样”来写，信陵君还能“活”到今天吗？ 但，另一方面，徐同学的疑问并不是没有道理，极具真实性、现实性，这样一来，学生阅读的思维与司马迁的思维实质上不在一条道上。 问题是，是把学生的思维引向司马迁的思维之轨呢，还是让学生走上对文本进行重构的阅读新途径来？如果这个问题不明晰，我们的教学则将在犹疑、徘徊中止步不前。 其实，其他同学的解读已经为这两个问题找到了一些较好的答案，现在，我不公布，想请教各位老师：你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各位同仁，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必成文，片言只语亦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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