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州作家，从文学到美学【No.668】 河南南阳 刘海武 公元一九二九年冬月的一个夜晚，天漆黑黑的，冷风刺骨，在南阳潦河杨官寺村向南的一条官道上，跌跌撞撞、慌慌张张地走着一家四口人——那是正在逃难中的我的爷爷、奶奶、父亲和姑姑。
晚上喝罢汤（当时农村晚饭都叫喝汤），爷爷、父亲到邻居家串门闲聊去了，奶奶收拾完锅灶，刚把纺花车子摆好，就听见门被敲得“啪啪”响，伴之急促的“快开门！”“快开门！”的喊声。奶奶开门一看，是村里表亲赵家的一个后生，叫赵金贵，二十七、八岁，我们叫表伯，从小和我大伯在一起玩得好，我大伯到南方当兵去了，这位表伯在南阳城里做点小生意，结识人多。奶奶一见，立即把他让进屋里，忙问啥事儿真急？金贵表伯说：“刘娘，不好了！今天下午天快黑时，我有个在警局的朋友找到我，说南阳王先生出事被抓了，现在正在查清楚，都有谁跟随他，明天要一个一个缉拿！我想起二表弟不是跟着王先生干吗？所以我就一点也不敢耽误，回来给你们透个信，叫我二老表赶紧躲躲吧！”奶奶一听慌了神儿，顾不上招待金贵表伯，赶紧让我小姑到邻居家把我爷爷、父亲找回来，一家人当即决定，连夜离家逃难。爷、奶把只有七、八岁的三叔（永才）寄养在西院本家，等新落脚处安排好了再接走。仓促间收拾了衣被用品（穷人家没什么东西），爷爷挑一担，父亲挑一担，奶奶肩上斜背一个自织的蓝洇花包袱，一手拄着拐杖，一手不时拉一下没走过夜路的十四、五岁的小姑。逃难方向在收拾东西时也大体定了，就是往“底下”（向南）走！过去可怜年代，人们常说：能上南走一天，不往北走一千！加之平时常听去襄阳做小生意的人们说，湖北河南交界处，地广人稀，容易找到落脚的地方。所以，一家人没怎么犹豫就向南走了。路上行走的艰难就可想而至了——冬夜，天阴，看不到星光，到处漆黑一片，全仗爷爷、父亲路熟，只能勉强看到昏昏的路径。由于慌张，走得又急，倒也不觉甚冷，只觉硬雪粒打在脸上生疼生疼。临近村庄时，偶尔能听到一、两声犬吠。过刘庄后，一家人稍稍平息下惊恐的心，奶奶就埋怨起爷爷来：“我说平时叫你们老老实实做庄稼，穷就穷呗！可你爷儿们不听，偏要舞枪弄棒，胜儿（父亲叫永胜）还要跟那姓王的干那掉头的事儿（王先生当时从事的可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作），这不出事儿了？弄得咱抛家离口的，多凄惶！”爷爷刘世虎（爷爷弟兄四个，大爷世龙，二爷坷垃，四爷世杰，爷爷排行老三），此时年近五十，中等身材，打小习洪拳，二、三十岁已是家乡一带闻名的武师。农忙之余，多有邻近庄的年轻人跟随爷爷习武，有时也给人出过“镖。”但由于奶奶娘家是官寺本村河西的苏家，家族大，从小受到的家教严，虽家贫却是一副大家姑娘的派头，只求安生过日子，反对爷爷干什么“护镖”一类的事，爷爷也只好把习武多用作健身之道了，不想父亲却因此惹了祸，给家里带来了麻烦。听到奶奶的话，父亲想着是自己连累了二老和全家，心里只有愧疚和不安，因此没有吭声。爷爷发了话：“事儿已经出了，这会儿埋怨有啥用？再说胜儿干的也是正事！你看眼下的世道，咱穷人还能过安生日子？不是有句话：树挪死，人挪活！咱换个地方有啥不好？”奶奶平时就不好与人争论，听了爷爷的话，觉得在理，不由又叹了一声气说：“理儿是这样，不过一下子离开生活了多半辈子的老家，离开了亲朋好友，心里总是不舍！”父亲接了话说：“爹！妈！我年轻少壮（当时21岁），到底下（过去人们称北方为“上头”，称南方为“底下”）我一定要混出个样来，不让您们操心受累！”暂时无话，只听到四个人脚步轻轻的踢踏声。小姑因瞌睡，走着走着头猛“栽”一下，险些跌倒，奶奶慌忙一把拉住，又喊她：“妞！