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具一格的人才引进 ——桂子山语丝之十九

最近这些年来，高等学校建设“工程”不断，“985”、“211”、“双一流”，每一项“工程”都和大学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与大学的生存发展血肉相连。学科的评估，大学的排名，五花八门“工程”的建设，在在与人才，特别是与“帽子人才”关系紧密。于是乎，帽子大战、人才大战硝烟四起，战火纷纷。全国各地挖院士，抢“长江”，争“杰青”，夺“千人”，拉“万人”，等等，竞争异常激烈，几家欢乐几家愁，谈及人才总是欲说还休。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争夺存量，对既有人才，尤其是已经比较成熟、拥有较好平台和优越条件的人才，你挖来，我抢去，到底对国家的学术事业、高教事业有何好处呢？到底利大还是弊大？这些恐怕都值得反思和总结。

近读《章开沅口述自传》，注意到上世纪80年代，章先生创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后来担任校长期间，皆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但瞄准的方向、引进的方法似乎与今日之弱肉强食式的巧取豪夺完全不同。这里且说说章先生与唐文权老师的故事。在口述自传（第308—309页）中，章先生把与唐文权的交往，他如何被引进华师，作了简明扼要的描述，原文如下：

我总记得我和唐文权之间的交往。文权出身苏州唐家，是唐伯虎的后代。他在“文革”前毕业于苏州师专文史科（两年制），一直在苏州的中学任教。但他有心向学，“文革”期间在汤志钧先生指点下系统研读章太炎的文献，颇有心得。大概是1975年左右，他开始和我有书信交往，探讨章太炎研究。通过书信往来，我发现他真是一个读书的种子，假以时日，必能大成。1980年元旦前后，为了研究江浙资产阶级，我到江浙一带查阅文献。其间，特意与文权联系，一则请他导引我去苏州市档案馆，一则见一见这一位通信多年的朋友，好好了解了解他。经近距离接触，我更进一步认识了他向学的决心和学养的深厚。

次年，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他明确表示愿意从我治学。于是，我立即向学校打报告，发商调函。学校很支持，苏州市教育局也很支持，但华师的顶头上司湖北省教育厅不答应，原因是唐文权只读了两年制的大学，没有正规大学本科毕业文凭。我们多次说明唐文权的学术水平完全能够胜任大学教职，而且前程必定看好，但毫无效果。

幸好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到我校考察工作，并专门到历史系看望张舜徽先生与我，临别时诚心诚意地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难题需要他帮助解决。我就乘机汇报调动唐文权受阻一事，舜徽先生立即拍案而起，大声说：“我连中学文凭都没有，新中国成立前还能成为教育部的部聘教授呢！”司长颇为感动，安慰我说：“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但调动手续还必须经过湖北省教育厅办理，我这就与他们商量。”

果然，他在回北京以前与教育厅负责人深谈过一次，教育厅终于正式发出商调函。就这样，1983年，唐文权正式进入本研究所工作。

章先生时任华师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他求贤若渴、引进中学教师唐文权之事，我过去略有所知，从其口述自传中方知其详。把一个人从苏州调到武汉，从中学（苏州一中）调进大学（华中师大），当然属于“人才引进”，只不过这里的引进是打破常规的，是不拘一格的。与其简单地说是人才引进，还不如说是人才的发现与培养。其实，章先生在担任所长，以及后来主持校政期间，此类不拘常规、破例选人进人还有不少。事实证明，在学术界学位与学养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名不副实者很多。而像唐文权这样的“三无”人员（无高学历、无大头衔、无留学经历），偏偏酷爱学问，沉寂苦读，厚植根基，终至学术上硕果累累，成就令人瞩目。

1983年，唐文权老师调入华师时是43岁，正值盛年，前程无量。令人痛惜的是，他因不治之症于1993年10月去世。当时章先生正在台北政治大学教书。老人家接到讣告已是12月4日。他在次日记中写道：“昨日接唐文权讣告，并附临终手书一纸：‘西行求法，寒窗十载；导引之恩，永世不忘。’……（他）1983年调来我校，至今恰好‘十载’。英年早逝，尘缘已尽，终成一别，伤哉！夜不成寐，辗转反侧，晨起草拟挽联：‘姑苏结交，江汉论学，风义兼师友，人间难得有此知己；以研章始，以评陶终，清誉传中外，苍天何不假之以年？’（‘研章’指与罗福惠合著《章太炎思想研究》一书，‘评陶’指曽被列入100本优秀中青年读物并获全国陶行知研究一等奖的《平凡的神圣——陶行知》学术传记）。”

