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八 14

七月丁巳，中书舍人苏轼言：『臣先曾奏论衙前一役只当招募，不当定差。执政不以为然，臣遂奏乞罢免臣详定役法。奉圣旨不许，经今月余，前所论奏，并不施行，而臣愚蠢，终执所见。吏部尚书孙永奏驳臣所请，盖是臣愚暗无状，上与执政不同，下与本局异议。如臣乖异，必害成法，乞早赐指挥，罢免所有臣固违圣旨之罪，亦乞施行。』又以状申中书省曰：『轼近奏乞罢详定役法，已奏，圣旨依奏。窃见孙给事奏驳前件圣旨[6]，乞取孙尚书及轼所议付台谏、给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后罢其不可者，须至申乞指挥轼前后所论役法事。轼已自知疏缪，决难施行，所有是否[7]，更无可定夺，只乞依前降指挥行下。轼自今日以后，更不敢赴详定所签书公事，伏乞早赐施行。』从之。轼意以为差役法弊当改，但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出为入，无多取民钱，则不足以害民。尝白司马光，光不然之。轼曰：『昔韩魏公刺陕州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不悦而罢。
　　九月丙辰，司马光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