别睡！好好看路！”大概半夜时分，一家人走到离杨官寺四十多里地的莲花（那时叫“莲花池”），因实在又困又累，爷爷只好喊开跟着自己学武的一个徒弟家的门，稍作休息，就又艰难地向南跋涉了。走啊，走啊，天终于慢慢地亮了起来，一条河横在面前。爷爷、父亲都说：“这是湍河，就到汲滩了”。天虽大亮了，可因是冬天的早上，冷得很，人们没事儿都不愿起早，所以路上只稀疏地遇见一两个行人，多是去汲滩街上赶集的。当时的汲滩已是较繁华的集镇，湍河向东至白河通船，陆路南至襄阳，北至南阳，西至老河口，东至新野，通商通邮马车络绎不绝，人称“水陆码头”。虽是繁华，可当时河上还是没有大桥。在镇西边东西向的河道上（湍河自西向东，接近汲滩镇时，急拐弯向南、东南流去），靠一、两条木船摆渡。冬天无汛，河水落浅，有热心人搭起一座独木桥，但水面也有几十米宽，中间有几个柱子支撑，水深也有丈余。一家人经此，天刚明，尚无渡船，那只有从独木桥上过了。爷爷父亲挑着担，把脚横着，成外八字，在桥上一步一步挪。他俩都是练过武、走过桩（梅花桩）的人，过此独木桥尚能对付。可苦了奶奶和姑姑。她俩都是“小脚”，加之奶奶上了年纪，姑姑小，又跑了一夜的路，又累又困，这猛一站到独木桥上，低头看着湍急的河水，打着旋涡汹涌而去，不由得胆颤心惊！后来听那一带人说，就是大白天年轻少壮的人过独木桥。掉下水的人不在少数！奶奶让姑姑拉住她的后衣襟，反复交待别害怕，慢慢过。待到河中间时，姑姑低头看到湍急的河水，越看越害怕，越害怕心越慌，不由脚下一滑，只听到“哎呀！”一声，“扑通”掉下独木桥，把奶奶也带下水去了。这时爷爷已到岸边，父亲见状，来不及上岸，忙把担子放在独木桥上（扁担卡在桩子上的夹缝里），“扑通”跳下水去。奶奶体重，没被河水冲多远，父亲先把奶奶拉住，慢慢往岸边拖。眼看小姑已被河水冲走两丈多远，在水中挣扎着。此时刚好一年轻小伙子也从独木桥上走，看到这情势，毫不犹豫地跳下水中，把姑姑救了上来。姑姑叫刘永华，性格爽朗，识事明理，喜欢帮助人！左邻右舍的习惯让她说公了事，深得人们爱戴。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我还在姑姑家待了一段，度过了饥荒。因此说，姑姑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姑姑2001年去世，享年88岁。在她有生之年，每次向我们说到小时候逃难在汲滩落水这一幕，都要虔敬地感谢那位不知名的恩人！话说当时，奶奶、父亲、姑姑几个人从冰冷的水里上来，冻得浑身直打哆嗦，爷爷立马就近找了个人家，把几个人的湿衣服换下烤干，胡乱吃点东西，就又继续赶路了。过了桑庄，近晌午时过孙庄、刁河，再往西南走，就是这次逃难的目的地——王堤了。
王堤村的位置，在构林关东十里，旧时从南阳去襄阳的必经之地，现在“二广”高速就从王堤村西边擦身而过。要说今天仍可看到“堤”的地方，是从王堤北边三、四里的“邓桥”村（构林镇管）到稍西南的“先生庄”（户周村）西侧的“三叉口”（清龙渠、黄龙渠交汇处），有七、八里长的地势明显高于两边的一道“岭”。“王堤”在堤中段间最隆起的地段上，立远看去，好一派巍峨气势。至于堤的形成，儿时听老人们传说，是古代商旅的骆驼队经常从这儿过，久而久之，骆驼蹄子上的沙子落下堆积而成的——这显然是没科学依据的。本人经几十年的观察、揣摩，又佐之以史料，较相信下面这一说法：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二十八宿之一马武，被刘秀封为“山都侯”，驻守古城（在王堤西南十一、二里，现构林古村东侧，即古村小学校址上，城后村的南边，现还有马武的塑像），开凿的一条运粮河（从新野县城西白河西岸“齐花园”处向西南经王堤至古城），王堤的“堤”正是古运粮河道西侧的河堤，王堤东面地势较洼的南北狭长地带，乃是古运粮河的河床，至今在农田里还很容易看到许多完整的、不完整的小螺蛳、小蛤蜊壳。