章先生慧眼识才，爱才惜才，更重作育人才。还在苏州的中学任教期间，唐文权老师就在章太炎研究方面下苦功、读原著，学术路数很正，多有积累。他先后发表了《戊戌变法时期的章太炎》（《中国哲学》1980年第8期）、《试论章太炎哲学思想的演变》（《哲学研究》1981年第2期）、《辛亥革命前章太炎的佛学思想》（《中国哲学》1982年第8期）等有分量的论文。章先生评价说：“当时能从佛学角度探讨章太炎思想者为数不多，他的学术功力与研究深度，自然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

调到华师后的十年，唐文权老师如鱼翔水底，鹰击长空，创新性成果源源不断。仅以著作来说，他与罗福惠教授合作，1986年出版了《章太炎思想研究》，自成一家之言，在学界颇有影响。随后，写成并出版了《东方的觉醒：近代中印民族运动定位观照》（收入章开沅先生主编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收入冯契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另与章先生合撰并出版了《平凡的神圣——陶行知》一书。对于华师近代史研究所的重要集体项目“辛亥人物文集丛书”，唐老师不仅为丛书设定体例，周密规划，而且花费大量精力寻访稿源，筹集资助，审校书稿。他自己率先整理刊行《雷铁厓集》，与桑兵合编了《戴季陶集（1909—1920）》。与校外著名学者合作，唐老师也贡献良多。如与卞孝萱教授共同编辑《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协助汤志钧先生校辑《梁启超全集》。他的一些单篇文章2013年由华师中国近代史所同仁辑为《唐文权文集》出版，收录论文33篇，约55万字。此是专为纪念唐文权老师在华师近代史所工作10年和去世20周年所编。

章先生在为《唐文权文集》撰写的序言中，对其成果如数家珍，而对其过早离世深感痛惜。笔者在80年代中期读研时，曾翻阅过《章太炎思想研究》，但囫囵吞枣，未求甚解。后来就职于学校出版社，有幸经手了《唐文权文集》、《平凡的神圣——陶行知》、《雷铁厓集》等书的刊行与再版。而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2012年11月初陪同章先生夫妇的苏州之行。由章先生倡议，并与苏州市档案馆联合主编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历时约20年，刊行了6辑，近800万字。“丛编”出齐后，苏州市档案局（馆）在该年11月4日的苏州档案日活动上，举行了隆重的“丛编”出版发布会。我作为出版社社长与近代史所马敏、朱英、郑成林诸位教授陪同章先生夫妇前往苏州参加活动。我在事后写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出版纪略》（与冯会平合撰）一文中，专门写下这样一段话：

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章开沅先生当时已是86岁的高龄，不仅亲自参加了苏州档案日的全部重要活动，为整套“丛编”首发揭幕，接受记者采访，还专门来到姑苏郊区，沿着泥泞的山路前往唐文权教授墓地祭奠，那番情景实在让人动容；老人家还专门抽出时间到医院看望为苏州档案事业呕心沥血、为“丛编”作出重要贡献、正在住院的叶万忠先生。这些活动我们陪同前往，大师的风范让人铭记于心、终生难忘。

写到这里，关于章先生与唐老师的交往似可告一段落。由此我想到，华师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学科为什么几十年来长盛不衰，不断发展进步，作为掌舵人的史学大师章开沅先生自身的作用和地位自不待言，而他的慧眼识才、精心育才，以至群贤荟萃、人才济济也是重要原因。一个学科、一个系所，乃至一个大学，要生存好，要发展好，行稳致远的关键还是人才。光想着“挖”别人现成的杰出人才，似乎并不是最好的、最可取的办法，尤其是放在更长时段、更大范围来看。章先生这种发现人才、引进人才、培育人才的做法与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2020年6月26日

主要参考文献:

1.章开沅口述，彭剑整理：《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唐文权著：《唐文权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范军著：《岁月书痕》，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简介

范军 1961年生，湖北荆门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传播学博士学位点负责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董事长，华大鸿图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副会长、湖北省编辑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期刊协会副会长。

长期致力于出版文化与产业、出版史、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和教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等；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出版文化散论》、《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中国古代诗歌编辑专题研究》、《中国出版文化史论稿》、《中国现代书业广告二十家》、《岁月书痕》、《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合著）、《苏东坡的人生哲学》等；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研究成果获得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武汉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论文奖）等，并有40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摘登。曾入选第五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湖北省宣传文化系统首批“五个一批”人才、第二届“湖北文化名家”、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并获首届湖北出版政府奖（人物类）、首届全国高校出版人物奖。