那为什么又叫“王”堤呢？据村里王姓人族谱记载，明初，一对王姓夫妇，从桑庄湖堰东的“砖桥村”，搬迁到这里落户，“王堤”就逐渐被叫开了。我家初到这里时，王堤已有二百来户人家（现在有三百多户，人口近两千），光“好家儿”（地主、富户）就有三十多家。周围五、七、八里小村子的人家，多是这个村的佃户。我爷爷、父亲们当时看到的王堤，俨然一派土城堡的气势：村子东西长一里半，南北宽一里，四周有寨墙，寨墙外有既深又宽的寨河（这些一直保留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代末、九十年代初），除西边没设寨门，东、南、北三个寨门，并有炮楼耸立在寨门里侧和寨墙角护村。村中南北有三道水（村里人叫“河”）连着寨河，并有小船摆渡。“堤”由北往南纵贯村的中央，“南门”、“北门”在堤上，主街道也是依堤而建。我至今还懞懂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当时六岁左右）王堤主街道的大体布局。听老人们讲，打北边来，进了北门，首先是座东朝西的一大“花行”（收棉花、轧棉花等），对面是粮行；往南东边是钱庄、当铺，西边是染房；再往南一点，即“十字街”口，东边是饭铺，西边稍远一点儿是“油坊”。十字街东南是一小湖（修寨墙取土形成的，包括寨河也是），岸边垂柳依依，湖里荷花飘香。十字街西南是村里的大石牌房（两侧及上边刻的字因我当时太小不识，现村里也无人说得上来），牌房两边稍前各有一拴马桩（青石的，上刻有小狮子）。牌房南两丈多远有一座西面东的碑楼，中嵌一个八、九尺见方的“九龙碑”，这块“九龙碑”上世纪六十年代垒在我们六队场房的山墙上，故印象深。后场房扒掉，“九龙碑”不知去向（这些珍贵的东西在三年自然灾害和后来的六十年代中期被毁掉，多成了集体修桥、盖房或修路的材料了）。十字街南侧是“酒馆”、“茶馆”相对；再往南，就是铁匠铺、“牛绳”（即买卖牛的市场）等。我爷爷奶奶们到王堤街上时也刚过午，早上饭没吃好，加之一百二、三十里路的奔波，早已是又累又饿。经人指点，到街上的饭铺吃了饭。由于是外乡人，难免招来人们的好奇，询问，同时也知道了些村里的一些情况。虽没记下饭铺掌柜的名字，可知道了饭铺掌柜的儿子叫“福娃”，和我父亲同龄，很是热心。当时到饭铺的还有几个邻居老者，问了我家的情况，就热情地介绍指点，说出村南门走一里许，有一寺庙叫“迪陂寺”，空房不少，可暂栖身。爷、奶听后很是感激，饭后，就领着父亲、姑姑，带着不多的行李，去迪陂寺了。
从王堤往南三里地，有个小村子叫郭庄，迪陂寺在王堤和郭庄的中间。迪陂寺，西靠古运粮河堤，东去一里半即是汉代冶铁遗址——“钳卢陂”。村里老人们也说不清楚迪陂寺的始建年代，相传可能是在元末明初（只是推测，欢迎有识者斧正）。寺庙占地近百亩，房屋四十来间。山门朝南，进去南北纵排三重大殿。第一座殿是“天王殿”，供奉的是玉皇大帝、四大天王、太上老君等；第二重殿是“观音殿”，供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和妈祖等；第三重殿是“大雄宝殿”，供佛祖及阿弥陀佛和消灾延寿药师佛等。东西两厢房主要是寺庙的方丈、主持和众僧人的住房，还有厨房、库房、杂物房等。清末民初，寺庙香火较旺，和尚近百人（传说迪陂寺有一怪现象：庙内和尚不能满一百。若满一百或是过百，必有和尚要死，人数只保留在九十九人以下）。听说最后一主持，生得膀大腰圆，肥头大耳，外号“铜头和尚”，由于经常练头上功夫（用木棒击头），前额上隆起一个大肉包。人们说他，把碾盘上的大石磙放在地上，“铜头和尚”弯下腰，两手扶地，一头能把大石磙顶出三、四丈远。至于打场用的散磙（小石磙，两个一对，一个也有三百来斤），“铜头和尚”一手一个，舞得随心所欲，轻松自如。解放前夕，寺里有一和尚，人们只知喊他“老木”，个高体瘦，脸色黄黄的，一看给人一种病恹恹的感觉。老木吹得一手好箫，夏秋晚上人静时，村里人们在南寨墙上乘凉闲聊，时而隐约、时而清楚地听到老木的箫声。读过书、上过学堂的人能听出，他吹的有《苏武牧羊》、《关山月》、《陈杏元和番》等曲，听者无不感到凄凄楚楚，哀哀怨怨。迪陂寺毁于1948年11月上旬。王凌云的国民党匪军一部，从南阳往襄阳败逃，经王堤迪陂寺，并在寺里过夜。这时寺内只剩三、四个和尚，对匪军的无理要求应付不周，引起匪军纵火烧寺。偌大的、曾经有过几百年辉煌的、载着方圆几十里人们心中无数美好传说和回忆的迪陂寺，一夜之间在大火中变成一堆瓦砾、焦土。还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爷爷、父亲们逃难来这里时），迪陂寺的庙宇虽没怎么颓败，可香火已不是很旺，寺里的和尚也只有二十来人，生活多靠自己种地（有庙产）解决，两厢空房较多，我爷爷奶奶没做什么难就被安置在西厢南头的两、三间屋子里住。打这以后，白天，爷爷、父亲背起锻磨的家俱，到周围村子里揽活（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仍在使用石磨磨面。石磨用上二十多天就钝了，出面不快，需重新锻）。我爷爷、大伯、父亲，还有后来的三叔，都会锻磨的手艺，被当地人们称为“石匠”。父亲手艺好，为人耿直忠厚，颇受十里八村人们的欢迎，活好找，挣下来，不难一家人糊口。奶奶和小姑就在庙里做做针线活，有时也出来在寺庙周围的农田里拾点儿柴火，寻觅点儿野菜啥的。在迪陂寺住有月余后，不顺心的事儿接连出现了。一天，父亲说是有一“朋友”去湖北枣阳办事，需护送没在家（奶奶揣摩还是与南阳的事有关），爷爷到附近村里锻磨去了，下午天将黑时还没回来。这时南边邻村一恶霸地主（这里隐去真名）的一群狗腿子（有七、八人之多），到处转悠祸害乡里，不敢进王堤大寨，就踅摸到迪陂寺来了。这伙人进寺后就看到了我奶奶、小姑，经询问，得知这寺里还住一户外来人家，当即就要胁奶奶，速速备好酒菜，招待他们。奶奶说，我们是逃荒来的，吃了上顿没下顿，男人们又不在家，哪有啥东西招待你们！这伙地痞不依，顿时恶言秽语相向，个别甚至想动手动脚。恰在这时，爷爷回来了，见此景火上心头，怒喝：“你们这几个鳖子想干啥？！”这些地痞流氓一看就爷爷一个人，也不曾想有什么本事头，领头的就轻蔑地说：“想干啥？就是想找事儿呗！”边说着，边招呼他的狐朋狗友一起上来收拾我爷爷。常说“会者不惧”！爷爷也没怎么使招用劲，只听得“辟辟啪啪”，三下五去二，就把这伙人拾掇得东歪西躺，哎呦求饶，继尔一个个灰溜溜地出了寺门，向东南方落荒而去。这就埋下祸根了。这伙人吃了亏，就商量着想个啥法子，治治这户外来人家。办法终有有了——这伙人中，有一个和湖北边上（襄北丘陵地带的黑松林中，常有土匪窝藏）的土匪杆子李信娃手下的一人相识，就暗地勾结土匪，窥探爷爷何时不在家，几天后，寺周围来了几个陌生面孔的人，趁奶奶出去拾柴，大白天把奶奶绑架走了。天擦黑爷爷回来，不见了奶奶，心急如焚，打听庙里的和尚，都说“不知道”。一人说：“我看到刘嫂出去了，只当是拾柴或是找野菜去了！”爷爷没有寻找的方向，又要照顾小姑，真真是束手无策。意想不到的是，晚上不到一更天，奶奶又被人送回来了！原来是老家杨官寺东南陆营一带有一人，姓郭，曾受过我爷奶的接济，后来可能因家中实在过不下去，被人拉到襄北，入了这帮土匪的伙。这天傍晚当他看到新绑的“票”竞是自己的恩人时，当即动了恻隐之心，立马找到杆子头，说这位大娘是自己的表姑，人如何如何善良，又是逃荒刚到这里，榨不出啥油水，不如放了积点儿德。杆子头同意了，姓郭的就主动要求把我奶奶送回来。这当然是天大的好事！一家人否极泰来，喜不自禁！父亲也从枣阳回来了，留这位好心人吃了饭，父亲又送他一程。我小时候每听到父亲和姑姑说到这里，都会想到，做善事终有好报！第二年（1930年）三月，爷爷、奶奶和父亲他们住迪陂寺已三、四个月了，王堤村里已有不少人和爷爷父亲熟识，都觉得从“上头”下来的这家人不错，尤其是爷爷、父亲，人正直可靠，又有手艺，都劝不要再住寺庙上了，搬进村里来住。加之爷爷奶奶经好心人说合，把我姑姑许给王堤北门里一家底中等殷实、口碑又好的人家（两年后姑姑出嫁，姑夫王中山），那我家又与王堤成了姑表亲戚，爷奶、父亲他们就结束了寄住迪陂寺的日子。从1930年到1948年这将近二十年里，我家在王堤村先后住过“花园里”，“前门上”，“前场里”等几个地方（当然也是给这几个大户人家当佃户），解放初土改时，我父亲是农会委员兼副主席（主席是王保玉），我家分了“前场”大地主家群房园上房五、六间（小房子），至此可算是有了自家的房子住啦！我们姐弟六个，四个小的都是在这里出生、长大。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弟兄们各立门户，这些房子得到了改造。哥、弟另选新房址，我舍不得离开这老宅基（房后是村中间东西主干道，学校），因这里有着我们幼时得到父母亲恩养的美好回忆，有全家人在一起生活的无数苦辣酸甜的亲切场景。一住到这里，就会联想到亲人、家史……1990年暑假，我把第一次建的屋架房（墙是外砖内坯，上棚很凑合，已不能避雨）扒掉，盖起楼房（上房）、偏房和楼门院墙，直到目前还不算落伍，房舍结实，坚固如初。
光阴荏苒，爷爷、父亲他们当初从杨官寺老家逃难到王堤可有91年了。在这里有必要给大家交待一下我家的发展变化情况。
当时到王堤稳定下来后，爷爷奶奶就回老家去了。爷爷在1953年上半年去世，享年73岁。奶奶1964年83岁高龄去世。1963年麦收天，已是82岁的奶奶，最后一次来王堤看我们，住有月余，还给我们姐弟每一编了一顶草帽。我没见过爷爷，奶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大度，开朗，稳重，慈祥。父亲们弟兄四个算是两下居住。在老家杨官寺住的有大伯、小叔两家。大伯刘永臣，年轻时在南方当兵，经多见广，豪爽仗义，喜欢救人危难，在潦河杨官寺一代颇有好名。大娘湖南人，姓何，生养一堂姐，一堂哥（海山）。海山我叫四哥，大我一岁聪明多才艺，16岁入南阳县豫剧团，后转入南阳电石厂，南阳科技院。退休后还经常和乐友们一起娱弄管弦。侄子中运，是交管上一基层领导。连侄孙子刘荣毅，现已大学读研毕业，从事医学工作。我小叔刘永成，成家晚，婶子姓王，仅有我一堂弟海双，64年生，当过村长，在杨官寺也算是人中翘楚。两个侄子中基、中石现在事业干得风生水起。再说邓州王堤这里，住我家和三叔家。父亲是1940年成家，母亲大人是湖北古驿人，姓吴名秀芝，虽没上过学，可聪慧善良。父亲母亲在村里名望很高。从小教育我们姐弟要学好，对人讲礼貌，行善事儿，走正道！这对我们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父亲1981年底（73岁）去世；母亲2013年（93岁）去世。大姐海英，1941年生，1961年考入西安，成为我们小姊弟学习的榜样和刘家的骄傲，后在部队医院工作。哥海文，1951年生，虽在家务农，可两个侄子中静、中振都大学毕业，如今在大上海都干到了老总、老板级别。我小弟海波，1963年生，1981年考入河南大学，毕业后在省府高校工作。想来唯有本人的经历坎坷：1953年农历八月生，六、七岁正长身体哩，遇着三年自然灾害加困难时期；读小学初中虽优秀，可上高中凭推荐，大队安排我直接留校当了民师。接下来就是去参军、入党，回来再教书，考公办。1984年5月（31岁）终修成正果：当上了中学公办教师，中学校长。爱人李凤莲，和我经历相仿，我们均执教四十年，如今都已退休，每月及时领取党和国家给予的丰厚的退休养老金。一双子女（女儿是大的）都读了大学，也都有了他们想干和应该干的事业。女儿刘云，儿子中雷，秉承家风，敬业工作，在单位都担负着领导责任。加上里外孙子、孙女齐全，现在回想起来，很知足，很有幸福感！和我们一起住王堤的还有三叔家。三叔刘永才，婶子也姓刘，堂哥海春，与新中国同龄，在我们堂兄弟中排行老大，中学毕业后参军，复员后到农机部门工作，成为乡镇农机站领导。侄子中俊，跟姐姐在珠海发展。有两个侄孙子。海春哥退休后与嫂子在老家带孙子。这些年，农村年轻人都出去了，连我们也搬到了城里住，哥嫂家成了我们刘家在王堤的“留守处”、“大本营”。外边的人回来了，都到哥嫂家吃饭。如今哥嫂都是七十出头的人了，可喜欢家人聚在一起，虽忙碌辛劳，却感觉热闹，有亲情，其乐融融！堂弟海棠，现全家跟着大学毕业的侄子中勋，住在深圳，也是应爷的人了，家庭过得兴旺幸福。 
现下邓州刘集王堤老家的新农村建设已见成效：油路四通八达，住房小楼林立，还有光伏发电基地啦，民俗及传统教育基地啦（老校舍改建）……一到晚上，村里路灯铮亮；漫步村里，处处歌舞升平……可我每次回老家，在田间地头散步时，不由自主地总会想起迪陂寺来。
遥想迪陂寺在她存在的几百年里，曾经每日香烟缭绕，是方圆几十里人们寄托精神上的希望、获取心灵上慰籍的地方，可恨的是在解放前夕，她被溃败的、灭绝文明的国民党匪徒们纵火毁之。小时常听大人们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周围十里八村的人们，经常去迪陂寺遗址上，扒拉好的砖瓦、石墩等，拉回家用。五九、六零年，当时我六、七岁，还没上学，经常和小伙伴们去迪陂寺遗址上放羊、玩耍，在周围的沟渠里捉鱼虾，能在好多地方看到寺庙的墙根基，砖是很大的那种，一块顶现在砖的四、五块大。今天，迪陂寺和她东边的汉代冶铁遗址“钳卢陂”，虽在邓州志、邓州文物典籍中有记载，可那只是一种文字符号，有几个年轻人知道她，想到她？可喜的是，这两年几次回王堤老家，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有关上级领导和本村的一些有识之士，正在酝酿着一个有意义的提案，其一，恢复王堤村的寨墙、寨门和村中的水系（河边硬化，岸植垂柳），水中环村通游船、画舫；其二，重建迪陂寺。因现在的环省农村通道从迪陂寺遗址南侧东西向经过，“二广”高速公路从她（及王堤村）西侧南北贯通。若这两个设想能够实现，王堤村将成为一个富有文化内涵的民俗旅游胜地。她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机器轰鸣的现代农业作业和人们一天到晚只盯着手机看的所谓的时尚生活模式，而是一种悠久历史的回味，一种厚重的传统文化的熏染，且有着较强的民族凝聚力、有着独特鲜明的个性特征的、绿色环保的、健康的农村生活——在我有生之年若能看到这些，那该多好哇！
投稿须原创首发，请将作品、作者简介、作者照片三者放在一个邮件里，用附件发送。附200字以内的简介，个人照片一张，并留下微信、电话等联系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